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上白云 | 沈轶伦

我童年的家离我童年的学校很近。从我家小区走出来后左拐，再朝北走上几步就到校门口了。上下学距离近，对孩子来说按理是个优势，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喜欢。因为大部分同学之间的友谊，不是在校内，而是在放学后才建立的。眼见着他们搭伴一起回家，在逛音像店买磁带、啃棒冰和分享炸里脊的过程中亲厚起来，有了固定的“组合”或者打闹时的“暗语”，我觉得来不及了，但能怪谁呢，是我没参与。

事实上，我真正离开学校的时间和他们不一样，我妈妈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放学后，我总是从学生所在的教学楼走到老师所在的办公楼等她一起下班。整个校园，尤其是操场和游乐园一带，在等待我妈下班的那一两个钟头里，完全属于我一个人。

白天要排队才能上的秋千或者滑梯，此刻我可以一个人玩到尽兴，我在花园里逛了一圈又一圈，认识了每一种植物。至于平时同学不能碰的雕塑，我可以翻进去骑在上头——反正没人看到。我也把盆栽里的一串红一根根拔下来啜里头的花蜜。但尽兴的尽头，一切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到了秋天，落日时间变早，有时还没等到我妈下班，天已经暗了下来。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看头顶升起的白色月亮轮廓逐渐清晰，看远处居民楼里灯光一盏盏亮起，一户一户人家，影子在窗内晃动，他们应该是到家做饭了，远处的夕阳转为黛色，像群山的轮廓，给城市的市井生活带来一点自然的淡影。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种时候，当夜色浓郁到把一切都弄得看不清时，我会觉得忧伤。

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留意到吴老师的。

我十来岁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出头，光头，个子挺高，皮肤白得好像终日不见阳光。他和其他老师很少在一块，总避着人似的独来独往，衣服在瘦削的身体上晃来晃去。有时我在操场玩到天都黑了，会看见他一个人拿着毛巾、牙刷杯、脸盆去操场边那个专供孩子体育课后洗手的露天水斗处洗漱。

明明教学楼和办公楼里每层都有卫生间，为什么他非要来这个露天水斗呢。真古怪。我远远看着他，看到他极庄重地刷着牙，严谨得好像在核对机密器械似的，然后挺直身体，抖开毛巾弄湿，挤干，再次展开毛巾，有条不紊地折叠起来，从额头开始往下，先捏鼻子，再搓脸，然后是耳廓、耳垂，傲然如做一番祭祀。我从操场的另一端悄悄走近他，忽然大叫一声“吴老师好”，他冷不丁被我吓了一跳，搞不懂为什么这个点还有学生在校园。他略带疑惑地确认着周边的环境，过了好一会，他看我还盯着他，这才欠身回答：“好，好，你好。”

未成年的学生其实和小兽一样，是凭直觉知道哪些老师是可以欺负哪些是不能的。吴老师平时只给高年级的学生上数学课，和我们全无交集。但有一阵，学校里开兴趣班，吴老师来给我们上围棋课，预定要上一学期的课，后来只上了两节课就匆匆结束。吴老师说话声音很轻，口音浓重，而且一上来就说气目空地，我们完全听不懂，自然大家就闹起来，而他搓着粉笔，一只手留着很长的指甲，站在讲台后，几乎是央求着“静一静”，课堂纪律一点没镇住，他自己脸先红了，带着一种无计可施的表情。

这种兴趣班结束后，大家散了。我又一个人在校园里逛来逛去。

渐渐进进出出的老师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每个人。有时我们也一起在食堂吃饭，听他们抱怨，争执，乃至有一次在厕所里撞见一个老师在哭。在我眼里很是威严的她这天究竟为什么崩溃呢？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要哭吗？那我们学生又该如何自处？

有时年纪大的老师不善电脑，会让我开机帮着誊分数，一边看我誊写，她一边和我诉说她的婆媳矛盾，我嗯嗯点头听着。还有个男老师，极耐心地教会了我打《超级玛丽》和《沙漠王子》，我一次一次没过关，他都循循善诱，我想他在家一定是个慈父。直到很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成婚多年，久苦于没有自己的孩子。我发唇炎的时候，有个美丽的女老师用她的润唇膏给我涂，那唇膏凝滞地，第一次从我嘴唇上划过时，我近距离看着她的睫毛颤动，白净的脸上细细的汗毛，那种成年女性的美如此扑面而来。她有时会叫我帮着展开一段长长的彩色卷纸，折成花，我们一起准备接下去某天校内节日的装饰。我们一边折花一边聊天，她和我分享了她看的日剧里爱情的桥段，她两颊发红，双眼亮闪闪地问我：

“你觉得呢，你觉得遇到这样会众叛亲离的爱，你会怎么样？奋不顾身吗？”

我说：“你觉得呢？”

她有点气馁地垂头说：“我一个人很孤独啊，我生病的时候，希望有人半夜来送粥！”

