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刘氏家族

嘉庆九年（1804），85岁高龄的刘墉，奉嘉庆之命，领着赏赐之物，从京城前往江苏，为家中九十大寿的继母颜太夫人祝寿。

这场祝寿活动，因有皇帝的参与，朝野上下格外关注。刘墉的同僚和门生，纷纷登门贺寿。

由于刘墉一再表示拒绝接受礼金、礼品等，大家只好在祝寿的对联上下工夫。

浙江巡抚阮元撰写的寿联是：

帝祝期颐，卿士祝期颐，合三朝之门下，亦共祝期颐，海内九旬真寿母；
夫为宰相，哲嗣为宰相，总百官之文孙，又将为宰相，江南八座太夫人。

协办大学士朱硅请人代作的寿联是：

夫作宰相，子作宰相，伫见文孙咸宰相，古今一品太夫人，能有几个？
天许长生，帝许长生，更闻多士祝长生，富贵百年曰寿考，请增十龄。

这些寿联可不仅仅是对九旬老太表达祝福，里面宰相前宰相后的，更是对这个赓续大清多朝的仕宦家族表达尊崇和恭维。

那么，刘墉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1

刘墉，即老百姓口中的宰相刘罗锅，为乾嘉两朝名臣，因清话本《刘公案》的盛传而名满天下。但实际上，刘墉出身的山东诸城刘氏，身负才学和盛名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诸城刘氏，是清朝年间著名的科举家族，从顺治朝至道光朝，两百年间，共出了39位举人、11位进士、8位三品以上高官。其中，以刘棨、刘统勋、刘墉和刘鐶之声名最盛，后来有“一门三公，父子同宰”之说。

在清朝，“科甲出身”是汉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而汉人官僚反过来成为满清王朝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撑。因此，集结了众多举人、进士的科举家族，深入到帝国权力体系当中，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开启诸城刘氏家族清朝仕宦生涯的人，是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刘必显晚年留下一则家训：“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耕读创业，忠孝祖传。”此训一出，刘氏子孙莫不遵行。

但往上追溯，刘氏家族在诸城扎根，该始于明朝天顺年间的一场大火。

彼时，刘氏始祖刘思源在明初的政府移民行动中，从江南徐州砀山（今属安徽砀山）迁移至山东日照喜雀窝。然而，不久天降大火，烧毁了刘家人扎根的村庄，于是，刘氏迁到了不远处的草涧庄。但随后，许是出于生计考虑，刘思源就让儿子们各自迁居，自行谋生了。因此，刘福一支，为躲避匪祸，一路奔波，最后来到了诸城逄哥庄（今属山东高密），成为诸城刘氏的始祖。

诸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据乾隆《诸城县志》载：“诸邑介青徐之交，南北境皆平壤，中为古长城。自西至东山势绵亘不绝，西北为潍，东南抵海，故山川原隰之利皆可撮而言之。”很明显，诸城有肥沃丰饶的平原和绵延不断的山丘，有潍河穿流而过，是一处天然的农耕宝地。

刘福到达诸城后，起先为人做帮工，后来，他也投入到农耕之中，并以此为生，积累财富。

但，农耕并不能满足家族的壮大和发展。而诸城，不仅是一处农耕宝地，还是一处文化宝地。

北宋苏辙曾写诗称赞这里，说“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诸城最早为春秋时鲁国之诸邑，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孕育出齐鲁文化传统。

春秋时期，有一个名叫公冶长的文人，锲而不舍地攻读经书，是孔子七十二高徒之一。然其久居不仕，只是在境内讲学施教，如此，便让诸城成为儒学最早的传播地之一。推崇仁孝、礼仪、道德的儒学，在诸城生根发芽。到了明清时期，诸城继续保持成熟的文教氛围，“清初青齐、海岱间，人文之盛，足与大江南相匹敌”。

刘氏一族也走上了读书科考之路。明末，四世祖刘思智补为诸生，这是诸城刘氏从农耕家庭跨入书香门第的转折点。随后，五世祖刘通通过日夜苦读，也考上了诸生。但真正让诸城刘氏走上科举仕宦道路的，是上面提到的六世祖刘必显。

