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被“绑架”了吗？数字成瘾正在偷走我们的自由

《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美] 戴维·T.考特莱特 著，刘天欣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每日必喝的咖啡、无法抑制的购物冲动、惊人的屏幕使用时间……看似无害的习惯悄然演变成难以摆脱的依赖，诱惑越来越多，成瘾的意涵也愈发宽泛。

我们为何满怀悔恨却无法自拔？社会又如何陷入非理性的深渊？历史学家、成瘾问题专家戴维·T.考特莱特认为，正是企业的理性导致了社会的非理性。成瘾不是偶然，而是企业精心设计、精准诱导的产物。从制药公司建立的疼痛帝国到科技巨头制造的数字灾难，企业通过操控人脑边缘系统，利用大脑奖赏机制牟利，打造出一整套让人自愿沉沦的商业体系——边缘资本主义。而这一新型资本主义形态的起源，则可追溯至人类最初发现、提炼、混合乐趣的远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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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节选摘编自本书第七章《数字成瘾》

2014年12月，海斯贝特·范·德尔·瓦尔的摄影作品展现了学生们无视伦勃朗的著名画作《夜巡》，而沉迷手机。

网络的诱惑几乎无处可躲，上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既定特点。成瘾治疗专家深知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的目的是“停止使用有问题的应用程序，控制并平衡网络使用”，就像食物成瘾康复团队提倡谨慎、均衡饮食一样。

二者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食瘾者和网瘾者都会沉迷其中,失去控制，出现耐受性（吃得更多，上网时间更长），出现焦虑冲动等相关失调症状，在戒断的时候都会经历抑郁。虽然有家人软磨硬泡、社会抨击指责，他们还是经常故态复萌，依旧我行我素。而且食瘾者和网瘾者的数量都在增长。2000至2009年（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加剧这种情况之前），美国和欧洲开展的数项调查显示，网瘾普遍率在1.5%至8.2%之间。中国的研究发现，这一数值在2.4%至6.4%之间，但一些子群的网络成瘾率接近18%。在发达国家，网络成瘾至少已经和食物成瘾一样普遍。在青少年之中更是如此。

对互联网和其他消遣娱乐的电子设备成瘾在戒绝的刺眼光线下展现得一清二楚。2010年，一组国际研究人员让来自10个国家的1000名大学生24小时不用电子媒体，然后记录他们的感受。典型的回答包括惊异、焦躁、无聊、孤独、焦虑和抑郁，他们的开场白通常是坦白承认自己过度使用电子设备，承认上瘾，这种反应跨越了不同文化：

中国学生：事实上，我非常沉迷于电脑和互联网。这次实验结束后，我认识到媒体就像一张张开的大网，把我困住了。

乌干达学生：如果我不一上来就承认自己其实非常依赖网络，那么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阿根廷学生：我意识到，每24小时中，我有15个小时都和一个机器绑在了一起。

墨西哥学生：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声音）：“我想上脸书。”“我想刷推特。”“我想看YouTube。”“我想看电视。”

英国学生：24小时一结束，我立刻抓起了我心爱的黑莓手机，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毒瘾者，经过了长时间的彻底戒毒后重新获得了毒品。

和酒精、毒品、加工食品、赌博一样，使用电子媒体也受毒物兴奋效应的影响。人们的使用程度各有不同，从偶尔使用到数字版茶歇——打发无聊、提振精神的有益使用，再到损人害己的过度使用和逃避现实的使用。对于是将最后一种情况称为网络成瘾、网络成瘾障碍、网络使用障碍、病态互联网使用障碍还是其他，临床医生们存在分歧。然而，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那些过度使用网络的人变得非常喜欢用网上娱乐躲避现实生活中的麻烦。他们的举止非常像进入机器空间的机器赌徒，只不过他们的大多数活动——例如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都带有社交元素，这增强了虚拟的吸引力。

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医疗化怀疑论者认为强制治疗十分荒谬。它真的是像毒瘾一样的瘾症吗？它是一种某类人群更容易得的后天的大脑疾病吗？这些有关食物成瘾的争论在网络成瘾的问题上再次浮现出来。只是这一次争论更加混乱，因为网络成瘾比强迫性进食涉及更广泛的活动，成瘾对象包括数字色情作品、网络赌博、电子游戏和角色扮演游戏、成人幻想聊天室、eBay等购物网站、社交媒体平台和网上闲逛。不同群体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成瘾。男性更倾向于对电子游戏和色情作品成瘾，女性则更倾向于对视觉主导的社交媒体和强迫性购物成瘾。一些精神病学家将后者归类为成瘾，其他人则将其视为一种强迫症。如果比较食物成瘾和药物成瘾就像比较苹果和橙子，那么比较食物、药物和网络成瘾就像是比较苹果、橙子和不同品种的葡萄。

