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暮春的一天,毛主席正在办公室里听取工作汇报时,当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他的耳中时,他不禁为之一振。
这个名字便是“舒同”,而当毛主席听到舒同因工作失误而被撤销职务这一消息以后,他立马坐不住了,着急地问道:“谁叫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
面对主席如此一反常态的表现,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禁感到纳闷:舒同是谁?他有何威力,以至于让毛主席如此为之动容?
东乡才子:舒同的笔墨青春
1905年,舒同出生于江西省抚州东乡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母不仅给予了他全部的宠爱,还非常重视对他的文化教育。
抚州之地自古文脉深远,人杰地灵,隽永的青山绿水间常见古人石刻,在这份清雅俊秀的艺术气息熏陶之下,舒同自小便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事的时候便会学着大人的样子提笔写字,虽是歪歪扭扭,但他却乐在其中。
在舒同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他也终于有机会开始跟着先生认真研习书法。
练字的最初阶段是非常辛苦的,手提毛笔一写便是大半天,当别家小孩在窗外巷子里追逐打闹之时,舒同却乖乖地坐在书桌前,一张一张地临摹字帖,哪怕是手腕写酸了,也不肯偷一会儿懒。
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舒家老屋书桌上,那块沉甸甸的青石砚台,见证了舒同夜以继日的勤学苦练。
当晨光初透纸窗,舒同早已端端正正地坐于桌前,研墨润笔,沉肩悬腕,黑黑的墨线在平铺的宣纸上稳稳行走,仿佛要刻进骨子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反复地研读习练中,无论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还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舒同都早已烂熟于心,在无尽的汗水浸润下,他熬过了最初的青涩,从照猫画虎到字字筋骨,一笔一划间竟已颇具大家风范。
那清劲且饱满的字迹中透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着与力道,让阅遍诗书的私塾先生看了也不禁点头称赞,于是乎,舒门出了个才子的消息在整个东乡不胫而走,乡邻们自发地聚拢在私塾外面,只为亲眼目睹这“东乡才子”的风姿绰约。
在诸多书法名家之中,舒同尤其喜爱气质雄浑的颜体,这不仅是因为颜体字形外拓饱满、气势磅礴,与他心胸开阔、不屑琐碎的性格极为契合,更是因为颜真卿刚烈忠义的人生与书风浑然一体,让他不自觉地在精神领域中心向往之。
除了认真临习法帖,舒同也常常留心于市井间的招牌匾额、乡野的楹联碑刻,甚至主动为邻里乡亲书写春联、契约等,在烟火人间的实用书写中,悄然汲取着民间书艺中那淳朴浑厚的气息。
书本与实践的双重努力,使得舒同的书法自成体系,既有碑帖的森严法度,亦悄然融入了几分源自乡土的醇厚与温度,在书法的这片天地中,他得以尽情地书写风华正茂的笔墨青春。
然而,舒同所生活的社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洪流之下,又岂容书斋静守?
1921年,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舒同接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先进的革命思潮带给了他强烈的冲击,促使他勇敢地走出旧日书屋,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中。
学习马列主义,结金兰学社,创办《师水声》刊物,名贯一时的东乡才子正以崭新的面目投身到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和新文化精神的运动之中。
参军入伍:马背上的书法家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未能实现真正民主,饱受苦难的劳苦大众依旧生活在夜色茫茫之中,他们渴求着一场更为深刻且彻底的变革,去撕破笼罩在旧中国身上的重重黑雾。
一大批拥有着爱国赤诚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早早地感受到了这份革命的召唤,他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之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担当起吹响革命号角的重任,舒同便是其中的一员。
1925年,20岁的舒同愤而发声,在学校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华民国之真面目》的文章,痛彻批判北洋军阀政府所谓“共和、平等、自由”的虚伪本质,号召国民要勇于追求真理、伸张正义。
这样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饱含着舒同对于祖国的深深热爱之情,他以文弱之笔彰显出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也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虽是一介书生,但舒同的革命理想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一年以后,他毅然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握紧拳头庄严宣誓时,那支浸透墨香的毛笔并未放下,而是从此与革命的枪杆结下不解之缘。
1930年,25岁的舒同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的夹缝中,他凭借着卓越的文学才华担当起部队里的政治宣传工作。
然而,烽火岁月里,何处是书斋?