2

刘必显，字微之，号西水，明朝天启四年（1624）高中举人，年仅24岁。但后来屡试不中进士。

明末，由于战乱连连，刘必显时常要跟大伙一起到山中避乱。烦躁不安的环境中，人人喧闹，唯有刘必显经常打开书本进行朗读，如入无人之境。

朝代更替，到了顺治九年（1652），刘必显终于考中进士，授官户部广西员外郎，成为诸城刘氏家族中第一个由科举入仕的人才。

似乎有种莫名的巧合，刘氏一族，从刘必显开始“必显”。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二子刘果与三子刘棨，相继考中进士，并担任了有品位的官职。两人为官十余载，始终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均受到皇帝赏识，为诸城刘氏创下了“清廉爱民”的名声。

刘果，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康熙三年（1664）授太原府推官，三年后又改任地近帝都的直隶河间县知县。在河间任职期间，刘果以安定为目标，施行仁政，成效极好，深受百姓好评。

康熙九年（1670），康熙南巡路过时，特地召见刘果进行褒奖。那会儿，刘果也是“大胆”，竟向皇帝讨起了御书。不过，康熙很爽快地答应了，提笔写下“清爱堂”。从此，“清爱堂”成为诸城刘氏的象征。

刘果后来升任刑部江南司主事，并参与到《大清律》的修订之中。由于曾任推官，对讼狱之事了解颇多，刘果在刑律制定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颇有建树。

康熙十八年（1679），刘果以母死辞职归籍，此后不再为官。

六年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25岁的刘棨考中进士，居家尽孝数年后，才出任湖南长沙县知县。尽管只是个小知县，刘棨为政同样毫不马虎，力行有益百姓之事。他曾大力禁止溺毙女婴的陋习，以维持人口平衡。

康熙三十七年（1698），刘棨因政绩突出，升任宁羌州知州。上任后，不巧遇上了大饥荒。

由于宁羌州米仓空虚，无米可贷，刘棨为救济百姓，前去拜见负责监察州县的监司，向他借厅仓粮食。获得同意后，需要自己解决运输问题。刘棨于是向百姓告示，凡参与运粮之人，运一斗给粮三升。州民们纷纷加入到运粮队伍中。不到十天，宁羌州就储备到三千石粮食，保证百姓平安度过饥荒。

地处西北的宁羌州，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落后。如何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成为刘棨解决饥荒后的又一项任务。

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辖区内绵延的丘陵是一种有利资源，山上数量颇丰的槲树，适合进行山蚕养殖，发展相关手工业，从而获得经济收益。

但是，宁羌人对“养蚕”二字，十分陌生。刘棨专门派人回诸城招募多名善于养蚕、抽丝的工人，到宁羌州传授相关技术。随后，宁羌人用山蚕丝织成绸缎，进行售卖。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刘棨，称这种织物为“刘公紬”。

发展经济以外，教育也决不能落下。刘棨到任后，建书肆，设义学，为读书人亲自讲解。在他的任期内，有两人于乡试中举，打破了三百年间宁羌州无人中举的局面。

刘棨的为官生涯中，多次因贤良、清廉被举荐升迁，受到康熙帝的重视，一路升到四川布政司，从二品官员。

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南巡路过刘棨所在之地，对他大加赞赏。对此，刘棨特意作诗以谢圣恩：“愿舒一片心如冰，持向青冕答紫宸。”

然而，一片冰心的刘棨，第二年就因积劳成疾猝然离世。

史载，刘棨“性和厚，为治无所矫饰，遇人温温善下，乡人皆称之”。这位受百姓爱戴、皇帝赏识的刘棨，便是刘墉的祖父。

3

刘棨生有十子，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第五子刘统勋，刘墉之父。

刘统勋入仕后，一路高升，直至官至东阁大学士，是乾隆帝的股肱之臣。去世后，刘统勋成为诸城刘氏第一个获赐谥号的人，并且，还是鲜少人臣能获得的谥号“文正”——整个清朝两百多年，仅有八人获此谥号。

雍正二年（1724），年仅24岁的刘统勋考中进士，随后陆续出任右春坊、左春坊官职，从事记注、纂修等工作。

乾隆年间，升任刑部侍郎等职务的刘统勋，开始对朝堂之事发表尖锐意见——刘统勋为人秉直，刚正不阿，若遇贪官污吏、违法舞弊，必要上书弹劾。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仓州御史毛之玉丁忧在籍期间，大肆收受贿赂，身为御史知法犯法，性质十分恶劣。刘统勋将此事上书弹劾，使得毛之玉被连降三级。

