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校史｜戴铮与学院初创岁月

编者按

法大的校史，不仅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法大人服务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懈努力，更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进程的真实缩影。藉此建校73周年之际，学校推出《档案中的校史》栏目，以档案为根本遵循，力图求真存实地还原学校历史上一次次重大变迁的来龙去脉，从建校70余年不断的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中汲取力量，在学校“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继续为法大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文 | 王改娇

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史馆校领导展区，映入眼帘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士，浓眉方脸、眼神坚毅、眉宇间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他就是北京政法学院首任临时党组书记戴铮。戴铮，一个法大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可除了学院党组首任负责人的身份，言及其他，大家似乎又“一无所知”了。本文希望借助广搜遍寻的历史文献，走近这位可亲可敬的法大前辈。

图1 戴铮50年代个人照

遵照上级指示，执掌临时党组

据档案记载，戴铮于1918年2月生于河北蠡县，1937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党的引领和培养下迅速成长，年方20即担任山西新军第三纵队九总队、七总队连长等职。1940年赴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至太行三军分区，培训纵队各级军政干部和地方武委会人员，历任山西新军第三纵队干部轮训队副大队长、情报股长、七团参谋长等职。后因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负伤，遂转战太行革命根据地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先后就任中共太行区邢台专区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市长[1]。1949年3月后又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专司干部培训。

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新政权建设，亟需培养一批具有马列主义立场方法，掌握马列主义国家与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法干部，在此背景下北京政法学院应运而生。党和国家对这所新型法科学校寄予厚望，上级领导指示，学院身处首善之区，一定要办好，并要给各地的政法学院做出榜样。同时要担负培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尽快提高在职司法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的双重任务，使他们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新型政法人才。[2]

在政法学院的合并组建过程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将中央的意图落实到位，党组织书记人选就显得格外重要。1952年8月23日，由钱端升任主任委员的学院筹委会成立，戴铮被委派以临时党组书记身份参与其中。[3]上级党组织何以将此重任交给戴铮？笔者分析，这得归功于他在华北革大的突出业绩。

戴铮时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副院长。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开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短训学校，它于1949年2月成立，1952年2月停止招生，1953年1月正式宣告结束。三年间，华北革大共训练了4期青年知识分子，办了3期政治研究院，1期行政学院，改造旧知识分子2.2万人。该校甫一成立，戴铮即调入并担任三部教育科长。当时校方将学员分为四部，三学员多为旧知识分子和旧政权从业人员。[4]后来三部改为政治研究院，戴铮也随之被任命为副院长，该院的培训对象主要是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无论科长还是副院长，戴铮对学员的主要职责是，督促课堂学习，检查学习态度，组织课后讨论，推行改造旧我的学习总结，成立“学习代表会”，自下而上地配合展开思想教育工作。经过三年华北革大的历练，戴铮在干部培训及与知识分子交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筹备之时，党组织经过考察，委任他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临时党组书记，顺理成章。

图2 1953年，调离华北人民大学的同志们合影

中国政法大学退休教师、戴铮之女戴俊英也回忆道，“父亲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早在抗战时期就曾在干部轮训队、军政干校从事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又赴任华北党校、华北革大多个职位。组织委派他承担这项任务，应该是因为他长期在教育战线学习工作，对于教育工作熟悉，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戴铮接到调令后，1952年9月上旬即与刘昂等华北革大诸同事，先期到岗履职。[5]那么，迎接他们的又将是怎样一番挑战呢？其时，北京政法学院与四校暂栖北大沙滩旧址，旧的政法教育已被革除，新的体系尚未建立，校舍拥挤简陋，法科教材匮乏，师资力量短缺，加之来自“四校”的教职员工想法各异，旧生与新生心态也尚未完全落定。

基层党组应该如何管理调整合并后的高等院校，并无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戴铮到任伊始，立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教育改革方针，“团结好真正有学问、有事业心的广大中间分子，克服左的和右的情绪与脱离群众的作风，真正把团结与改革的工作做好。”[6]积极确立党组工作目标和方针，即政治上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建设，业务上协助以钱端升为主席的筹备组，逐步落实校舍，安顿师生员工，团结知识分子，共同研究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方案，争取短期内尽快开学开课。