把用户吸引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究竟是违禁内容，还是人们短暂浏览的解压信息？抑或是二者兼有？无论是哪种情况，批评人士都开始关注到过度上网的负面影响。除了开车分心和走路分心造成的创伤，这些影响很少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不像酒精或毒品一样具有毒性。网瘾者不属于容易过量用药的人。他们对网络的沉迷是一种慢性毒药，日积月累下会造成认知和道德层面的伤害。

最主要的危险，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危险在于，让人不断从人际沟通、睡觉、开车、学习、反思、练习和工作上分心，这种分心造成难以实现或维持亲密关系、健康、安全、知识、创造力、专长和具有社会建设性的心流状态。和赌博机一样，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娱乐产品通过让人们付出金钱和时间代价的虚拟捷径提供了替代性的心流状态，削弱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成就、满足感和对没有电子设备的生活本身的容忍度。一位参加戒瘾实验的墨西哥学生写道：“我意识到自己处在一种不断分心的状态中，这让我感到不舒服，也非常吃惊，好像我的现实生活和我的虚拟生活存在于不同的平面上，但占据的时间相同。”

图源：视觉中国

这种情况有一个名字，叫“time suck”（浪费时间的事），《城市词典》将其定义为“非常吸引人、让人上瘾的东西，但会阻止你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赚钱养家、吃饭、照顾孩子”。和其他容易上瘾的行为一样，浪费时间的事可以自我延续。如果抛弃现实生活中的责任造成了压力，或者说沉浸在虚拟世界带来了孤独、焦虑和抑郁，那么逃避主义正合所需。乔治·科布曾这样描述酗酒带来的不断加剧的痛苦：“人们经常喝酒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好，但喝酒会让他们感觉更糟，所以他们喝得更多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数字成瘾。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难题：为什么暴力和野蛮减少的同时，商业化恶习和新奇瘾症却在激增？一个答案是暴力的技术（武器）和成瘾的技术（武器化的快感）在心理学上各有特点。当发射导弹的值勤军官坐在计算机操纵台前时，他们的脉搏依然稳定；而当电子扑克游戏成瘾者坐在哔哔响的游戏机前时，他们的脉搏却在狂跳。“人类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而不是刺激驱动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2011年出版的代表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写道，“对暴力的发生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想让另一个人死。”实际上，行为既是目标导向的，也是刺激驱动的。但他的观点依然站得住脚。技术使武器更加致命，但致命性不会转化为更高的暴力死亡的持续速率，因为其他方面的历史发展使得人们不再那么愿意自相残杀。这些发展等同于一张现代性的清单，清单开头是法治和互惠贸易扩大下的个人安全。平克称贸易是“温和商业”，他的助手罗伯特·赖特称其为非零和博弈。“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支持轰炸日本，”赖特表示，“当我说因为他们制造了我的汽车时，这不全是玩笑话……如果你觉得别人的幸福和你的幸福呈正相关，你更有可能放过他们。”

但如果贸易伙伴制造的不是汽车，而是垃圾食品或成瘾性药物和应用程序怎么办？边缘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邪恶的孪生兄弟。它基于刺激，不温和，是零和博弈。通过商品贸易，边缘资本主义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大量利润（以及相伴而生的阻碍反对的手段）。贸易商品包括色情作品和香烟等能够引起反感的商品，或者因为成瘾设计变得有争议的日常商品，如食物和手机。善良和邪恶的兄弟紧密相连，它们的联系并非自诞生之日起就如此紧密，而是在科技使商品可以成为恶习的历史节点上变得紧密相连。有时，这一过程是无意造成的。皮下注射治疗是一个医学突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也伴有麻醉药物成瘾的巨大风险。但从19世纪末开始，恶习产品的发明、改进和营销就成了有意为之的过程。这些过程打击了启蒙运动的希望，即温和贸易会使各方利益水涨船高。事实上，紧密相连的双生资本主义抬高了一些船只，而淹没了另一些船只。这就是为什么主流反恶习人士及其公共卫生继承者更喜欢监管和选择性的禁止。改革只是为了杀死孪生兄弟中邪恶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