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国统筹干部工资标准。
那天,相关部门报上了一份特殊的名单,一个人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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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名字不在将军名录里,也没有任何实职。
如果按制度规定,连“部长级”都够不上。
可毛主席看了一眼档案,说了句:“这个人,要单列。”
最终,他的待遇被定为行政三级——比开国十大将还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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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郑位三。一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名字。
但在我们国家最艰难、最血性的那段时间里,他是那些把理想扛在肩上、不在乎名、不计得失的人之一。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出生在湖北黄安——这里后来被称为“将军县”。
但他并不是“将军”,他是那群将军背后真正的支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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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那年,他考上了省甲种工业学校。
在考试中拿了个第三名,于是干脆改名“位三”——立志“争做人群中的前列”。
他读书很用功,但更敏感的是时代的变化。
那几年,国破民穷,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读《共产党宣言》,读《新青年》,思想彻底转变。
后来他加入了党,加入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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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共决裂,大批共产党人被围剿。
他没有退缩,而是回乡组织农民武装——这在当时,是拿命搏的事。
之后,他带领群众发动黄麻起义。
起义失败,他没跑。他转入山林,继续打游击。他一边打仗,一边种地,一边宣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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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重金悬赏捉他,他每天换地方,和战士们一起睡山洞、啃树皮。
他的母亲、父亲、妻子先后在山林中病死饿死。
但他说:“活下来的,都不能倒。”
1932年,红军主力被迫转移,中央让他留下来——一边抵抗敌人,一边保存火种。
他答应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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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调来20多个团围剿他们。
他带着几百人转战深山,饿了吃草根树皮,冷了裹破棉衣。
可就是这几百人,在他的带领下,两年后发展成了2000人的红七十四师。
贺龙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郑位三,那支队伍坚持不了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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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二十五军西征,他再次留守鄂豫边区,接着打游击。
每一次中央有任务要安排人“去最困难的地方”,他永远是第一批。
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往华中敌后,担任鄂豫边区党代表,实际上是全区最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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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时主持工作的,是李先念。
照常规,中央来的人是“领导”,本地人是“被领导”。但郑位三不争,他连自己的职务都不公开——担心影响李先念的威信。
他说:“我刚来,李同志熟悉这里,我听他的。”
李先念很感动,说他是“真正顾大局的老同志”。
这样的人,不需要架子,自然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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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大军压境,华中局决定突围。
组织想先把郑位三送走。他身体早已严重透支,患有严重风湿病,几乎不能行走。
他摇头,说:“现在走,部队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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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看到他拄着拐棍,硬是一步一步地走在队伍最前头。
他嘴角发青、腿一瘸一拐,却还逗战士们笑,说:“咱们今天走十里,明天就能走十五。”
很多年轻战士当场哭了。
突围成功后,郑位三病情加重,被送到山东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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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多次发电报问他身体,催他回中央工作。
可他一直在康复期,没再担任过实职。
1955年,评级制度出台,领导干部分为十四个行政级别。
有人问:“郑位三怎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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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职务,也没有军衔——按理说,只能排很后。
但毛主席拍板:“他是特殊的。”
最终,郑位三被定为行政三级,比开国大将待遇还高一级。
然而,他从没拿自己当回事。国家每月给他的补贴津贴,他一分不留,全部捐给烈士遗属、支援家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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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讲资格,不争荣誉,一生低调、节俭、干净。
他的名字,没写进《将军传》,没挂进纪念堂的大字匾额里。
可如果你细查共和国的许多艰难战役、重要节点,总能在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他的影子。
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像“无名英雄”的有名人物。
而毛主席说:“有些人,不能被忘。”
郑位三,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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