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星｜我们该怎么救助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像大学里评职称或者官场升官，有人上就有人上不去。如果这个“上的”存在利益输送或者私相授受，那个“没上”的就是被害人。现实情况也印证这个道理：每当有类似的利益冲突和选择时，总是匿名信满天飞。没有人被害，为什么会总有人举报？难道仅仅是因为闲？而且达到了蛋疼的程度？

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有人受益，只是这种利益有的是物质方面的，有的是精神层面的；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同样，所有的刑事案件也都有受害人，只是有的案子，受害人明显且突出；有的不够明显和突出。

但目前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是：无论从制度设计、从实践运行上看，还是从理论研究上看，我们都对被害人的重视程度不够。由此导致被害人权益在制度上被矮化和在实践中被淡化。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刑诉法修改在即，社会各界都很关注，不断呼吁作出这样的修改和那样的完善。实际上，抓住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就等于抓住了刑诉法修改的“牛鼻子”，很多附在表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先以各方关注的律师炒作案件为例：

前两天有人问我：“这次刑诉法修改，会不会考虑增加被告亲属的阅卷权？以防止有些律师总利用这个来炒作。”我毫不犹豫的说：“不会。相对于刑诉法修改这样的大事，几个律师的炒作根本就不值一提。”“今天改了这里，明天就拿那里炒作。想炒总是有题材的。就连修改本身，也可以成为炒作的题材。”但如果真要想从根子上治理律师炒作乱象，抓好被害人这个“牛鼻子”就足够了。

“他炒被告权益，你以被害人利益对攻。看最后谁在舆论场获胜？”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教员的话深刻精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刑诉法修改抓好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实际就抓住了群众路线和群众斗争的牛鼻子。“不来则已，来则让其陷入群众斗争的无边海洋。”在新的斗争和矛盾中获取新的妥协，从而实现利益的动态平衡。这是让全社会兼听则明的机制，既因兼顾各方利益而总体公平，也因考虑斗争规律而贴合实际。

再以实践中的权力运行常态为例：

前段时间有律师发信息咨询：“被害人的律师能阅卷吗？诈骗二三百的案子，检察院只认定了八十万。感觉窝囊。”我答复说：“经法检批准后可以阅。”又继续发来了连珠炮：“还要经批准啊。”“不批准怎么救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些均未再回复。

这样的问题，很像“怎么才能从生孩子开始，就能保证他考上清华？”我对这种问题，也是“狗咬乌龟，无从下口”。

但反过来想，这也反映了实践中对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够的乱象。而这种乱象，必定是常态。抛去利益勾连等非法因素不提，就单以人的“懒”为理由和规律，就可以认定这必定是常态。

案子到了办案机关，多跑跑多问问，可能就多为被害人争取些权益。但少跑少问，总比多跑多问轻松自在。因为“懒”这一单纯、常见而又时刻发生的理由，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够的问题就必定是常态。

最后以此前曾酝酿过的“被害人救助法”为例：

对被害人的救助，是多方面的，有民政救助，有社会捐赠，还有办案程序中的退赃退赔。但很多情况下，这些都还不够。比如：杀人案件中，人死了，家里只剩下孤寡老人，而罪犯又穷的叮当响，无力赔偿。这种情况怎么办？

早些年，曾研究制定被害人救助法，针对这种情况，专门立法专门救助。但考虑到社会条件不成熟，这种救助也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能出台。

我参与了前期的立法调研，也到青岛等做的好的地方看了经验，听取了各部门意见。

现在想想，不出台这个法是对的。

相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这么大的事，这么一部小法，顶多给个三五千块钱、还要看地方财政脸色的救助，没有多大价值。

被害人真正需要的，是贯穿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参与、全过程发声和全过程监督。有这三个“全过程”，他的权益自然也就在司法程序之内最大限度保障了。无需再专门另行立法。

曾有好兄弟好心劝我：“你写东西注意点，别耽误了揽案源。”“多说些违心的话，做出一副为客户去死的样子，能吸引眼球。”我对他说：“高端的客户，有足够的欣赏能力。”

受害人的问题解决不好，矛盾就没法从根子上化解掉。今天给你辩护成功，明天出来了，矛盾还在那儿敞着口子等着呢，后天会不会旧事重提再进去？

“一杆子扎到底，把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从此再也不为这事烦心，踏踏实实过日子。”这种方案如果都接受不了的话，那还真不配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