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未成年犯罪由父母教师担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校园霸凌

陈中华：未成年犯罪由父母教师担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校园霸凌

校园本应是阳光普照的成长净土，却屡屡被暴力阴霾笼罩。近日，四川江油14岁女孩被围殴至轻微伤，施暴者嚣张宣称“又不是没进过派出所”；广东清远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因未满14岁未被追责；河北邯郸三名十三四岁少年杀害同学后埋尸大棚，刺痛公众神经……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背后，是校园霸凌的野蛮生长，更是现有惩戒机制的乏力与监护教育责任的失守。要从根本上杜绝校园霸凌，必须打破“未成年免责”的纵容误区，建立“父母监护担责、教师教育追责”的刚性机制，让每一份成长都有责任护航。

一、校园霸凌的残酷现状：暴力升级与惩戒乏力的双重困境

校园霸凌早已不是简单的“孩子间的打闹”，而是演变为具有组织性、残忍性、反复性的恶性伤害。从公开案例看，当前校园霸凌呈现三大特征，令人忧心。

暴力程度不断升级，从欺凌到犯罪仅一步之遥。四川江油的霸凌视频中，受害者被逼脱衣、下跪，遭连续扇耳光、踢踹，施暴者全程录制取乐；安徽怀远火星小学副班长逼迫同学喝尿吃粪，以“检查作业”权力敲诈勒索；福建永泰初三男生被欺凌4年，最终遭围殴致脾切除……这些行为已远超“打闹”范畴，涉嫌侮辱、故意伤害甚至敲诈勒索，却因施暴者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多以“批评教育”“收容教养”草草收场。更令人痛心的是，低龄恶性犯罪时有发生：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邻居，仅被收容教养3年；湖南益阳12岁男童因母亲管教吸烟竟持刀弑母……当暴力突破道德底线甚至法律红线，现有惩戒却难以形成震慑，施暴者有恃无恐，受害者求助无门。

施暴者态度嚣张，折射惩戒机制的严重缺位。四川江油霸凌者的嚣张言论“又不是没进过派出所”，道破了当前未成年犯罪惩戒的尴尬：因《刑法》规定未满12岁不负刑责，12至14岁仅严重犯罪经核准追诉才担责，多数霸凌者即便多次施暴，也仅面临治安处罚或矫治教育，难以真正“长记性”。这种“低代价施暴”的现实，导致霸凌行为呈现“反复性”特征——不少施暴者在被批评教育后再次施暴，甚至将“进过派出所”当作“资本”炫耀。广东清远性侵案中，13岁施暴者在案发后竟能重返校园，更让受害者家庭陷入二次伤害的绝望。

受害者创伤深远，从身体到心灵的终身烙印。校园霸凌的伤害从来不止于身体：被扒光羞辱的女生可能终身背负心理阴影，被逼迫吃异物的孩子会丧失对他人的信任，被长期欺凌的学生可能出现抑郁、自伤甚至反社会倾向。福建永泰被切除脾脏的男生，不仅失去了健康的身体，更错过了中考改变命运的机会；江西永新被围殴的女生，在镜头前流鼻血的画面，成为无数家长心中的痛。这些创伤的背后，是家庭的破碎、成长的停滞，甚至社会信任的崩塌。

二、制度困局：监护教育失职与责任追究空白的恶性循环

校园霸凌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施暴者免责、监护人轻责、教育者无责”的制度困局。现有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在缺乏配套责任机制的情况下，已异化为对霸凌行为的变相纵容。

现行法律对未成年施暴者的惩戒力度不足，难以形成震慑。根据《刑法》第十七条，未满12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完全不负刑事责任；12至14岁仅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严重罪行且情节恶劣，经最高检核准追诉才担责；14至16岁仅对八类严重犯罪担责。这导致多数校园霸凌行为因未达“严重后果”或“法定年龄”，无法纳入刑事追责范畴。即便进入矫治教育程序，如四川江油施暴者被送往专门学校，其威慑力也因“非监禁”性质大打折扣。更关键的是，法律对“多次霸凌”“组织霸凌”等恶劣行为缺乏累加惩戒机制，单次“轻微伤”的处罚难以遏制施暴者的惯性暴力。

监护人责任虚化，“管教不力”几乎无实质追责。《民法典》虽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实践中仅停留在“民事赔偿”层面。四川江油霸凌者的父母或许需要赔偿受害者医疗费，但无需为“未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大连杀害邻居的13岁男孩家长，也仅以民事赔偿了事。这种“赔钱了事”的责任模式，让部分家长缺乏教育孩子的紧迫感——只要“赔得起”，便对孩子的暴力倾向放任不管。更有甚者，如安徽怀远霸凌副班长的母亲，竟以“孩子学习好被嫉妒”为由否认施暴事实，折射出监护意识的严重缺失。

