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的回复

9.6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这段内容是孟子对“禹的德行衰退，不传位给贤人而传给儿子”这一说法的反驳，核心大意如下：否定“德衰”说：孟子认为，王位传承是“天”的意志——天要传给贤人就传贤人，要传给儿子就传儿子，并非禹的德行问题。

舜推荐禹给天，禹在舜死后先避让舜的儿子，最终因百姓拥戴继位，和舜继承尧的过程一致。禹推荐益给天，但禹死后，百姓不追随益，反而拥戴禹的儿子启，因为启贤能，且禹在位久、施恩于民，而益辅佐禹的时间短，百姓对他不够认同。

强调“天”与“命”的作用：舜、禹、益的继位或不继位，以及他们后代的贤与不肖，都是“天”和“命”的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普通人要得天下，需有舜、禹那样的德行，且有天子推荐（如孔子虽有德却无推荐，故未得天下）。世袭继位者若像桀、纣那样无道，天会废除他；而益、伊尹、周公等虽贤，因君主后代未到该废的程度，故未得天下。

最终结论：尧、舜禅让与夏、商、周世袭，本质意义是一致的，都遵循天意。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万章问孟子：“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德行就衰退了，他没有把天下传给贤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

上古时期尧、舜禅让传贤的故事被广泛认可，成为儒家推崇的“德政”典范。而禹打破了这种模式，将天下传给儿子启，开启了“家天下”的世袭制。当时社会上因此出现了“禹德衰”的说法，认为禹因德行衰退才放弃传贤、转向传子，这一观点引发了对禹的评价争议。

万章作为孟子的弟子，关注这种对历史人物的争议，希望通过老师孟子的解答，厘清禹传子的本质原因，理解“禅让”与“世袭”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儒家对这类历史现象的核心看法。这也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上古政治传承制度的思考与讨论。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孟子的关键论述，即天下的传承（无论是传贤还是传子）并非由个人意志决定，而是由“天”的意志主导——天要把天下给予贤人，就传给贤人；天要把天下给予君主的儿子，就传给儿子。

这一观点将王位传承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天意”，为后文解释禹传子而非传贤的现象奠定了基础，强调这种转变并非禹的德行问题，而是符合“天”的安排。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舜传禹时，禹先避让舜的儿子，最终因百姓拥戴继位；禹传益时，益也主动避让启，但百姓却选择了启。两者流程相似（推荐给天→守丧→避让），但结果不同，关键在于“民心”——而民心在孟子看来是“天意”的体现。

尧、舜的儿子（丹朱、商均）都不贤德，且舜、禹辅佐君主时间长，积累了深厚的民望，百姓自然倾向于他们而非君主之子。

禹的儿子启贤德，能继承禹的治国之道；而益辅佐禹的时间短，尚未获得百姓广泛认同，因此百姓更拥护启。

无论是舜、禹因贤德继位，还是启因民心拥戴继位，本质都是“天”的选择。君主之子是否贤德、辅佐者是否积累足够民望，都是“天意”（非人力可控）的体现，而非个人（如禹）的德行衰退所致。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做到的，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运。

一个普通人能得到天下，必定是德行像舜、禹一样，而且还要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没有得到天下。

孟子用“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界定“天”与“命”，强调其超越人力的客观性——不是人为刻意促成，却自然发生的，便是天意和命运。这呼应前文，说明舜、禹、启的继位，以及他们后代的贤与不肖，最终都是非人力能左右的“天”与“命”的体现。

孟子指出，普通人（如舜、禹早年）要获得天下，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身德行达到舜、禹的水准，二是有天子的推荐（如尧荐舜、舜荐禹）。

而孔子虽有大德，却因没有天子推荐，故“不有天下”，这正说明“天意”之外，现实条件（如天子推荐）也是传承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强化了“非人力可独断”的观点。

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

世袭继承天下的，上天要废除的，必定是像桀、纣那样（暴虐无道）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有得到天下。

伊尹辅佐商汤称王天下，汤去世后，太丁（汤的太子）还没继位就死了，外丙在位两年，仲壬在位四年（后太甲继位）。太甲破坏汤制定的法度，伊尹把他放逐到桐邑三年；太甲后悔过错，自我怨恨、自我改正，在桐邑施行仁政、改变行为趋向道义，三年里听从伊尹对自己的教诲，之后才回到亳都（重新继位）。

周公没有得到天下，就像益在夏朝、伊尹在商朝（没有得到天下）一样。

孟子认为，对于世袭继位的君主，上天不会轻易废除，只有当君主像桀、纣那样暴虐无道时，才会被上天抛弃。这意味着，只要世袭的君主没有坏到极致，即使有贤能的辅佐者（如益、伊尹、周公），也不会取代他获得天下——因为“天意”未到废除君主的地步。

伊尹是商朝的贤相，曾因太甲破坏祖制而放逐他，但当太甲悔过自新后，伊尹便恢复其王位，而非自己取而代之。这说明伊尹的行为符合“天意”：太甲虽有错，但最终改过，未到“天之所废”的程度，因此伊尹无需、也不会夺取天下。

周公辅佐周成王时，虽有摄政之权，且贤德卓著，但成王并未像桀、纣那样无道，因此周公最终归政于成王，没有夺取天下。这和益（未取代启）、伊尹（未取代太甲）的情况一致，均体现“非天之所废则不夺”的原则。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孔子说：“唐尧、虞舜时代的禅让，夏、商、周三代的世袭，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尧传舜、舜传禹的禅让（“唐虞禅”），还是夏启、商、周的世袭（“夏后、殷、周继”），表面形式虽不同，但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天意”——天根据实际情况（如继承者的贤德、民心所向、君主是否无道等）选择天下的归属。

禅让是因为“天与贤”（上天要传给贤人），世袭是因为“天与子”（上天要传给君主的儿子），两种方式都遵循“天意”的安排，而非人力刻意为之。因此，孔子认为它们在“顺应天意”这一根本意义上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