孤独，我咀嚼着这个词。文本上被诗人赞美拔高的境界，也是在实践中被避之不及的病菌。当学校里一个年轻男老师殷勤地要约她时，她答应了——“那你陪我一起去吧，”女老师用冰淇淋诱惑我说：“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们去唱卡拉OK。”

那个电脑机房，平时学生进去还要申报、登记和换鞋，但我们进去也就进去了。他们把话筒连上电脑，压低声在办公室唱着当时还叫王靖雯的王菲的粤语情歌，享受着放学后这一点小小的特权。我看着他们，觉得熟悉而陌生。几个钟头前满脸严肃，为一纸作业或者一句课堂插嘴把学生训到不敢发声的人是他们，但现在，吃吃笑着，放下窗帘唱着歌，把门关紧的人是他们。

我想，坐在电脑机房里听歌的我，成了我后来很多年心态的写照，我总是置身于老师空间和学生空间之中的一个异度空间。在真正约会之前很多年我就已经观摩了约会，在真正恋爱之前很多年我就分析了恋爱，在真正上台扮演成人之前，我已经在成人舞台的后台看过大家卸妆。当职业、身份乃至年龄、辈分的面具被解除后，大家都是凡胎肉体。

我问女老师：“那你觉得这个男老师怎么样？”

她笑笑摇头。我俩趴在办公楼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合用她的一副耳机听《天空》：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的云……磁带在随身听里转啊转啊，像时钟的指针一样。

就在王靖雯改名回王菲的那年，美丽的女老师出国了。那正是上海出国潮和下海潮的时代。她临走时送了我一大束白色的百合花，放在门房，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花束，我站在门房，久久把头埋在花香里。

门房和我妈聊天：“吴老师的妈妈昨夜死在学校里。”

“啊——”

“早上学生来上课前，上头要求他把尸体‘快点弄掉’，他那么一个好好先生，和校长大吵一架，他说要讲点人情，他说做人要像个人……”门房摇头。

那是福利分房年代的尾声，市区的上海人普遍住得逼仄，没有分到住房的老师，临时住在学校的阁楼里不算悲惨，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似临时过渡的安置竟然一直持续到吴老师母亲去世。那间阁楼，就在我听两个青年教师唱歌的电脑机房上头，教学楼的顶部，存在于洗手间和大楼转角中间。

似乎不久之后，吴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也可能只是正常退休。他没有一官半职，没有级别，没有成家，肉眼可见的“混得不好”。那种格格不入的样子。有时同学们说到他的名字，戏谑地模仿他的方言和长长的指甲，其实这里面并无特别的恶意，只是少年目睹古怪之人时的解构。我们自己也很快毕业，不再是少年的我们，也到了被别人戏谑的时候。

几天前，大数据让我偶然刷到一条悼念吴老师的微博。在一位专门介绍古琴的主持人的笔下，我第一次看到吴老师的前半生：1959年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师从名师、上海文史馆馆员郭同甫习古琴和围棋。在1963年上海市高校棋类比赛中，他斩获围棋第一名。

原来他留长指甲，是为了这个：抚弦和手谈。如此阳春白雪的人，究竟是经历了怎样一番淘沥，最后落身于吵闹小孩的楼上？他用长长的指甲捏住粉笔，满脸尴尬地看着吵闹的我们，他在黑板上画出棋盘的边、中腹、天元。整个教室没人睬他，哄堂大笑。

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凡是可说的，皆无意义。人和人即便有缘在一起数年，或者共居一片屋檐下，甚至哪怕倾盖如故过、促膝长谈过，都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人生总归是孤独的旅程。

在微博上，那个主持人说他曾为了帮吴老师录音，几年前特意从北京寻到上海拜访并合影。但当时吴老师身体欠佳，且说为写棋谱费了精神，状态不好，因此许诺下次再来。没想到这个约定成了永别。在他的描述里，吴老师走到人生终点依旧孑然一身，后事由居委会出面办理，主持人感慨“吴老师寂寞离去”。在主持人晒出一张大约是吴老师收藏的名琴的琴铭上，刻着四个书法字：岭上白云。

我仔细辨认着这四个字，如果我没猜错，这四个字的出典，应该是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中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孤独吗？直到生命的终点时还钻研自己喜欢的事？当我作为一个小孩抬头看着天空的流云，第一次模糊触摸到寂寞的意涵的时候，在同一个空间里，吴老师也在校内，在他的阁楼里，用这把“岭上白云”弹过《高山流水》或者《平沙落雁》吧。然后在那个众人散去后的时刻，钻出小阁楼，披着一身夜色到操场尽头。

在我冒失地跳过去打招呼之前，他在想什么呢？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还是绕梁三日的余韵？一道数学公式，还是别的什么能让他忘记此身的神游？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这个以仪式般的慎独洗漱自己的人，有他的落寞，有他的失意，有他的骄傲，也有他的辽阔。

我无缘听过这名琴的乐声。不过这没什么——

当时就算听到，我也不会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