学校教育监管责任模糊，“育人失职”难究根源。教师作为校园安全的直接守护者，对霸凌行为的预防、干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现行法律对学校和教师的追责多限于“重大过失”，如未及时处理已知霸凌导致严重后果。对于“日常教育缺位”“霸凌苗头忽视”等情形，缺乏明确追责依据。江西永新多人围殴女生事件中，涉事学生含辍学人员，学校对学生校外动向的监管缺失；甘肃女生6分钟被打38记耳光，围观者称“太精彩”，反映出校园法治教育的严重不足。这些教育失职行为未被追责，导致部分学校对霸凌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破局之策：构建“父母担主责、教师负双责、法律强支撑”的全链条责任机制

杜绝校园霸凌的核心，在于让“监护教育责任”从抽象承诺变为刚性约束。唯有明确父母的监护失职责任、教师的教育监管责任，并通过法律强化追责力度，才能从源头遏制暴力滋生。

压实父母监护责任，从“民事赔偿”升级为“全链条追责”。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其监护失职不应仅以“赔钱”了事。建议法律明确：未成年人实施霸凌或犯罪行为的，无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均需追究父母的相应责任——对一般霸凌行为，给予父母训诫、罚款或“强制亲职教育”；对多次霸凌、造成轻微伤的，可处行政拘留；对严重暴力犯罪，若父母存在明显纵容、教唆或长期疏于管教，应以“不作为的故意伤害罪”“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四川江油霸凌者的父母若因“孩子多次进派出所仍未有效管教”被追责，或许能更早遏制孩子的暴力倾向；大连弑童案的家长若被追究刑责，也能警示更多家庭重视孩子的品行教育。同时，建立“未成年人暴力行为与父母信用挂钩”机制，将监护失职记录纳入个人征信，倒逼父母履行教育职责。

强化教师与学校的教育监管双责，筑牢校园防线。学校是预防霸凌的主战场，教师的“育人责任”必须具体化。建议立法明确：教师发现霸凌苗头未及时干预、接到霸凌举报未调查处理的，给予警告、记过等处分；因教育监管缺位导致霸凌升级的，追究行政责任甚至解聘。学校需建立“霸凌零容忍”制度，定期开展法治教育、心理辅导，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进行重点帮扶；对校园及周边区域实行“网格化监管”，通过监控覆盖、同学互助等方式及时发现霸凌行为。甘肃山丹女生被掌掴38次的视频若能被教师及时发现干预，便不会造成恶劣影响；安徽怀远副班长的霸凌行为若早被班主任察觉纠正，也不会演变为“逼吃异物”（吃屎喝尿）的恶性事件。

完善法律体系，让责任追究有法可依。现行法律需弥补三大空白：一是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将完全不负刑责的年龄从“未满12岁”调整为“未满8岁”（与《民法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一致），8至12岁实施严重霸凌或犯罪的，经最高检核准可追究刑责；二是扩大“霸凌行为”的法律评价，将“多次欺凌、侮辱、敲诈勒索”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对多次施暴者实行“矫治教育+定期评估”，未达标不得解除管教；三是明确“校园霸凌受害者救助机制”，由施暴者父母和学校共同承担医疗费、心理治疗费等全部损失，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对困难家庭提供支持。

推动社会协同，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维防护网。预防霸凌不能仅靠追责，更需全社会形成合力。家庭要树立“品德优先”的教育理念，摒弃“孩子打闹不用管”的错误观念；学校要打破“唯分数论”，将“反霸凌教育”纳入必修课；社会要营造“零容忍”氛围，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普法等方式让公众认识到霸凌的危害。同时，建立“霸凌受害者心理干预中心”“施暴者矫正基地”，通过专业力量帮助受害者走出阴影、引导施暴者改过自新。

“未成年”从来不是“免责金牌”，“保护未成年人”更不是“纵容未成年犯罪”。当四川江油的施暴者笑着录下欺凌视频，当大连弑童者的收容教养期结束，当无数受害者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对暴力的纵容，就是对善良的伤害；对责任的放任，就是对成长的辜负。

让父母担起监护之责，让教师尽到教育之责，让法律筑牢惩戒之墙，不是为了“惩罚孩子”，而是为了“保护孩子”——保护受害者不被伤害，保护施暴者不滑向深渊，保护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全成长。唯有如此，校园才能真正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才能让“校园霸凌”成为历史，让每一份青春都充满温暖与希望。这，是法律的温度，更是社会的责任。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