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观的背面,藏着更真实的历史脉络
“我伤残之人,自己不败不馁,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有缺陷,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谈话录中的这句独白,揭示了他独特历史观的源头。这位先天身体受限的学者,终生以旁观者视角凝视人类文明的演进。
正是这种视角,催生了一部颠覆传统的史学经典——《西周史》。
翻开这部著作的序言,许倬云道出了令人惊讶的事实:“《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
01 英雄史观的消解:一部没有主角的王朝史诗
当二十多年前张光直邀请许倬云等四位学者撰写中国古代史时,任务分工明确:张光直写商代,许倬云写西周,李学勤和王仲殊分别负责东周与秦汉。当其他人聚焦考古资料时,许倬云选择了一条独特路径——将文献、考古与金文三项证据熔铸一炉,重构西周文明基因。
在《西周史》中,读者找不到对帝王将相的顶礼膜拜。许倬云直言不讳:“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
这一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创伤:“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书中随处可见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生活:“陈年的谷粒及采来的苦荼”,“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当作窗户,用破麻布和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
这些细节拼凑出三千年前的真实民生图景,在青铜礼器的金光之外,我们看见了华夏文明的另一面根基。
02 天命观的革命:小邦周何以颠覆大邑商?
当周人以“蕞尔小邦”之姿,一举克商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许倬云通过利簋、何尊等青铜器铭文揭示:这场历史巨变催生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第一次大觉醒。
商人信仰的上帝是族群专有的守护神,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伊藤道治研究发现,商代末期宗教发生重大转变——从祭祀多元神祇收缩为仅祭祀先王祖灵。这种宗教内向化使多族群的商王国丧失了凝聚力,为周人崛起创造了条件。
面对“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现实,周人发展出全新的天命观。在《诗经·大雅·皇矣》中,上帝成为关怀四方人民的神祇:“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许倬云精辟指出:周人将商末已萌芽的人道精神与自身信仰结合,创造出“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政治哲学。从此,中国朝代更迭必引天命,而天命的核心是人主的道德与人民的支持。
这种将天命与民意结合的观念,与欧洲中世纪的“王权神授”截然不同,开启了中国独特的人道政治传统。周人通过《尚书》反复告诫后人:“惟命不于常”,必须以德配天。
03 封建的本质:被误解三千年的治国智慧
传统认知中,西周封建就是“封土建邦”。许倬云却以金文证据颠覆了这一认知——周人的分封本质是“封人”重于“封土”。
西周分封三要素被重新诠释:
赐姓:赐予服属的人民
胙土:分配居住地区
命氏:给予国号、文辞告诫及礼器信物
考古发现证实,周初诸侯国地域性极不稳定,姬、姜二姓封国不断从河南向东方、南方迁移。这种迁徙不是领土扩张,而是为周室构建新的防御屏障。
封建层级也非传统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许倬云根据金文资料指出:“五等爵与《尚书》、《诗经》及金文资料均不符合。”真实的层级结构体现在墓葬制度中,见于《春秋公羊传》和《仪礼》对不同等级生活标准的记载。
更深刻的是,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不仅靠血缘维系,更通过册命礼中的“个人承诺”强化。当周王赏赐臣属服饰、车马、玉器时,这些礼器成为权利义务的信物。这种基于个人约定的“委质为臣”制度,使封建关系突破宗族框架。
04 未解的谜题:一位史家的思想坦荡
在《西周史》增订版前,年届八十的许倬云坦诚自省:“伏枥老马,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却是在梦中还希望嘶风嚼雪、驰骋草原。”他列举了若年轻十岁必将深究的课题:
周人迁徙之谜:“四千多年前,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许多民族都要迁移?”周人传说曾陷于戎狄之中,那段岁月在哪里?气候变迁如何影响他们回归农耕?
封国迁移轨迹:姬姓的燕国为何远迁北方?姜姓的申、吕如何西东迁移?这些线索能揭示西周封建网的真实布局。
边缘族群命运:祝融八姓如何形成联盟?芈姓建立楚国的同时,其他族群流向何方?徐舒部落从山东迁往江西、安徽的路线又隐含何种历史信息?
这些坦承的学术遗憾,反彰显了真正的学者风范。许倬云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为后世开启探索之门。这种坦荡,源于他对历史本质的深刻认知:“我们注意的是人的生活,我们不注意皇亲国戚,更不注意帝王将相。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不是他的责任,都是牺牲品。”
陕西周原遗址的黄土中,那些刚出土的甲骨文字仍带着地下的凉意。其中一片记载着周人祭祀商王先祖的仪式——这颠覆性的发现印证了许倬云对周人文化包容性的论断。
行走在岐山脚下的田野,仿佛能听见许倬云对年轻学者的期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周人自己的古代究竟在哪里,又为何搬到陕西岐下?”他未竟的追问在风中回荡。
史学家最深的悲悯,不是为逝去的王朝唱挽歌,而是在青铜鼎的纹路里看见铸造者的指纹,在分封典籍的字隙间发现无名农夫的汗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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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雄史诗随竹简朽去,真正支撑文明延续的,永远是那些在黄土中躬身耕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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