以广袤大地为纸,以粗糙树枝为笔,舒同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溪畔沙地上,他用毛笔蘸取清水,写下鼓舞士气的口号;破庙泥墙旁,他用乌黑木炭,书写革命真理……
在炮火连天的行军路上,滚滚硝烟未能吞噬掉舒同笔尖那清新墨香,反倒是催发出一篇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从《遵义追击》到《芦花运粮》,舒同在《红星报》上发表了大量的红色文章,在给予了将士们巨大精神力量的同时,也让他的名字传遍了整个红军阵营。
毛主席在看到舒同写的文章和标语之后,也是赞不绝口,不仅夸他文章内容好,更加称赞他那一笔犹如行云流水般的好字,于是便将舒同调至红四师担任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全师的政治宣传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无意中看见舒同正骑在马背上写字,他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虽然马背颠簸不已,但他笔下的字却浑然不乱。
于是,毛主席笑着夸赞道:“你是当之无愧的马背书法家嘛!”自此,舒同的这一新名号再度不胫而走。
至于舒同的字有多好?前清翰林萧之葆或许更有发言权。
1936年,红军行军至陕北旬邑县,想要邀请前清翰林萧之葆出任边区参议员,却被他老人家婉言拒绝,原因无他,老爷子觉得共产党是好,但都是些土包子,没有多少文化。
后来,毛主席让舒同代笔给这位萧老先生写了一封文质兼美的信,用以宣传我党统一战线政策。
读罢信件,萧翰林当即心服口服,赞不绝口道:“共产党有人才,毛主席给我写的那封信,不但文笔好,书法也好!”
撤销职务:毛主席亲自出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爱才惜才,在对于大才子舒同的人事任命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不仅让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等职,甚至还提议让舒同出任新华社社长或《人民日报》社社长。
在毛主席看来,舒同这样的文化人才理应放在宣传战线上,以充分发挥其“党内一支笔”的作用,可是愿望是好的,但具体实施起来却遇到了阻碍。
由于当时正处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急需人才,此前深扎于山东的舒同分身无术,就连毛主席想要将他调走,竟也不能如愿。
1954年,舒同开始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党和人民委以的这一重任,他丝毫不肯马虎,任职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考察,为了准确收集一手资料,他甚至带着家人到地里亲自收麦子、过秤,以期掌握真实情况。
在舒同兢兢业业的努力之下,整个山东省的政治经济都有了明显发展,但随着浮夸之风的迅速侵扰,山东境内虚报粮食产量的问题,尽管舒同已紧急采取了措施予以抵制,但依旧出现了纰漏。
山东灾情爆发以后,舒同自知难辞其咎,于是主动申请了降职处分,他也成为最早被撤职的省委第一书记。
怀揣着难以释怀的自责之情,舒同前往章丘担任县委书记,舟车劳顿之下,致使他旧疾复发。
当毛主席得知舒同被撤销职务的消息以后,不觉大为震动,着急地问道:“谁叫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
作为相识多年的战友,毛主席对于舒同的人品早已是了解至深,他知道舒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出有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对于这次撤职,他老人家的看法是:虽是有错,但却罪不至此。
于是,在毛主席亲自出面安排下,积劳成疾的舒同先是被接回北京静修养病,待到他身体恢复后,又被调任至陕西,继续担任省委书记一职。
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面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无比信任,舒同只觉得感慨莫深,唯有以鞠躬尽瘁的努力工作才能回报党和人民。
在后来的文化动乱中,舒同虽然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迫害,但他始终坚信“一片冰心在玉壶”,熬过了艰苦的岁月,等来了云开雾散的晴天。
1978年,舒同重新回到军队,虽已年逾古稀,但却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为了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再度拿起手中之笔,挥毫泼墨,贡献余生心力。
在任职任中央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期间,舒同倾注毕生心血,带领大家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研究编写工作,为我国军事科研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退休以后的舒同,在家中专心研习书法,而他最爱临摹的便是毛主席诗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次临摹,都是在同毛主席对话,而那时他就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革命峥嵘的岁月。
从“东乡才子”到“马背上的书法家”,从革命战士到省委书记,舒同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对于舒同而言,政治上的浮浮沉沉,固然有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无可奈何,但党和人民所赋予自己的使命却从未因此而有过丝毫更改。
参考资料:
北京青年报:《舒同 暮色苍茫看劲松》
抚州新闻网:《舒同:马背上的红军书法家》
中国网:《一手握笔一手握枪——舒同将书法与革命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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