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小说：一万元的人性

1998年的秋天，单位里人心惶惶。那天下午，老周把我拉到楼梯间，他额头上的汗珠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光。

"老李，帮个忙。"他搓着手，声音压得很低，"单位让交一万元，不交就下岗。我手头实在紧，你先借我，过几天就还。"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皱巴巴的衬衫领子，心里犯嘀咕。那时候一万元不是小数目，是我半年的工资。但老周在厂里干了十五年，是个老实人，平时连食堂多打一勺汤都不好意思。

"单位真这么要求的？"我问道。

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着红头公章的通知，上面确实写着"自愿集资"的字样，末尾还威胁不交钱就解除劳动合同。他的手指在纸上留下几道汗渍。

"我儿子刚上大学，老婆又病了..."他的声音哽咽了，"老李，咱们同事这么多年..."

我叹了口气，第二天从银行取了钱给他。老周写了一张借条，字迹工整得像小学生作业，还按了手印。他把那张纸递给我时，手抖得厉害。

"最多一星期，发了工资就还你。"他信誓旦旦地说。

第七天早上，厂门口围满了人。铁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大锁，贴着法院的封条。有人说厂长卷款跑路了，有人说企业资不抵债。老周的工位空空如也，工具箱都没来得及收拾。

我打他家的座机，提示号码不存在。按照人事档案上的地址找过去，开门的陌生人说这房子三年前就转手了。问遍所有同事，没人知道老周去了哪里。那张借条在我钱包里渐渐发黄，边角磨出了毛边。

2003年，我在菜市场看见一个背影很像老周的人。我追上去抓住他肩膀，转过来的却是一张陌生的脸。2008年，老同事聚会有人说在深圳见过他，开了一家小超市。我托人打听，发现那老板姓张。2015年，派出所的朋友帮我查了户籍系统，显示老周还在本市，但具体住址不详。

二十五年过去了。上个月我去超市买米，在废品回收区看见一个佝偻着背的白发老人。他正踮脚去够一个空塑料瓶，露出右手腕上那块独特的胎记——像一片枯叶的形状。

"老周？"我的声音自己听着都陌生。

他像被雷击中般僵住，慢慢转过身。那张曾经圆润的脸现在布满沟壑，左眼浑浊发白，可能已经失明。他盯着我看了足足十秒，突然转身就跑，却被自己的破布鞋绊倒，散落的易拉罐哗啦作响。

我扶他起来时，闻到一股老年人特有的霉味混着廉价白酒的气息。他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对不起...老李..."他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那钱...我..."

我们在超市的休息区坐下。老周从内袋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各种零钞，最大面额是二十元。他的手比二十五年前抖得更厉害了。

"单位确实要交钱，"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我拿去赌了...全输了...没脸见你..."

原来他妻子早带着儿子改嫁，现在他靠低保和捡废品过活，住在拆迁安置房的楼梯间。我数了数他塑料袋里的钱，总共不到两百元。

"算了。"我把钱塞回他手里，"就当那一年厂里没发年终奖。"

老周突然跪在地上磕头，额头撞出沉闷的响声。周围顾客纷纷侧目，有人举起手机。我赶紧拽他起来，摸到他肩膀的骨头硌得手心发疼。

回家的路上，银杏叶落了一地。我想起老周曾经帮我修过自行车，他女儿出生时我还包过红包。现在那张借条应该还在老房子的抽屉里，和结婚证、毕业照放在一起。但有些东西，比一万元重得多，也比二十五年长得多。

经过广场时，一群穿校服的孩子笑着跑过，他们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我摸了摸钱包，决定回家就把那张借条找出来，然后——撕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