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介绍的是一位胶东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李荫澄,生活在明末清初,籍贯为陕西韩城县,与胶东半岛的主要交集为曾担任过登州府文登县的知县,其事迹见于清代的《文登县志》和《韩城县志》。
根据记载,李荫澄,字平伯,系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进士,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被任命为文登县知县。
清朝入关之初,主观上为了笼络人心,客观上也的确急需用人,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往往升迁很快。李荫澄以进士身份来到文登县上任时,外界可能普遍认为他就是来此短暂“镀金”,不久后就能获得提拔。但没想到的是,李荫澄在“文登县知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十五年。
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在明清时期(文官)异地任职、定期考核的大背景下,地方文官通常不会在同一个府州县长期任职。李荫澄连续在文登县主政十五年的情形,十分少见。查询《文登县志》可知,明清两代的文登知县当中,任职两三年者较为普遍,任职六年者即可谓长期,任职超过十年者凤毛麟角。
按照《李公去思碑记》(文登籍文士为追念李荫澄所写的褒扬文章)的说法,李荫澄起初是携带家眷前来文登县赴任,但仅过了一个月又将家眷送回原籍,原因是他看到当地民生凋敝的场景,决心竭尽所能进行治理,为了不分散精力,才做此选择,即碑记中所谓的“孑然一身,殚精县事”。
在《文登县志》和《李公去思碑记》中,李荫澄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文登县志》赞誉他道:“天资端谨,居官不假一人,巨细咸有己出,不务多事以扰民,不徇私情以屈物。”《李公去思碑记》则称:“(公)晨夕间,茗一碗、蔬一盘而已,时人称为‘苦行官’。公有轶人之资,驭众接物,事当前辄晰其本末……天性既优……一时政声远播,中外倾心。”
以上记载虽然难免有所溢美,但李荫澄的品行操守也可见一斑。
站在清廷官方视角,李荫澄执掌文登县期间的一大亮点事迹就是曾有“保全城池”之功。此事具体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末、康熙元年(1662年)初。当时,栖霞人于七在牙山第二次起兵抗清,其在胶东各地的盟友接连相应响应,宁海州禅教寺僧常和尚和文登人张振纲也集结部众,向文登县城发起猛攻。史称“文邑被围七昼夜,矢尽粮竭,危若累卵。”
面对这一情形,李荫澄作为清廷之官全力守御,后来又与文登营副将刘进宝内外夹击,将攻城的常和尚和张振纲所部击退。(注:笔者在撰写小说《于七的军师》时,也参照这段历史进行了演绎加工,对上述人物都有所体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具体内容见于小说第37章《红衣炮》和第38章《鹅毛雪》。)
李荫澄于顺治十一年就职文登,至康熙元年守城之际就已满八年。按说他平日治理得当,战时又有守城之功,理应得到清廷赏识。正如《李公去思碑记》所说:“屈指内擢,可计日待。”然而,李荫澄虽政绩突出,但却牵扯到“逃人案件”(清初“逃人法”十分严苛,目的是为了制止八旗庄丁奴仆逃亡),因此不仅迟迟得不到升迁,甚至最终还被殃及免职。康熙七年(1668年),他从文登县知县任上去职,结束了在此长达十五年的任期。(注:严格来说是跨越15个年头,而非15整年。)
一方面有感于李荫澄多年的“付出”,另一方面也是同情其坎坷的仕途,在他离任之后,文登士绅们专门立碑为念,碑文即《李公去思碑记》,其中对于李荫澄的任职年数和离任时众人的反应有一段形象的描述,兹摘录如下,以作为全文结语。至于站在后世如何对之进行评价,则是见仁见智了。
“历文至十五年,公无郁郁之意,民有熙熙之乐。忽有假冒逃人一事,被议去官。公处之漠如,而邑之贵贱老幼,无不呼天抢地,谓‘夺我之慈母而莫问之彼苍’也。”
(本文作者:隋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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