加强思政教育，稳定学生情绪

史料显示，截止1952年底，学院共招收学员648人。学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来自华北各地司法、公安部门的调训生，计331人。这类学员中中共党员占比82%，多数经历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具有一定的实践履历，能够充分认识到学习政法理论的重要性，对学校生活充满期待，因而非常珍惜“回炉”学习的难得机会，他们“要求紧迫，情绪饱满，态度认真”。[7]另一部分是青年学生317人，包括来自“四校”的一、二年级学生和新招收的高中毕业生。这个群体，由于缺乏社会历练，部分人对党和国家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认识不到位，对政法学院的重要性也缺乏深入理解，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念头，譬如有人认为短期培训，难于匹配“外交官”“国际法学家”的志向，有人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对政法专业无感，提出转系或转学要求。[8]此种混乱局面，学院首届毕业生陶和潜多年后仍记忆犹新，他说，“当时不少学生的想法矛盾又复杂，对于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前景和毕业后的去向感到十分渺茫”。[9]因而，在接洽校舍、调配干部、编制课程计划之余，如何安抚学生情绪，稳定教学秩序便成为筹委会的头等大事。

年轻的戴铮书记又一次勇挑重担，他面对人数众多、思想复杂的青年学生，沉稳淡定，冷静应对。在过去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早已练就了一身随机应变、机智化解各种风险的本领。1940年初，他曾遭遇过一次最为残酷的生死考验。当时，戴铮在山西新军第三纵队任七总队三中队队长。这支队伍构成相当复杂，军事人员多为阎锡山部队的旧军官。1939年12月，阎锡山为配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悍然发动“十二月政变”，大肆逮捕与杀害新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对新军各部逐一进攻和瓦解，处于太岳南部的山西新军第三纵队七总队面临叛变风险。作为秘密共产党员的戴铮，此时处境非常险恶，但他机警沉着，见机行事，耐心地开展思想整顿和政治教育，以抗日是国家与民族大义说服队员，最大范围地团结进步分子，带领部队巧妙地冲破了日军、国民党部队和土匪队伍的重重包围和夹击，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历经四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将部队带回到太岳革命根据地。[10]这是为党挽救保留的唯一一支革命力量，七总队其他九个中队全部被阎系军官挟持叛变。后来他又转战地方，先后在太行一专区邢台市和华北革大等从事行政工作，为支援全国解放和党的干部培训尽心竭力，建功立业。历经十余年的淬火历练，戴铮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可谓熟念于心。

戴铮书记遵循上级指示，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积极带领党组成员刘昂、欧阳本先等人，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全面细致的调研，尤其对调训生和青年学员的人数、男女比例，文化程度、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思想倾向、愿望诉求等逐一登记和摸底，再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群体特征提出应对方案，分头找学生促膝相谈，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戴铮晚年回忆道，党员们反复为学生讲明，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党对政法干部教育的重视，强调学院作为一所新型的法科高等学校，学习方法科学，教学内容先进，是旧大学不可比拟的。对极个别执意请求转系的纠缠者，戴铮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他们要服从国家需要，端正学习态度，学好政治理论和法学专业知识，为新中国的司法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11]

图3 2002年戴铮关于学院筹建初期的回忆

经过戴铮书记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多数同学被共产党人平易近人、朴实诚恳的作风，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安排的高尚人格所折服。自11月13日开课后，学员情绪逐步稳定，出现了认真听课、热烈讨论的崭新气象。[12]戴铮扎实细致的工作方式，筹委会主任钱端升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开玩笑说“老戴，你对学生顶有耐心啊！”。在第三次筹委会上，钱院长特别对以戴铮为核心的共产党干部们认真务实、深入群众的作风大加赞赏。[13]

尊重知识分子，维护班子团结

除了稳定学生群体，戴铮书记更加关注知识分子的进步和领导班子的团结，他在晚年曾回忆道：“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辅助钱院长把学校办好，与钱院长的合作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他将班子团结提升到“对党的忠诚和信仰考验”的政治高度。

建院初期的教职工状况，正如1952年底的一份档案所示，人数总计249人，其中来自“四大”的教员49人，职员和工友162人，另有华北地区各单位调来的干部38人。[14]戴铮书记经过仔细调研和深入分析，认为华北区调来的干部，优点突出，多数较早参加革命，经历过长期战与火的洗礼，具有坚强的革命信仰和对党的高度忠诚。惟一的短板是与党外人士相处尚显经验不足。而来自“四大”的教授们，大多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学问堪称一流，但政治面貌参差不齐。这两个群体，家庭出身多元，人生经历各异，教育背景不同。年轻的戴铮书记似乎已经预见到，以后的工作分配、理论学习中，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

