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挖出一具戴脚镣骸骨，铁镣钉死在脚踝上，真实身份惊动上级

1982年4月，一个叫杨先富的当地农民，在龙潭镇邬家坡自家地里干活时，意外挖出一具遗骸。这具骨头脚踝上套着铁镣，两根铁钉死死钉进骨头里，重量大概0.8公斤左右，看起来死者生前肯定吃过大苦。

杨先富一看不对劲，就上报给了县里的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过来一查，确认这是人骨，还带刑具，马上通知警方介入。法医鉴定显示，这人死于48年前，骨头上有明显外伤痕迹，比如肋骨断裂，脚踝变形，这些都指向生前受过重刑。县里觉得事大，报到上级，很快就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

调查组成立后，先从当地走访入手。杨先富回忆起小时候的事，他说1934年冬天，自己放牛时见过国民党士兵押着一个戴脚镣的男人，那人被打得不成样子，还喊了口号。结合这个线索，专家查阅旧档案，发现这可能和黔东独立师有关。

黔东独立师是1934年10月成立的红军部队，主要在贵州东部和重庆边境活动，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主力转移。师长叫王光泽，政委是段苏权。部队成立没多久，就面临国民党多路围剿，战斗频繁，损失大。

11月下旬，在秀山一带，王光泽带队突围时被当地民团抓获。民团认出他身份后，交给国民党军官田冠五处理。田冠五是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旅旅长，他下令严刑拷打，想从王光泽嘴里撬出红军情报。

但王光泽一口咬定没透露半个字。12月21日，在酉阳龙潭镇，国民党士兵执行枪决，将尸体就地浅埋。这段历史在档案里有记录，国民党那边的卷宗也提到过类似处决。

王光泽出身挺苦的。1903年11月11日生在湖南衡阳县金花乡鹤桥村，父亲早亡，从小给人放牛，8岁开始，11岁学手艺，日子过得紧巴巴。1926年北伐时，他参加工人农民运动，反对地主剥削。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里从基层干起，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

到1934年，他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师长，那年他31岁。部队刚建，武器弹药短缺，国民党军队围堵得死死的。王光泽带队在焦家铺、新庄等地打游击，多次和敌军交火。一次战斗中，政委段苏权负重伤，王光泽让部队分散，他自己殿后，结果在赶路时被民团逮住。

被俘后，国民党先用鞭子抽，用烙铁烫，还用铁钉把脚镣固定在脚踝上，防止逃跑。这些刑罚在当时国民党监狱常见，目的是摧毁意志，但王光泽扛住了，没出卖同志。最终被枪杀时，他31岁，正值壮年。

段苏权那时候是政委，负伤后乞讨回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开国少将。他一直没忘王光泽，退休后多次去秀山、酉阳一带打听，查国民党旧档，甚至托人走访老人，但总没下落。直到1982年遗骸消息传出，他赶紧赶到现场，一看脚镣和骨伤，就基本确认了。

段苏权提供部队日志和个人回忆，帮调查组比对细节。专家还用骨骼鉴定技术，确认身高体貌吻合。中央获悉后，指示妥善处理。1983年11月，王光泽遗骸安葬在酉阳龙潭镇烈士陵园，脚镣取下作为三级文物，保存在当地博物馆。现在那脚镣成了革命教育展品，提醒人们那段历史的惨烈。

这事不光是挖出个骨头那么简单，它反映出当年红军在黔东地区的艰苦斗争。黔东独立师成立时只有几百人，面对国民党几倍兵力，还得在山区周旋。国民党围剿策略就是切断补给，层层堵截，田冠五那种军官执行起来特别狠，俘虏后不审出情报就不罢休。

红军那边，师长政委都得亲自上阵，王光泽被俘前，还指挥部队突围，救了不少人。独立师全军覆没，只剩少数幸存，但他们牵制了敌军，为红二六军团转移争取时间。这在长征史上是重要一笔，没有这些牺牲，主力的北上就难多了。

48年过去，遗骸才被发现，杨先富那一下铲子，挖出的不只是骨头，还有一段被埋没的历史。王光泽从穷小子到红军师长，一路靠着信念撑着，在国民党刑具下也没低头。国民党那边，田冠五作为执行者，用那些手段镇压，暴露了他们对红军的恐惧和残忍。

段苏权寻友的坚持，也挺感人的，他从乞丐到少将，还惦记着老战友，这份情谊在乱世中难得。安葬后，陵园成了教育基地，每年清明都有人去缅怀，博物馆的脚镣展出时，参观者总会驻足良久。

这个事件还提醒我们，历史真相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地方。酉阳龙潭镇本来偏僻，1982年前没人想到地下埋着红军师长。调查过程靠走访、档案、鉴定，一步步拼凑出来，避免了冤假错案。中央重视，也说明对革命先烈的尊重。

王光泽的事迹，现在收录在党史资料里，湖南衡阳老家也建了纪念点。相比其他长征英雄，他的故事没那么广为人知，但真实性强，没半点水分。国民党在1934年的围剿，造成多少类似牺牲，田冠五那种人就是典型，推动了那些暴行。

说到底，这具遗骸的发现，让人反思战争的代价。红军在黔东打得那么苦，国民党用刑那么狠，都是时代产物。王光泽死时31岁，留下来的只有骨头和脚镣，但他的贡献影响深远。

段苏权晚年看到遗骸，肯定百感交集，但他推动了真相大白。陵园安葬后，成了当地一景，游客去酉阳时，常顺道看看。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细致，脚镣上锈迹斑斑，钉子痕迹清晰，成了无声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