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班纳姆 | 被选中登上“里斯本丸”的英军战俘

第二次转移时，日方要求征调两千名“健康”俘虏。这不仅旨在为日本的码头、矿山、工厂和港口提供奴隶劳工，还将为深水埗营地腾出足够的空间，从而最终关闭北角营地。

来自米德尔塞克斯军团、隶属于马丁•威登（Martin Weedon）上尉B连的赖特回忆道，“对于我们的军官来说，这是一个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们拒绝选择那些明显不适合长途旅程的人。最终日军自己来挑选征调人员”。赖特和威登都名列其中。

战俘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征调名单”的公布。与此前的征调不同，这次名单上有许多五个月前被调往亚皆老街营地的军官，以及数百名皇家海军人员。然而，被征调者大多是原本就在深水埗营地的正规军其他军衔人员。其中之一，便是皇家炮兵团的杰克·艾田蒲（Jack Etiemble）。他还很年轻，却已经受够了在香港艰苦而残酷的战俘生活。

艾田蒲说：“几个月后，我需要进行牙齿治疗，我们的牙医带来了一些工具，检查之后说他没有补牙的材料，所以最好还是把牙给拔掉。他让我坐在椅子上，几名战俘抓着我，坏掉的牙齿一下子就被拔出来了。日本人的暴行依旧，如果不向他们鞠躬，就会被逼着将装满沙子的消防桶举过头顶。有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向我们挥手，日本人看见了就把他们叫过去，两名哨兵带着他们穿过营地走到一个小码头。一名哨兵把他们带到尽头，指着港口里的什么东西，另一个则立马冲上去用刺刀刺死了他们，然后将其扔进港口，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后来，几个小分队被派往启德填炸弹坑。当守卫要求交出手表时，我没交，结果挨了一顿打。在登上里斯本丸之前，我们就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艾田蒲1923年6月27日出生于泽西岛，他在14岁时就辍学了。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但杰克就像加菲尔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一样，渴望去看看这个世界。1937年9月，他加入皇家炮兵团，在伍尔维奇接受了一年的训练，并于1938年9月作为号兵毕业。1938年12月，他乘坐“迪尔瓦拉”号（HMT Dilwara）启程前往香港，加入第八海岸炮兵团，并在18岁生日那天成为了炮兵，协助操作守卫香港著名港口的9.2英寸大炮。

艾田蒲原本计划于1942年1月离开香港，但日军的袭击打乱了他的计划。如今，在被迫以战俘身份滞留了九个月后，他终于要离开了——不过目的地却是日本。

在这些被征调者得知将要被转移之时，许多人抓住机会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山姆．阿特金斯（Sam Atkins）便是其中之一，他家人最近才收到政府发来的关于他财务事宜的通知。

少数幸运儿虽也名列其中，但因病情太重而被判定无法登船，他们就被留在了深水埗。

深水埗战俘营因军官们的回归和海军部队的到来而人满为患，那里的铁丝网都快被他们撑破了。经过疫苗注射、编号和拍照后，日本人认为艾田蒲和其他被选中的人已经做好了启程的准备。随后，他们给每个即将登船的人发放了一套新装备（包括一双靴子、帆布鞋、内衣、衬衫和短裤、两条毛毯、一个饭盒、餐具、一件外套和一个背包）。

9月25日凌晨4点，天气仍然闷热、潮湿。被征调的战俘们匆忙咽下了早饭（米饭和鱼），并领到了两个小小的甜面包作为应急口粮。随后，他们便前往深水埗营地的银禧阅兵场（Jubilee Parade Ground）集合。他们每50人为一组，在分队长的带领下待命。由于等待的时间太长，有些人在离开营地前就把应急的甜面包吃掉了。最终那个“猪头”来了，并向大家讲话，由新森源一郎（Niimori Genichiro）进行翻译。他告诉大家，和田义雄（Wada Hideo）将担任船上的指挥官，还有大约25名卫兵随行。林仙（Hayashi）军士长所指挥的卫兵队伍，包括两名医务兵—高桥军士长和上山军士长、负责发放口粮的小岛中士，还有两名军士以及十八名二等兵。

