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证｜“慰安妇”问题研究者苏智良：寻找358位受害幸存者背后的历史真相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内的“受害者肖像”墙。王超 摄

红星新闻记者｜王超

编辑｜潘莉 责编｜官莉

对苏智良而言，世界上也许没有比挖掘自己民族女性受辱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 过去30多年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夫妇及其团队先后找到358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这是一群有着相同苦难经历的老人，很多人没有后代，疾病缠身……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仅剩7人在世。

被称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的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慰安妇”制度，实际上就是日本政府和日军在战争时期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这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这样的法西斯暴行，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有一半受害者是中国人”

苏智良1991年开始接触“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一年，韩国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金学顺以67岁高龄首次公开讲述自己被迫在中国担任日军“慰安妇”的经历。当时，苏智良正好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一位日本学者告诉他，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就建在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受访者供图

从那以后，苏智良开始有意收集这方面资料，但刚开始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很困难。“没什么资料，因为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政府自上而下的下令销毁文件，留存下来的资料很少，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苏智良说，中国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的学者、老师、记者、政府职员等自发参与到当地的“慰安妇”问题调查，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

苏智良最初预测上海可能有4~6个慰安所，但随着时间线拉长，如今调查核实公布的上海“慰安所”共有182个，而全国的数量则在2100个以上。

“这是日本侵略上海、侵略中国的罪证，是一段苦难的历史。”苏智良说，很多“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当年多是被抢掠或欺骗至“慰安所”，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她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军肆意蹂躏摧残，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日军拍摄的上海杨家宅慰安所

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分析，“慰安妇”制度的形成与日军对“军队纪律”及“性病防控”的考虑有关。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期间，日军因随军妓院杂乱导致性病蔓延，此后开始推行“制度化管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军正式建立首批军用“慰安所”，将女性纳入军事体系。

苏智良说，“慰安妇”制度，实际上就是日本政府和日军在战争时期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主要把外国妇女作为性奴隶对象，至少有40万受害者，其中一半是中国人，这样一个军事性奴隶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那些不愿揭露的伤疤

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入口处右手边，有一面受害者肖像墙，每一张沧桑的面孔下，都埋藏着一段隐秘的经历。

“我们有一个原则，如果她们（幸存者）愿意讲述，我们才记录，并且会尽量第一次就把老人当年受害的情况搞清楚，后面再去探访时都是寒暄，谈谈现在的生活、病痛，不再谈过去的经历。”苏智良说，自己作为一名男性，当面对幸存者讲述那段经历时，往往也难以启齿。很多时候，他跟妻子陈丽菲（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一起去寻访这些幸存者，采访记录时，自己和其他男性待在屋外，妻子留在屋内记录，有时候听到老人讲述苦难，妻子会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1910年出生的朱巧妹是苏智良寻访的第一个幸存者，她家族里共有4名女性被日军抓走，其丈夫后来参加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牺牲。

“1938年春天，日本人在崇明庙镇建造了炮楼……有一天，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手拿长枪冲了进来，他们把其他人全部赶走，把我关进房间强奸了，我当时已怀孕二三个月！他们到处搜寻，强迫长得比较好看、比较体面的女人，把她们送给日本军官做坏事。”在苏智良夫妇的笔下，朱巧妹的口述经历被克制冷静记录下来，并被制成展板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展出。

在苏智良著作的《“慰安妇”制度研究》一书中，还有很多类似“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口述经历。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幸存者都愿揭露过去的伤疤。

▲“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邓玉民（海南苗族，1924—2014) 郭一江 摄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智良曾找到过一位幸存者，老人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就让它死在我心里吧。”苏智良好不容易做好了老人的思想工作，可当摄像机对准老人时，她却说：“你们搞错了。”有一次，苏智良聘请的调查员还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不许再来。”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苏智良则抱以理解的态度。他说：“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记录者，我总觉得，做抗战的题材，我们也要带着感情，要设身处地去理解她们。”

也有愿意讲述但不愿公开身份的幸存者，她们的资料会以“xx奶奶”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2021年，湖南志愿者在寻找其他受害者线索时巧合知道另一位幸存者“小瑞奶奶”，当年，13岁的“小瑞奶奶”不幸被进村的日军抓获囚禁在据点，日军对其进行了残忍的性奴役，其父得知消息后回家集财，通过“维持会”打点日军将她换回，父亲对她千叮万嘱，不能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别人，她也因此在此前70多年里一直保守着秘密。

