大流氓，大作家？

作者丨臭老九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对于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大多数眼中是并列的双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和托尔斯泰相比，有其极其独特的特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表面文学创作，实则真情流露？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征，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作品的塑造有其难以匹敌的真实性，比如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家提到画家将内莉画成丘比特时这样写道：“她那时的头发浅黄浅黄的，蓬蓬松松，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小衬衫，透过衬衫还可以看到她的娇小身体，她在这幅画像上显得多美呀，真叫人百看不厌。”

以至于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和作品中的主人公们相似的心理。甚至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澡堂性侵一个小女孩儿。这个信誓旦旦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的好友，也是他曾经供稿的编辑——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提到这个事情是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他说：“维斯科瓦托夫告诉我，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注）曾得意洋洋地说，他在澡堂里和一个由女家庭教师领到他跟前的小女孩……而且，请注意，在发泄兽欲时，他丝毫也没有感觉到兴味，感觉到女性的美和魅力。”

斯特拉霍夫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斯特拉霍夫称，文学史学家维斯科瓦托夫（Pawel Wiskowatow）是这件事的证人。但是，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涉及个人隐私问题上一向讳莫如深，而且据德国陀氏研究权威安德里亚斯·古斯基的说法：“他与维斯科瓦托夫 只有一面之交，因此斯特拉霍夫的说法并不具有可信性。”

有意思的是斯特拉霍夫给出的进一步的论据，居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文学作品中得到的反证，他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和《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最为相似。”

这个说法也是极不足取的，比如柯南道尔能够把福尔摩斯写那么好难道他当过侦探？斯特拉霍夫在文学批评方法上犯了根本错误。作家的创作来源于其想象力、观察力、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性的极端探究，不能简单等同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或道德倾向。斯特拉霍夫给托尔斯泰写信的时候，年纪也很大了，却犯了这么明显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德国陀氏研究权威古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将卡特科夫未准发表的《在吉洪的修道室》一章收进抽屉，而是拿出来“当众朗读”。”正是这个行为让斯特拉霍夫很不高兴，“这一点是激怒斯特拉霍夫的重要原因。”

一个在《群魔》中并未公开的章节就激怒了他，古斯基分析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的罪行细致入微地诉诸文字，已然是犯了大忌。而他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当众朗读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以便借这位恶人之口炫耀自己在描写淫乱色情方面的高超技法。这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斯特拉霍夫被激怒就导致了他给托尔斯泰的那封信的诞生，但真的只是古斯基所分析的这样吗？恐怕不尽然，斯特拉霍夫这封信写于1883年11月28日，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死了两年多了。他在死前几年还因为《作家日记》连续出版，以及演讲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我认为斯特拉霍夫会造谣，和自己的心理状态很难说完全没有关系。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我丈夫很喜欢和斯特拉霍夫谈天，常常在后者来我家吃饭以前要我准备好上等的葡萄酒和客人所爱吃的鱼。”这个事情在陀氏去世前不久。

孔子讲“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但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陀氏这个时候声望再次日隆，他晚年这样的友好和亲近，对斯特拉霍夫这位甚至都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日渐有被时代遗忘之可能的人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刺激。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高高在上的人表示亲密只能招来怨恨。”（尼采：《善恶的彼岸》）

安娜的说法也可以加以佐证。她提到陀氏《群魔》一书中有改写方案：“改写方案有几个，在澡堂里的情节是其中之一。”但“斯特拉霍夫为了泄愤，竟然毫无顾忌地把长篇小说改写后的这个情节，把斯塔夫罗金的卑鄙行径妄加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

另外斯特拉霍夫的指责还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当时社会对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所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时候有些人甚至把小说本身看作一种伤风败俗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这种偏见依然在发挥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

哪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俄国文学包括小说经过普希金等人的改造已经焕然一新，但是在斯特拉霍夫这样的人这里，特定类型的偏见新时代因为新的问题以新的面貌，又继续存在了下去。这表明偏见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轻易消失。如今还存在的部分性别偏见，以及某些地方个别人对外地人的偏见也能说明这一点。

天才总惹人非议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中，引述了托尔斯泰给斯特拉霍夫的信，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刻意回避了直接评论斯特拉霍夫提到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性侵小女孩儿的事情，托尔斯泰说：“不论是普雷桑塞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遇到障碍就会半途而废；因此，前者空有学问，后者则空有智慧和良心。”

托尔斯泰的回信非常模棱两可，这首先表明他是贵族或许不便评论，其次也或多或少印证了当时的社会，对小说家的作品以及他们为人处事的伤风败俗的议论的存在。这种议论甚至到毛姆的时代都存在，毛姆在他的书中就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向屠格涅夫讲述他和小女孩儿的事情。（毛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毛姆似乎并不知道，亚辛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十分肯定地写道，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屠格涅夫那儿，向他坦白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唉，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我来找您，为的是要您以崇高的道德观来衡量我卑下的程度！”可是，当屠格涅夫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而气愤的时候，后者却在临走之际说，“这都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这完全是出于对您的爱。我想逗您乐一下。”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根据И．И．亚辛斯基的说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后，屠格涅夫同意此一说法：这件事完全是由作家虚构的。但既然是虚构的又为什么会有如此长时间的生命力呢？我认为和大众对天才的想象有关，大众很容易想当然认为，既然天才有其超乎寻常的才智，自然就会存在不及普通人的劣根性。就像雨果说的：“天才总是令人非议。”（雨果：《时代的灵魂：莎士比亚》）

绝大多数人的认知特征，更容易传播那些符号化可以简单理解的事物。李普曼就认为：“虚构的事实通常由于符合人们的期待而被当作真相。”（李普曼：《舆论》）只要符合大众的想象，哪怕事情有纰漏存在也会被忽略，因为“人类会在特定情况下对虚构出来的事件做出和真实事件一样剧烈的反应。”（李普曼：《舆论》）

斯特拉霍夫一句在私人信件中散播的、充斥着怨毒与猜测的诬陷，如同投向深井的一颗毒石，它所激起的浑浊涟漪，至今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形象的倒影中隐约可见。缺乏证据的指控却因为其骇人听闻的特质和爆料者的特殊身份，竟拥有了惊人的传染力。但和真正的天才相比，虚假的邪恶永远不值一提。

主要参考资料：

[德] 安德里亚斯·古斯基 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索恩】[M]. 强朝晖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俄] 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著.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M]. 倪亮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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