香港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HKRNVR）的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回忆道：“1942年9月25日早上5点30分，征调队伍集合完毕，从那时起任何人都不允许离开队伍。7点半时，负责所有营地的日方总指挥官来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将被送往一个比香港气候更好的地方，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而且要守规矩。”

这个约1865人的队伍从银禧阅兵场出发前往竹码头（Bamboo Pier）。每名战俘在登上摆渡船前都被喷洒了消毒剂，然后被送往停泊在昂船洲南面附近的一艘锈迹斑斑的旧货船上。

运送战俘的船看着让人并不舒服。靠近船身时，他们第一次看到船头处用白色油漆写着英文和日文的“里斯本丸”字样。“里斯本丸”与它的两艘姊妹船“里昂丸”（Lyons Maru）和“利马丸”（Lima Maru）一样，是一艘排水量约七千吨的货轮。这艘船由横滨船渠株式会社（Yokohama Dock Company Limited）建造，船体编号为70，其龙骨铺设于1919年10月15日，并于1920年5月31日下水。该船的早期航运经历不甚明了，但1934年5月5日，它曾运载一批日本移民抵达旧金山。1938年，它又被拍到出现在伦敦附近的泰晤士河口。从1942年6月到8月底，英国间谍记录到它在香港的太古干船坞进行维修。据英国政府驻重庆的相关部门称，该船曾因锅炉房前方的船体中部遭到水雷或鱼雷爆炸而受损。8月底它离开香港时，载运了一批铅锭和其他金属货物。一份被截获的文件显示，它随后被用作运输部队的船只，并于1942年9月4日出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这艘老旧货轮已漂洋越海22载，现任船长为经田茂。

商船船长经田茂（Kyoda Shigeru）是一位42岁的男人，家里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日本等他回家。（1921年12月1日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有20年的航海经验，于1922年至1926年担任日本邮船公司（NYK Line）的三副。1929年晋升为二副，又于1939年晋升为一副。随后，他首次成为一船之长，指挥“盛冈丸”（Morioka Maru），但好景不长，1942年3月4日，这艘重达4469吨的货船在长崎县佐世保附近被水雷击沉。后来，经田受命担任“加尔各答丸”（Calcutta Maru）的船长，但在1942年5月1日，该船以及另外五艘日本货轮和两艘护航舰被美国“特里同号”核潜艇（USS Triton）发现，后者发射了两枚鱼雷，均击中了位于船队前端的“加尔各答丸”。紧接着，“特里同号”又向船队中的另一艘货船发射了两枚鱼雷，但均未命中。潜艇穿越到日本船只的下方后，又向受损船只发射了两枚鱼雷，一枚未能命中或未爆炸，而另一枚击中并使船身断裂，“加尔各答丸”随即沉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遭遇了两次沉船事故之后，经田于1942年9月9日被任命为“里斯本丸”的船长，并于9月15日登船就职。

船上共计装载了1676吨货物，大部分货物（包括铜、废铁、铋矿、棉花、金砂、铅、铝、锰矿、钨和皮革）将运往旅程的第一站——大阪。然而，其中有32吨的货物是要运往东京的、5英寸的高爆弹（HE）。

二副荒木要（Araki Kaname）尽管因登革热而感到身体不适，但依然还是待在了驾驶舱里。他于1927年加入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ippon Yusen Kaisha），此前曾在“竹山丸”（Chikuzan Maru）担任三副，现在是“里斯本丸”上12名军官之一。

这两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在驾驶舱内注视着战俘们登船。他们计划将这些战俘以及稍后登船的日本军队，连同大部分货物一起运往大阪。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接驳船不断往返，将战俘们运到这艘船上。

