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清晨医生商榷：临终祷告是否「非必要」也「不该感动」

我一直是李清晨医生的忠实读者，他不仅进行医学科普，更开展社会批判。他的绝大多数观点我都赞同，对他的阅读量和广阔视野深表钦佩。不过，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某人做了件并非必要的事，你瞎感动啥呢》，我私以为有待商榷。

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批评了2011年流传的一张网络热图，火车站一名游客猝死，僧人上前握手超度。他追问的是，到底应该做什么才算对社会有益？他首先认为，超度亡魂并非必要，必要的是“一系列专业人员的工作”：比如警方刑事侦查、法医鉴定、殡葬服务人员处理遗体、民政部门注销户口……进而得出结论：“照片里的和尚的所作所为，比起我后面罗列出来的那么多正经人做的正经事，简直轻如鸿毛。我们的世界要维持正常运行，主要靠的还是正经人和他们做的正经事。”

昨天看到他的推文，我内心有一丝波动，但抑制住没写文字。考虑到我自己是个佛弟子，是否因他批评法师的行为，甚至可能上升到对我信仰的否定，如果站在佛弟子的角度上反驳，似乎也不够理性。冷静一天之后，我才决定正式写点文字。

先把我佛弟子的身份搁置，倘若有一天我遭遇猝死，有个其他宗教的修行者来给我做祈祷，我会感恩，哪怕跟我的信仰不同，我也会感恩他的善举。

人死后会去哪儿？我相信轮回，很多一神教相信天堂和地狱，总之，正经宗教都相信存在彼岸，并且通过以“善”为核心的修行，引导我们在死后顺利到达幸福的彼岸。也许您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怪力乱神，但我想，您至少相信人性的良善。当我们抱有善念来行事，起心动念，便是希望他人走向更好的去处。因而，倘若我临终前，有牧师为我祈祷，尽管我不相信他的信仰，但我感恩他的善念。

对利他的行为（无论世俗意义还是信仰层面）有所感动，或者哪怕不是感到，而抱有一丝宽容和欣慰，我想，都是人心良善的体现。无论那张照片中是僧人、道士还是牧师，我都有同样的宽容和欣慰。至少，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有人愿意对死亡有敬畏、有思考、有实践，而不是陷入死去元知万事空、从此万事不当真的工具理性。

再说说李医生所说的“正经”和“必要”。他文章中提到的刑警、法医、殡葬、户籍这些角色，固然都是正经和必要的流程。人处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这些流程都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必要，我们需要在法理和程序上确认死亡、追溯死亡原因，然后注销我们生而为人的社会证据，一张死亡证明，户籍注销，才证明我们的生命正式终结。我是社会学出身，对这一切流程自然认同。但我难免心生疑虑，人，从生到死，真的是只因为社会制度和关系而存在吗，倘若没有出生证明、户籍、体检报告这些证明，我们是否就不存在，倘若没有死亡证明、户籍注销这些证明，我们是否就不曾真正死亡。社会通过“正常”的秩序和流程来实现管理和约束，达至效率最大化，我们个体也因此得益。然而，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死和困惑，这些外在的流程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个人存疑。

因此，我不太确定临终祈祷（哪怕不符合所谓的“规定”），和“必要”的社会流程之间，哪个更正经和更必要。临终祈祷，无论哪个宗教，都明确地期待亡者能在死后去向一个更幸福的彼岸，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有些人信的彼岸不同，可这又何妨，关于死亡，人类不像牛顿定律那样有准确答案。我们期待了解死后的世界，思考如何尊重和敬畏死亡，并且为死亡之后做一些准备和努力，尤其是科学还无法揭示死亡的全部奥秘。很多人（包括我）需要人生意义，根据各自的机缘选择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宗教、爱还是存在本身，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都至少该得到尊重，如果能因善行而有对公众有所启发，那更是功德。

所有社会意义上的“必要”，都是出于秩序的需要。这个秩序的功能是治理，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却没有解决我内心的问题。死亡证明、户籍注销和殡葬处理，都解决的是我肉身归处。人有没有灵魂，死亡是否就是终结，倘若死亡是终结，我为什么要遵循善而摒弃恶。难道我只是基因的奴隶，只是为了更健康地进行基因复制，那么当我生育子女并抚育成人之后，我的基因价值和社会功能就已经消失，没有价值了吗？我存在于此刻，什么是幸福，我生命有限，死亡之门背后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好奇心知道，我希望思考死亡的意义，由此思考人生的存在。这才是我选择信仰的原因，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迷信”。

唯物论何尝不是信仰的一种，如果因此把其他信仰斥责为迷信和统治工具，那就跟宗教之间的党同伐异没什么区别。

宽容，宽容，还是宽容。尊重个体的选择，只要ta没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回到这个事件中，僧人只是拉起亡者的一只手，应该不算移动遗体。尽管法医来了，也不会对尸检造成太大的影响。当然，僧人如果因此被判决违法、并承担相应责任，我想他在发慈悲心超度亡者的刹那，也准备好了承担这样的业果。在他的价值排序中，亡者得到超度，超过他自己的荣辱。同时，他也没有传播任何宗教思想，更不会让人陷入绝对信仰和服从的狂热，祈祷和超度，仅此而已，他没有强迫别人相信自己的理念，也没有为自己的信仰而感到骄傲。十多年过去，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人们也不会记住“他”。而只记住他的善良。尽管在唯物论者的眼中，他的行为“不必要”，可让人感到一丝慰藉，让这个社会感受到自己不会无缘死，不也是一种必要吗？

最后，我想跟李医生探讨关于理性的话题。我同样信奉理性，因此我对自己的信仰也会不断反思和辨析。佛教传播至今，伪经不少，附会的故事更多，诸如佛教所谓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的世界解释，我也觉得需要商榷。信仰，不是盲信，也需要理性来推进自己的修行。没有什么是不能质疑和反驳的，疑，是为了悟。

我也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而变成偏执狂，那本身就背离的佛陀的初衷。慈悲与智慧，是佛教秉持的初衷，慈悲是磨练我的发心，智慧是在增进我的能力。我不是佛，自然有很多缺陷，因此才需要通过修行改正自己的错误，提升自己的境界。否定自己，甚至不断对自己的信仰发问，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

同时，我虽然是理性的信奉者，但也保持着对理性本身的警惕。19世纪以来，随着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理性绝对化的反思成为核心议题，尼采认为，理性传统将逻辑思维奉为至高准则，导致“酒神精神”被压制，而且科学理性的逻辑框架无法涵盖心灵体验与非理性领域。还有哲学家认为，将理性权威神圣化，使其成为“新的上帝”。这种理性崇拜实则是“超理性的非理性”，因其以绝对化姿态压制批判与反思。福柯揭示理性话语与权力共谋，理性成为社会排斥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揭露理性依赖的二元对立（如理性/非理性、真理/谬误）隐含等级暴力，通过语言固化权力结构。“理性是狂热的冷却剂，却也是生命的防腐剂”。

正如李医生一直说这种临终超度“非必要”，当然，法医鉴定、户籍注销、殡葬处理这些流程更加必要。但我们在这些功能性的必要之外，可否承认，也允许别人有一丝丝的非理性的信仰。无论人还是社会，都不是机器，无法精准运行。如果一定要从效用的角度，艺术的无用之美，一切诗意和超验或许都可以归于“非必要”，如果因为不符合科学或者秩序，就要遭受批评。那我们的社会思想，是否又陷入了另一种傲慢。与李医生商榷，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允许别人在现有科学解释之外寻找答案并且践行，无论他人笃信什么、跟自己的信仰有何种冲突，都不要把自己当成唯一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