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刘统勋对权臣发起的挑战。他弹劾三朝老臣、大学士张廷玉发展朋党，弹劾军机大臣讷亲办事推诿。

刘统勋在上奏中提出，张氏及其世姻姚氏，占据了登仕者的半壁江山，人数极多。虽然当中不是人人皆可出头，但刘统勋认为，这不过是张廷玉故意“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的布局策略。

而对讷亲，刘统勋则说他“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

乾隆收到刘统勋的奏折后，先是颇为震惊，区区一个御史竟敢上书弹劾朝廷倚重之臣？但冷静过后，又是欣喜的，此等敢言直谏的官员的出现，是“国家之祥瑞也”。

当然，在最终的处理上，乾隆还是选择为两位大臣说话，认为这些事应该是不存在的，从而保全了权臣的颜面。同时，也肯定了刘统勋直言上谏的行为。最后，不忘警告其他人，不要企图把弹劾权臣作为晋升的捷径，扰乱朝堂纲纪。

尽管乾隆没有解决刘统勋提出的问题，但这一次上谏，让乾隆狠狠地记住了他，这才有了后来的重用。

刘统勋也没有让乾隆失望。他始终勤勤恳恳、不遗余力，力求造福百姓，佐君辅国。

乾隆十八年（1753），刘统勋与尚书策楞行视江南河工，查探高邮堤决口的原因。一查，发现是一起贪污导致物料亏空的“人为事故”。于是，就揭发了高斌、张师载贪污一案。顺便给全国水利之臣发出警告，让他们不敢造次，收敛贪污行为。此后，相关的人祸确实减少了，百姓不致受苦。

除了厘正风气，在治水实操上，刘统勋也有巨大贡献。他曾多次进行实地勘察，提出了引河减轻堤口压力的办法，绘图上奏，监督施工。最终，成功治水，大惠黎民百姓，因此，人们在黄河边上为他建立了生祠。

由于刘统勋政绩突出，乾隆对这位汉臣十分看重，将刘统勋与鄂尔泰、张廷玉、傅恒、来保一同称为“五阁臣”。

虽然，数十年的君臣相伴中，也有因意见相左发生争吵、降职处分等情况，但总体上，乾隆对其十分恩宠，总是为他破例。

在他外任陕西布政使时，因统领军务的需要，乾隆特赐他孔雀花翎，刘统勋成为第一个获赐花翎的外任文官。

乾隆三十六年（1771），刘统勋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打破了这一职位不得任用汉臣的惯例。

两年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的某个清晨，在刘统勋一如既往的入值路上，这位70多岁的老者忽然旧疾复发，原路返回。乾隆听闻后，立刻派御前大臣携药前往救治。然而，还是没来得及挽救这名股肱之臣的性命。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亲自到其府邸祭奠时，乘着轿子来到正门，发现无法通过——门实在太小了。乾隆下轿，步行入内，环顾这位清廉、朴素的能臣的宅子。回到乾清门时，乾隆终于忍不住，向身边的臣子说：“如刘统勋方不愧为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赵翼曾作诗说“清白门无暮夜金”，记的便是旧时湖南巡抚曾派人暮夜呈上千两银子，行贿刘统勋，而遭到刘统勋一把拒绝的事。

凭借生前忠君为国和廉洁奉公，刘统勋死后“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赐祭拜，谥文正”。这都是汉臣难得的殊荣。

4

乾隆十六年（1751），刘统勋的长子刘墉中进士，时年32岁。这一年，刚好是刘统勋做主考官。

理论上，科举考试中需要回避，但刘统勋没有，这不免引发外界猜测，盛传刘墉被钦点状元。当然，这并不是事实。刘统勋的不避嫌，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的公正，敢于面对朝野的检视。

中进士后，刘墉先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虽然是翰林院中最下等的职位，但是，干得好就是最容易升迁的职位——天子近臣预备役。

入仕没几年，还没干出点啥成绩，刘墉就因为父亲刘统勋在巴里坤、哈密驻兵一事上失旨获罪而受到牵连，被夺职下狱。

郁闷透了。

不过，随着刘统勋危机的化解，刘墉官复原职。不久，出任安徽学政，后调任江苏学政，开启自己的兴学政治生涯。

江苏学政一职，与他省学政有所不同，这是由江苏的经济、文化地位决定的。作为清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江苏士人及其背后的科举家族，势力强大。乾隆对刘墉的职务安排，大有深意。