尽管经田可能不知道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货舱》（Cargoes）一诗，但对于大多数即将登船的战俘而言，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对词句很熟悉。

战俘们从接驳船上抬头望去，尽管这里位于接近北回归线的纬度，他们一定会认出“里斯本丸”就是日本版的“肮脏的英国渡轮”。

香港通信连的弗兰克•贝内特（Frank Bennett）回忆道：“我们分组坐上接驳船，从军官营区尽头的一个小码头出发。当我们靠近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船首的炮。这引发了一场讨论，关于这艘船是否可以被归类为武装商船，以及它是否能被直接击沉。”

鱼雷快艇的幸存者阿尔夫•“诺比”•亨特（Alf “Nobby” Hunt）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几乎未及恢复。他说：“我们登上一艘驳船，它把我们送到了‘里斯本丸’。海军被命令进入一号船头货舱，米德尔塞克斯军团、皇家苏格兰军团以及一些较小的部队被安排在二号主货舱，皇家炮兵团则进入驾驶室后方的三号货舱。经过一番推推挤挤之后，我们发现一号货舱已经挤满了人，大约十几名皇家海军人员被安排进了二号货舱。所有货舱都有两层，每层又都用粗糙的木头分隔成两层，以运输最多的人。不幸的是，当我们被命令下舱时，只有船底龙骨的压舱物上还有些许空间。压舱物是一些杂乱堆放着的、装满沙子的粗麻袋，散发着腐烂蔬菜和尿液的恶臭。许多麻袋已经破裂，到处都能看到老鼠侵扰的痕迹。仅有的一点光来自于一个昏暗的灯泡和上方舱口透下来的光线。”

皇家海军看护士官华莱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回忆道：“登船时，皇家海军分遣队被安排到了船头舱，因为大家觉得他们能承受海上可能会出现的‘摇摇晃晃’。对此我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即便是最轻微的波浪也会让我晕船。我和一群来自香港皇家海军医院以及添马舰的看护官们在一起，还有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的海军军医杰克逊上尉。我还记得的看护官名字包括：肯•巴格斯（Ken Baggs）、托马斯•埃克尔斯顿（Thomas Eccleston）、托马斯•麦克雷迪（Thomas McCready）、雷金纳德•贝利（Reginald Bailey）、诺曼•亨迪（Norman Hendy）、罗纳德•豪森（Ronald Howson）、丹尼尔•刘易斯（Daniel Lewis）、艾伦•彭伯顿（Allen Pemberton）、格温福•托马斯（Gwynfor Thomas）、约翰•艾利森（John Allison）。我们下到货舱后，在二层平台的左舷前部隔舱处找到了一个角落，就在那里安顿下来。”

终于，往返于船只与码头之间的接驳船完成了运送任务，所有被选中的战俘都登上了船。

作者简介

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曾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欧洲航天局从事研发工作，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学报》荣誉编辑。1989年移居香港，创立“香港战争日记”项目，致力于研究与记录1941年香港保卫战、参战守军及其家属等相关人员命运，发表多部关于香港战时经历的著作；经常进行历史主题演讲，并协助众多历史学家、政府机构、广播媒体、学生及其他研究者开展相关工作，担任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顾问。

內容简介

1942年，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在从香港驶往日本的途中，被美国潜艇“鲈鱼号”击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代价最为惨重的美军对英军的“友军误击”事件，导致船上1800余名英军战俘中的1000余人死亡。但在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深入研究少之又少，而本书填补了这项空白。作者综合运用美国、英国、日本与中国香港的史料，还原了“里斯本丸”的命运航程，以及船上的战俘、日军，和“鲈鱼号”上的美军的经历。

译者简介

杨惠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在《世界社会科学》《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信睿周报》等学术期刊和思想类报刊发表论文、评论多篇。

王升远，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以及战后日本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为《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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