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与溥仪的恩怨：出狱后断绝关系

“1945年8月17日凌晨，你到底还当不当皇上？”毓嶦低声追问，空气里混着煤油味和焦躁。溥仪没有回头，只甩下一句：“别问，跟紧。”那一刻，毓嶦忽然意识到自己正跟随这位叔叔走向一条陌生而危险的路。

要说毓嶦为何会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还得回到1929年。那年他才六岁，却已随父亲溥伟在大连挤进租界狭小的洋楼。老清室的俸银早停了，族亲四散，他却依旧被要求背诵《四书》、练小楷。大人们说这叫“守家法”，可在孩子眼里不过是一张越来越薄的面子。1937年父亲去世，母亲典当首饰换米粮，他真正体会到断炊的滋味。也正因为饥寒交迫，他才会在十四岁时带着几件旧衣踏上驶往长春的慢车，希望借“皇帝私塾”讨口饭吃。

第一次踏进新京伪皇宫，金色栏杆反射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溥仪用半生不熟的官腔宣布：“从此只讲君臣，不谈叔侄。”那句冷冰冰的断语，像刀子一样把血缘切得干干净净。五个学生排成一线，日出读经，日落行跪拜礼。别看人数不多，规矩却和故宫时期差不了多少：早饭站着听训，行礼时掌心向下不得抖动。稍有差池，藤条立刻落在掌背。对十四岁的毓嶦来说，恭亲王的封衔此刻成了笑柄，他只剩“毓某奴才”四个字。

更难受的是耳边不断响起的日语口令。几年下来，他能背“忠孝终始”也能背《武训遗事》，却不知道哈尔滨早有工人高唱《国际歌》。封闭环境让他以为外面仍是“皇叔为尊”的世界，直到1945年炮火震碎那层泡沫。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慌不择路，拖着亲信冲向沈阳机场。飞机还没起飞，苏军坦克已堵住跑道。八个人带着随身行李被押上卡车，毓嶦才第一次听见“战犯”两个字指向自己。

出乎意料，苏联人把他们关进的是疗养院。草坪、桦树、图书室一应俱全，唯独自由没给。溥仪依旧想维持旧秩序，让几名侄辈轮流伺候。起初毓嶦不敢违抗，可当他翻开《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看到“人民”二字时，心里某根弦扑通断裂。照顾溥仪的那晚，他把毛巾递过去，却没再弯腰行礼，溥仪脸色铁青，沉默良久，只冷冷吐出“狂妄”两个字。就是从那天起，毓嶦开始在日记本上写“我”和“他”，不再写“奴才”和“皇上”。

1950年夏天，被押解回国的列车轰隆穿过外兴安岭。溥仪夜不能寐，在车厢里不停徘徊，逢人就鞠躬，说着“请多担待”。毓嶦看在眼里，却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悲凉——堂堂皇室支脉，如今把尊严换成了惶恐。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身份全部归零，人人自己洗衣打饭。班务会上，有战犯提出“轮值劳动”，溥仪怔住三秒，点头算默认。这一幕给毓嶦留下深刻印象，他暗想：如果当年皇叔也能点头，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苦难。

管理所里七年，毓嶦学会种菜、木工和汉语拼音，更学会在集体生活中看人看己。1957年，被特批释放的那个早晨，他提着一床旧被褥走出高墙，迎面而来的阳光竟让人有些晕眩。四十岁的他既没存款也无手艺，只能去市政工地扛铁锹。工友们并不知他来历，只叫他“老爱”，问起家庭，他只说：“远房亲戚，还活着。”那亲戚当然是溥仪，但在他心里，两人已没有任何主仆或亲族的羁绊。

有意思的是，溥仪特赦后在北京植物园做园艺工，偶尔出现在报纸角落。有人劝毓嶦去看看，求份体面工作，他淡淡回绝：“事情都翻篇了，各走各路。”1962年夏天，组织安排溥仪再婚，礼单寄到不少亲友手里，唯独没到毓嶦。他得知消息也只是耸耸肩，随后埋头抄《玄秘塔碑》。不久他被分到文化馆任临时书法辅导员，月薪不高，却可以天天研墨铺纸。这份清静让他格外珍惜。

进入七十岁后，毓嶦的作品偶尔登上报纸，署名“柳荫斋主”。有人提出为他举办个“末代恭亲王书法展”，他说这种头衔早就失效，“我哪是什么王，就是个写字匠。”话里没有自嘲，更多是一种看透。身边朋友觉得可惜，他却解释：“我这一辈子，从奴才到俘虏到平民，最宝贵的是能掌握自己的笔，不再受制于任何位分。”说到这，他抬头望了望灰瓦残檐的恭王府方向，眼中没有留恋，只有轻叹。

毓嶦于1997年病逝，遗物极简：几沓宣纸、一方旧砚、一枚写着“自强”二字的闲章。没有赡养费，没有族谱封条，却留下两个字迹工稳的册页——一页写“守常”，一页写“忘形”。熟悉他的人读后会心：守住做人的常理，忘掉旧日的桎梏。这八十年颠簸，他用行动做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