该如何对待班子里的党外民主人士呢？戴铮在接受调遣之初，就为学院党组确立了知识分子工作十六字方针，即坚持团结，以诚相待，积极教育，稳步前进。[15]他强调，党组成员和党员同志，要大力培养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拥护筹委会的决议，支持钱端升院长的想法，保障办学的政治方向和筹备工作的顺利进展。为了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鼓舞士气，他还献计献策，提议钱院长请求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钱院长也注意到了师生员工的心态，觉得这个主意甚好。他思虑再三，致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恳请将师生们的愿望转陈毛主席。经几番周折，终于11月23日，学院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题字。[16]主席题写校名一事，极大地稳定了全院的“军心”，提升了师生的自豪感，增强了学院的凝聚力。

戴铮书记的诚恳睿智给钱端升院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学院开学典礼前，钱端升亲笔草拟了一篇讲话稿，命秘书转交戴铮过目。钱老的文稿刻意追求语言的简明通俗，戴铮也未曾关注钱老的笔迹。他兀自埋头看起来，并用笔勾勾画画。后方得知，此稿系钱院长亲笔所写，戴铮顿觉汗颜，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修改学术巨擘钱老的文章，实在太过冒昧！！他急忙用红笔在文末注明，自己“大胆地涂抹了一番。不恰当处还请按原稿讲！”几列小字，寥寥数语，一个朴实谦和、崇文尚贤的党组书记形象呈现眼前。

笔者认为，戴铮书记崇尚文化，尊重知识分子，主要得益于他早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戴铮出身普通农家，自幼家境贫寒，其父常年在外闯荡，时常因不识字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父亲痛彻心扉的人生教训，化作了对儿女的满心期许：做人一定要有文化，要念书！戴铮将父亲的谆谆教诲谨记于心，无论学堂读书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培训，他一直尊敬师长，不倦不怠，孜孜以求。入伍早期，他受共产党知识分子——毕业于山西川至中学的李哲夫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入党介绍人燕登甲也是一位太原师范学院毕业生。[17]

戴铮晚年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是信仰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引领，让他较早地接触到了正确而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党组织始终如一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栽培，使得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能够披荆斩棘，一往无前。[18]

图4 晚年的戴铮书记

筹备政法学院的几个月里，戴铮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改革方针，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思政引领，密切联系群众，与资深望重的钱端升院长同心同德，默契配合，一道带领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员工攻坚克难，终于1952年11月24日成功举办开学典礼，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由此开启新的里程。

戴铮书记从就任至调离，仅半载有余，但他高大魁梧的体格，宽厚亲和的笑容，机智沉稳的作风，永远铭刻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历史记忆里。

本文图1来自校史展，图2、3、4由戴铮书记之女戴俊英老师提供。
[1] 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中共邢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邢台市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邢台市组织史资料（1925-1987）（ 党组织系统）第1册》第51页，第55页，第57页；
[2]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王改娇主编《法大记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第24页；
[3]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在非党组织内设立临时党组，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传达和贯彻落实。参见廉晓红《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2019届博士论文第70页；
[4]吴起民、汪云生《“革命熔炉”是怎样练成的》，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第78-88页；
[5]参见《深切缅怀戴铮同志》，载于2015年11月10日《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第462期，1952年11月，戴铮任北京政法学院党组书记、代理副院长的文件方下达；
[6]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西南局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指示》，载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六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7] [8]中国政法大学馆藏1953年北京政法学院学员政治面貌情况统计，北京政法学院1952-1953年度教学工作总结；
[9] 2016年12月采访陶和潜记录。
[10]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部队发展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11] 戴铮《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载于2002年3月10日《中国政法大学校报》，总第408期；
[12] [18] 戴铮口述、陈夏红整理《从北京政法学院到中国政法大学》，载于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校报总第528期和总第529期；葛莹《戴铮：戴天踏地铮骨悠悠》2015年《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第869期;
[13]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馆藏，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第三次筹备会材料；
[14] [15]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馆藏，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教职工情况报告；
[16] 《戴铮回忆录》未刊稿；
[17]燕登甲（1918年5月-2016年4月）山西孝义人。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至1939年，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总队、决死第三纵队政治指导员、党委委员等职。建国后任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副局长。见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编第465页。
衷心感谢戴铮之女、中国政法大学校退休教师戴俊英为本文提供的珍贵资料和重要建议，感谢学校政管学院教师王子聪、档案馆吕紫阳、退休干部刘秀华，邢台党史办贾国强、山西省党史研究院副院长赵永强、山西省档案馆梁红一、邢台市档案局，以及中国政法大学马列主义学院研究生张晨锋、甘寒阳为本文提供的支持。

内容来源|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