这一安排，应与刘墉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奏揭发安徽捐纳贡监乱象有关。他在奏折中提到，当地贡监生人数很多，但他们既不参加岁考，也不去学习，不学无术，横行乡里，负责考核的教官也拿他们没办法。因此，他提出要调整捐纳贡监生的管理办法，整顿学风。

如此见识，受到了乾隆的认可，于是，江苏学风的整顿也交到了刘墉的手上。

在任三年，该是成效不错，否则，乾隆也不会在其任江苏学政时题诗曰：“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这是诸城刘氏的又一项殊荣。

在民间，刘墉声名大振，则与他多年来清廉为官、公正判案的事迹息息相关。当时，民间对其评价很高，把他比作包孝肃（包拯）。说书艺人以他为原型，半虚构地塑造出《刘公案》鼓词中的父母官形象，寄寓百姓对清明吏治的向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刘墉奉旨偕同和珅、钱沣赶赴山东审理此案。期间，和珅有意偏袒国泰，钱沣据理力争，刘墉主持正义，终使国泰伏法。

不过，刘墉在乾隆朝的仕途，始终比不上父亲刘统勋。这与乾隆后期极度宠信和珅有关。面对乾隆专宠于和珅，刘墉多少有些“躺平”，采用模棱、滑稽的方式来消解困境。

和珅当权时，朝臣纷纷效仿他奢华的风格，集体穿戴华丽去上朝。对于这种行为，刘墉很瞧不上，故意穿着破旧的衣服上朝，在朝班的行列中显得尤其“突出”。

他有一次忍不住说：“吾自视衣冠体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以醒豁矣！”我不跟风，显得格格不入，但也不至于在官场摔跤跌倒，这是什么原因呢？诸位应该都清楚啊！言外之意，是要大家凭实力做官，才能站得稳，行得远。

刘墉与和珅的斗智斗勇，直到乾隆死后才落下帷幕。

与乾隆不同，新天子嘉庆对刘墉十分信任，以“定册元老”待之，并借助刘墉的力量，彻底铲除和绅势力，澄清了官场风气。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颜老太的九十大寿，嘉庆会亲自下旨祝寿了。

为继母祝寿回京没多久，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1月24日），刘墉便离世了。嘉庆获悉后，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赐谥号“文清”。

由于刘墉书法成就突出，嘉庆还命人将其书法作品摩勒石上，是为《清爱堂石刻》。

5

刘墉病逝后，嘉庆在谕旨中专门提到，让刘墉的侄子刘鐶之赴京处理丧事。这个刘鐶之，是刘氏家族出任高官的最后一人。

刘鐶之幼年丧父，抚养于伯父刘墉家，从小便受刘墉教诲，学识出众。乾隆五十四年（1789），刘鐶之高中进士，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官至兵部尚书，为从一品官员。

数十年宦海浮沉中，刘鐶之曾因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事件而获罪贬官。但嘉庆惦念他是刘墉之后，手下留情，改为留用。后来，刘鐶之在行政改革、缉捕逆匪等政事上屡有建树。

道光元年（1821），刘鐶之去世，道光嘉许他“明白敢言”，赐谥号“文恭”。

自刘鐶之逝世后，诸城刘氏在科举上考得功名之人日益减少，虽仍有多人为官，但都是州县七、八品的小官员，再也没有出过深入朝堂的高官。随之，刘氏家族在朝堂上的影响力锐减，声望大不如前。

但换个角度来看，刘氏子孙实则为官在基层，一直恪守清廉家训，为百姓干实事，发光发热。也因此，诸城刘氏家族以几位名臣为首，众多基层官员为辅，树立了世代流传的好名声。

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混乱、秩序颠覆的政局下，曾一度兴起刘墉研究热，究其原因，是当时社会急需清廉官员、树立循良行政法规。这股研究热潮的出现，与当年《刘公案》的诞生异曲同工。

如今，“科举家族”的辉煌和荣光已不复存在，但诸城刘氏，早已凭借独特的家学和为官风格，为后世留下了值得窥探的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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