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眼中的西周史

英雄史观的背面，藏着更真实的历史脉络

“我伤残之人，自己不败不馁，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有缺陷，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谈话录中的这句独白，揭示了他独特历史观的源头。这位先天身体受限的学者，终生以旁观者视角凝视人类文明的演进。

正是这种视角，催生了一部颠覆传统的史学经典——《西周史》。

翻开这部著作的序言，许倬云道出了令人惊讶的事实：“《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

01 英雄史观的消解：一部没有主角的王朝史诗

当二十多年前张光直邀请许倬云等四位学者撰写中国古代史时，任务分工明确：张光直写商代，许倬云写西周，李学勤和王仲殊分别负责东周与秦汉。当其他人聚焦考古资料时，许倬云选择了一条独特路径——将文献、考古与金文三项证据熔铸一炉，重构西周文明基因。

在《西周史》中，读者找不到对帝王将相的顶礼膜拜。许倬云直言不讳：“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

这一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创伤：“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书中随处可见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生活：“陈年的谷粒及采来的苦荼”，“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当作窗户，用破麻布和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

这些细节拼凑出三千年前的真实民生图景，在青铜礼器的金光之外，我们看见了华夏文明的另一面根基。

02 天命观的革命：小邦周何以颠覆大邑商？

当周人以“蕞尔小邦”之姿，一举克商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许倬云通过利簋、何尊等青铜器铭文揭示：这场历史巨变催生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第一次大觉醒。

商人信仰的上帝是族群专有的守护神，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伊藤道治研究发现，商代末期宗教发生重大转变——从祭祀多元神祇收缩为仅祭祀先王祖灵。这种宗教内向化使多族群的商王国丧失了凝聚力，为周人崛起创造了条件。

面对“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现实，周人发展出全新的天命观。在《诗经·大雅·皇矣》中，上帝成为关怀四方人民的神祇：“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许倬云精辟指出：周人将商末已萌芽的人道精神与自身信仰结合，创造出“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政治哲学。从此，中国朝代更迭必引天命，而天命的核心是人主的道德与人民的支持。

这种将天命与民意结合的观念，与欧洲中世纪的“王权神授”截然不同，开启了中国独特的人道政治传统。周人通过《尚书》反复告诫后人：“惟命不于常”，必须以德配天。

03 封建的本质：被误解三千年的治国智慧

传统认知中，西周封建就是“封土建邦”。许倬云却以金文证据颠覆了这一认知——周人的分封本质是“封人”重于“封土”。

西周分封三要素被重新诠释：

赐姓：赐予服属的人民

胙土：分配居住地区

命氏：给予国号、文辞告诫及礼器信物

考古发现证实，周初诸侯国地域性极不稳定，姬、姜二姓封国不断从河南向东方、南方迁移。这种迁徙不是领土扩张，而是为周室构建新的防御屏障。

封建层级也非传统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许倬云根据金文资料指出：“五等爵与《尚书》、《诗经》及金文资料均不符合。”真实的层级结构体现在墓葬制度中，见于《春秋公羊传》和《仪礼》对不同等级生活标准的记载。

更深刻的是，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不仅靠血缘维系，更通过册命礼中的“个人承诺”强化。当周王赏赐臣属服饰、车马、玉器时，这些礼器成为权利义务的信物。这种基于个人约定的“委质为臣”制度，使封建关系突破宗族框架。

04 未解的谜题：一位史家的思想坦荡

在《西周史》增订版前，年届八十的许倬云坦诚自省：“伏枥老马，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却是在梦中还希望嘶风嚼雪、驰骋草原。”他列举了若年轻十岁必将深究的课题：

周人迁徙之谜：“四千多年前，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许多民族都要迁移？”周人传说曾陷于戎狄之中，那段岁月在哪里？气候变迁如何影响他们回归农耕？

封国迁移轨迹：姬姓的燕国为何远迁北方？姜姓的申、吕如何西东迁移？这些线索能揭示西周封建网的真实布局。

边缘族群命运：祝融八姓如何形成联盟？芈姓建立楚国的同时，其他族群流向何方？徐舒部落从山东迁往江西、安徽的路线又隐含何种历史信息？

这些坦承的学术遗憾，反彰显了真正的学者风范。许倬云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为后世开启探索之门。这种坦荡，源于他对历史本质的深刻认知：“我们注意的是人的生活，我们不注意皇亲国戚，更不注意帝王将相。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不是他的责任，都是牺牲品。”

陕西周原遗址的黄土中，那些刚出土的甲骨文字仍带着地下的凉意。其中一片记载着周人祭祀商王先祖的仪式——这颠覆性的发现印证了许倬云对周人文化包容性的论断。

行走在岐山脚下的田野，仿佛能听见许倬云对年轻学者的期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周人自己的古代究竟在哪里，又为何搬到陕西岐下？”他未竟的追问在风中回荡。

史学家最深的悲悯，不是为逝去的王朝唱挽歌，而是在青铜鼎的纹路里看见铸造者的指纹，在分封典籍的字隙间发现无名农夫的汗滴。

当英雄史诗随竹简朽去，真正支撑文明延续的，永远是那些在黄土中躬身耕耘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