苏智良夫妇及其团队在30多年里，共找到358位在中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其中以海南和山西的人数最多，湖南则是近年来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地区，先后有24位老人勇敢发声。

苏智良说：“可以说，我们把日本对中国侵略时期的‘慰安妇’制度的真相大致摸清了。”今年，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合著的《日军慰安妇全史》新书也将出版发行。

“很难不去关心她们”

作为一名历史的记录者，苏智良认为自己研究这一段历史本应保持中立，但“当你真的接触到她们，就很难不去关心她们”。

苏智良介绍，“慰安妇”被日军视作战场上的“军需品”，与枪炮一同被运输、被分配，太多女孩因年纪太小遭虐待摧残，失去了生育能力，战争结束后，又因这段经历被迫远嫁或是改嫁。他和妻子曾翻山越岭找到一位幸存者，这位幸存者当年逃离“慰安所”后，被父母安排嫁到隔壁县，只为了不让婆家知道她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韦绍兰（广西瑶族，1921—2019年） 郭一江 摄

苏智良说，90%以上登记在册的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都生活在农村，因为有过相同的苦难经历，很多人没有后代，或会领养一个孩子，普遍生活质量较差，没有生活保障，疾病缠身，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伤害。最初，苏智良和妻子会自掏腰包对生活困难的幸存者提供援助。1999年，苏智良创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援助“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群体。2000年，在学校的支持下，苏智良及其团队协助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基金，进一步加大对幸存者的生活、医疗和丧葬援助。2017年，由郭柯执导的记录“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影片《二十二》上映，并取得不错的票房。苏智良说，郭柯来跟他商量决定拿出1000万做成一个“慰安妇”的专项支持基金，援助幸存者老人的生活费，老人的医疗费也可实报实销。

这些年，苏智良及其团队一直坚持寻访追踪在世幸存者的情况，并保证每年至少探访一次，为在世的幸存老人做一些生活援助和心理疗愈的工作，很多老人对此非常感激。

出现在影片《二十二》里的韦绍兰老人，是苏智良见过最为特殊的一位幸存者，当年被日军抓进“慰安所”并怀孕生下孩子，她也是目前为止唯一公开儿子罗善学身世的幸存者，因外人的偏见，儿子罗善学一生未婚，直至去世。

▲2008年，苏智良夫妇在韦绍兰家。受访者供图

2008年到2010年连续三年，苏智良和妻子都去韦绍兰家过年，每次去会买新的被子、被单，睡在老人的家里，走了就把东西留给她们母子二人。后来老人生病住院，苏智良也特地从上海赶去探望。作为一名历史记录者，跟历史亲历者的每一次见面都显得弥足珍贵，“见过一次，就少了一次。”

“幸存者只剩7人”

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一份“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雷桂英老人生前让养子代笔的遗嘱：“我雷桂英心中的仇和恨，我是永远忘不掉的……我希望历史的悲居（剧）不要在（再）重演，不在（再）有战争，战争就（是）罪恶。”

苏智良说，雷桂英已于2007年去世，老人生前曾两次出席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活动，向来自海内外的教师学生控诉日军暴行。她和很多幸存者老人一样，直至去世也未能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苏智良曾发文指出，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山西、海南、台湾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陆续在东京提出了5起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赔偿起诉案，虽然最终都以原告败诉而结案，但日本最高法院确认了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性暴力的侵害行为，也确认了该行为对中国妇女造成的侵害后果至今仍在持续。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中，每过世一位老人，其照片便被蒙上黑纱。王超 摄

今年5月，随着96岁“小瑞奶奶”的去世，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下7个人了，其中6人在湖南，1人在山西。苏智良说，7位老人的平均年龄已经96岁，最大99岁，随着岁月流逝，未来要找到更多幸存者将越来越困难。

2019年，苏智良带着学生去广西参加韦绍兰老人的葬礼，没想到现场来了20多位从各地赶来送别老人的年轻人，“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慰安妇）这个群体，也说明社会在进步。”

谈到这么多年坚持研究“慰安妇”问题，坚持为这一特殊群体发声。苏智良说，“过去的历史是过去了，但过去和现在、未来是联系起来的，我们做历史记录，是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一个国家，从政府到青年都要有担当，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就是我们坚持做这件事最大的目的。”

在苏智良看来，“慰安妇”问题研究还得继续坚持下去，这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交代，更是防止类似暴行重演的重要一步，如今，随着最后的幸存者陆续离世，记录历史的责任也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