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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是健忘的,互联网世界又是有记忆的。
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恐怕很多人仍然记得当年开奔驰进故宫、并在社交媒体上晒照片的女孩,这件事引发很多关于特权和阶层方面的讨论,甚至导致故宫改进管理制度,至今对于工作人员接受采访、外人“进宫”等涉及传播的事件都极其敏感。
然而,很多人至今只记得“故宫+奔驰”这样的关键词。故宫虽然当时存在一定的管理漏洞,但在某种更大的权力面前,高高在上的紫禁城恐怕也略显弱势。最无辜的,恐怕是奔驰,因而互联网世界又是健忘的。
此时,奔驰品牌公关恐怕跟上次故宫事件时期一样头大。广西防城港两车狭路相逢,奔驰女下车亮出执法证,并报出对方个人信息,以此威胁对方。如今已经给出一份情况通报,虽然我个人对某些细节仍然想追问,但我的意见不重要,不提也罢。从目前的处理方式来看,仍然是批评教育。一场“偶然”的冲突经过发酵,再经过通告来止息,若干年后,公众心中或许只会保留几个标签:跋扈奔驰女,下车亮证件。
一个只有奔驰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在热点事件中最无辜的角色,却成了损失最大的一方。
作为最早被中国大众认知的豪车品牌之一,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奔驰几乎成了老板的标配。甚至一度有“开宝马、做奔驰”的说法,有观点认为宝马在驾驶感受中更有优势,早期宝马的广告语就有“纯真的驾驶乐趣”,而奔驰据说最舒适的位置是后排,也就是老板座。于是,早期致富且性格外显的老板,常常喜欢配奔驰。久而久之,尽管奔驰出了C级、B级、E级等非豪车系列,但公众的潜意识中,奔驰这一品牌的性格,似乎天然包含着某种属性,更容易点燃舆论情绪。无论故宫事件,还是此次的亮证威胁事件,奔驰都成为热搜词的一部分,哪怕车的品牌与事件毫无关联。
而事实也证明,最容易被记住的是奔驰,因此最受伤的也是奔驰。品牌形象受损,还无处伸冤,奔驰的产品没出问题,从天而降一口锅,品牌美誉度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难以评估,相较于真正责任方受到的“批评教育”,最没有责任和过错的奔驰,却成了损失最重的那个。
我刚才说了,尽管我希望能补充一些通告中的细节,方便让我这个无知的家伙能更好理解事件原委,但我的个人观点不那么重要。只是真诚地希望,不要只有奔驰这个最无辜的家伙受伤,而应该让一件热点事件,有足够令人信服的事实,有足够严格合理的惩戒和补偿方式。
项栋梁提出的几个问题,侯某某亮出的是丈夫的消防行政执法证。是否构成涉嫌冒充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何况还是执法证件,是否应该立案处理。而且同一家派出所,对李某某的报案不予受理,对侯某某的报案则深夜行动,上门要求李某某删除视频。通报中显示,李某某在报案中提到,“如果侯某某属于公务人员,请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如果属于冒充公职人员损害形象,请公安机关处置。”结果李某某被告知“属于一般纠纷,建议协商处理”。而侯某某报案后,“派出1名民警和1名辅警陪同报警人”到李某某家中,要求对方删除视频。这起“处置不够妥当”的“普通的民间纠纷”,我想对于不够妥当的处置,似乎应该有更严格的处理方式,才能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和社会误解,而不是只让奔驰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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