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易风同志

王易风先生走了！走时正赶上非典肆虐，除了家人，没有与亲戚朋友告别一声。他走得静悄悄，如同他平时赴会访友，来去随便，不事张扬。人们以为他还会再来，不料却一去不返了，因而也就特别怀念他。不论是同辈还是晚辈，同事还是同乡，都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讲出许多关于他的生动而深情的往事。

湫水剧社的老人斯尔，仍然称他为老大哥、老师、“老易同志”。说他为人处事不追求个人名利，工作上任劳任怨，生活上艰苦朴素，艺术上多才多艺，是同代人的学习榜样，后代人的典范楷模。

同时代人胡正说：我初见王易风同志时，他在舞台上唱戏，我在舞台下看戏。他待人热忱而谦和，言谈中常有幽默而带有哲理的妙语。谈起他的家乡临县的秧歌时，他便滔滔不绝地为你描述春节时的热闹景象。情之所至，便随时诵唱几句快报秧歌，有时则吟诵几段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快板。

晚辈，也是他提携起来的同事赵尚文说：易风先生文如其名，德如其名。处世为人，道德文章，风淳义重，平易无华。为官清如水，为人是良师，平辈人呼之老易，晚辈者称之易老。易老不事张扬，但其一言一行，却强烈地感染着周围的人们。

他的吕梁同乡，作家田东照，想起他在大雪天亲自拄着拐棍两腿哆嗦着到兴县，动员自己回地区文联工作，至今激动不已。田东照说他有两点受人敬重，用他的话讲，就是两个坚贞不渝：一是对妻子的爱坚贞不渝。“老婆骑驴我步走，儿子跟在身后头”，这是他描述当年携带妻儿进城时的顺口溜。另一个坚贞不渝是，他搞文艺工作毫不动摇。他有个口头语“其实不然”。每当听到他说“其实不然”，就深深感受到他那种异乎寻常的顽强意志。

另一位作家刘维颖称他为太老师，对太老师的“是非不分”、“和稀泥”不仅佩服而且效法，赞叹说，那实在是一种做人的宽容、厚道。

戏剧家郭丕汉说：跟随他几十年，在做人做事从艺诸方面均受益匪浅，和他相处总感到特别的温暖与充实。

他对张林雨编撰《晋昆考》和《山西戏剧图史》时提出的“索于民间，求诸文献，名师指点，奋笔成篇”，“马不停蹄地访问‘三老’（老班主、老艺人、老票友）们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获得第一手珍贵资料”等指导意见，多么切实有效，也是戏曲研究工作所应遵循的规矩。

读着这些怀念文章，他的形象又活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知道王易风先生的大名较早，是从报刊上知道的，而认识他却是在1979年。

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兴县的晋剧团有一台《十二月风雪》，需要事先看一看。我随着省文化局邓焰、张焕两位老局长去看。先到吕梁行署所在地离石，见过有关的领导后，两位老局长领我去看王易风，他们叫他老易。

老易住在一套平房式的窑洞里，见我们去了，赶紧出迎，把我们让进屋里。他的两条腿似乎不利索，走路左右有点摇晃。人清瘦，嘴巴有点干瘪。啊，这就是报刊上常见的那位戏曲曲艺家！我不敢叫老易，但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好不吭气，老老实实听他们说话。隔天，我们和老易一起去兴县看了戏，返回来时，他却没有和我们一起到离石，而是在一个村边下车了。他要回他的老家看看。 1982年10月吕梁地区文联和省群众艺术馆在临县举行“山乡诗会”，我也去凑热闹。19日这一天，老易在离石从下午两点半一直等到五点，等得和我们见了面才一起吃饭。第二天一起到临县。诗会期间，临县组织了一场秧歌，就在招待所演出。演出过程中，民间艺人们热烈欢迎他唱几句。老易毫不推辞，打起一把伞，手摇乡间郎中常拿的那种玩意儿，一阵锣鼓敲打过后，便唱了起来。他的唱词全是即兴之作，效果绝佳，满场热烈鼓掌和叫好。唱了一段不行，又来一段。从此我知道了这叫伞头秧歌，他是一位老伞头。

1984年，他从吕梁地区调回省文化厅戏剧研究所之后，经常在一起讨论剧本，这样就更熟悉了，我也叫起他老易来，不过为严肃和郑重，把姓加在前面，叫成了王老易，当着众人则叫他王老。

有一次王老送给我一本长诗，是写的剧团内两个青年的爱情故事。诗的语言通俗易懂，自然流畅，幽默风趣，故事曲折动人，还有一种爱情的信物——红枣，我津津有味地很快就读完了。我问王老生活的原型是谁，他悄悄告诉我，就是邓焰和斯尔。当时邓焰同志是文化厅的顾问。遗憾的是，就有这一本打印稿，看完就还给他了。

王老总是一幅平易近人的仪态，出言吐语总是别有趣味，慢条斯理，琅琅上口，老来依旧能够句句送入你的耳朵。这是他多年教小学生、念戏文、说快板、写诗吟诵诗练就的过硬功夫。年轻时，他从曹子建能七步成诗和说唱艺人能随时随地编出顺口溜联想起来，奇妙地把文雅和通俗统一于他的诗歌、曲艺创作，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子。他编写出来的东西，除了写在纸上的，都记在脑子里，经久不忘。说唱处女作《防旱备荒》原稿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但其中的词句他仍然能背下来。

1950年在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他交的自传、1985年写的“离休自约”、1991年写的“自述”，都是用自称为“通俗诗”的形式写的。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谈吐，已经诗化、音韵化、节奏化、艺术化了。他没有当过大官，在地区，文化局长、文联主任就算大官了。在省里，最高却是个省文化局的科长，后来称处长。当了个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没有待遇的。离休后说是副厅级待遇，其实和一般干部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在艺术上的贡献却是一般官员和演员所比不了的。他在几年时间里演过三十余部戏，不仅演主角，而且演配角，有时还替人救场，演其它行当；他创作改编过二十多个大小各类剧本；1949年以前自编自演的秧歌、小调、快板存着手稿的有五十余件；从1934年开始见到的各种诗词作品三百三十余件（有的诗是一组，好几首）；自选自编专著四种，即《山乡诗话》《王易风剧作选》《山右戏曲杂记》《艺苑熟人往事》；参与撰写、审阅、指导的大型著作、志书、丛书、教材十二种，编辑杂志两种。这个不完全的数字使我们确信，王老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平民艺术家，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型艺术家，人们怀念他，确实是对他发自心底的敬重。

2000年4月22日傍晚，王老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来看我，我很奇怪。他说他在北京哩，住在农科院儿子家。我说你不要来，我家离农科院很近，我去看你。他说就是知道离你家近，我才去，我也想认认你的家。儿子王植民和孙子王彤宙陪他来了，坐下，他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想看看北京，看看熟人。人到这般年纪，有今天没明天，见面的机会不多了。我说你已经跨过世纪，要“得米望茶”哩。那年他八十七岁。他果然得了“米”，超越了八十八岁。王老子孝孙贤，四世同堂，心底无私，胸襟宽阔。要不是非典肆虐，真真有望得个“茶”寿。他的作品，他的艺术活动，他的言行，他的为人，都堪称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同辈、晚辈、同事、同乡众多人物写的各种文字，都是对他的深深的怀念，都是对他为人、为文、为艺的恰当的评价，也都是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的张扬，使他成为一尊亲切的形象，长久地塑在我们和后代的心中。

200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