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就是巴比伦的汉谟拉比？从方法论揭示西方伪史论的荒谬｜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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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鹰眼荷鲁斯

有读者问，为什么要批判质疑西方历史的伪史论者，西方历史不可以质疑吗？大司马的回答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当然都可以质疑，只不过质疑时要使用专业的方法、可靠的论据，而不是利用受众对西方历史和考古的不了解来造谣，或者利用受众不精于逻辑思维来诡辩的方式，去为了某种目的传播谬论。本文精选了一个具体的“西方伪史论”的谬论，从方法论上揭示起造假的手段和漏洞，希望伪史论中那些还听得懂人话的朋友平心静气地阅读本文，尽快脱离低等劣质的西方伪史论阵营，提高自己的档次，如有疑问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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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欢迎转载。

最近网友发现了一篇奇葩论文 ，论证汉谟拉比大帝其实是商汤：

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通过语言同源追溯和年代对比，论证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与中国商朝的商汤王实为同一历史人物。主要论据包括：

年代吻合：

通过中位纪年与低位纪年对比，汉谟拉比在位时间（前1792-1750或1728-1686）与商汤伐桀年代（前1751或1685）高度重合。

语言对应：

人名音译对应（如"Hammurabi"对应"天乙"，"Isin"对应"有莘氏"）。

地名音译对应（如"Babylon"对应"亳"，"Larsa"对应"夏"）。

官职与度量单位对应（如"将军"对应甲骨文"多马"）。

事迹相似性：

军事上均通过逐步征服周边城邦/诸侯国实现统一。

政治上均建立中央集权，重视法典/典章制度（《汉谟拉比法典》对应《典宝》）。

文化上均进行宗教整合（汉谟拉比提升马尔都克神地位，商汤"改正朔，易服色"）。

文献互证：

认为《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即《史记》记载商汤伐三朡所获"宝玉"刻写的《典宝》，二者为同一文献的不同语言版本。

结论认为中华夏商周历史与世界文明史（尤其两河流域）存在同源关系，汉语可能源自两河流域。

一、拟音论证的荒唐

实际上，这样的论述水平相当于19世纪末的文字游戏。这样的推演逻辑，从汉语个别字词的发音相似性来推测，按照象局尺的逻辑来推演，来论证其他地区的历史人物和古代华夏文化有关系，或者和汉民族的关系，是一百多年前康有为等人所做过的事情。如此推演实际上非常的不高明，或者说早已被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所击破。

须知，语言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起码一个语言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大的部分。仅仅以部分词汇和发音的相似性来论述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同一个人，实在是武断。

其次，作者引用的对应材料的部分也非常的令人瞠目结舌。很明显，作者不懂得古代的苏美尔文或者楔形文字，于是直接用英文的文献和汉语做对译和互译。而且更搞笑的是，作者使用的发音过程也没有采取上古汉语的拟音，直接用现代汉语做的比照。

如果真的要论证商汤和汉谟拉比是同一个人，起码要做语言学到考古学到文献学等多个维度的详细论证，才可进行立论。但是作者的立论过程非常武断。这实在是让人难以苟同。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基于语音，在文章的开篇部分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循环论证，一本正经的论述了自己假设研究的发心。

1、现象：作者学英语的时候发现大量英文词汇和现代汉语（具体可能是湖北版普通话）非常相似，作者认为绝非偶然；

2、事实：在18世纪之前中英的接触极为有限，因此这种相似性有更古老的源头；

3、假设1：在上古世界里，英国人的先祖曾经中华文明的洗礼，英语词是在用拼音的方式抄录上古单音节文字特别是古汉语文献，以致造成了英语与汉语词汇大量相通的问题；

4、假设2：因为说印欧语系的英国人的先祖发源于欧亚草原，在小亚细亚及两河流域经受文明洗礼后，逐步迁移到英格兰群岛上的。

5、假设3：所以上古汉语亦曾是古代两河的主要语言之一，（作者在这里省略了一个论证环节，那就是汉语就是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语），汉语可能是从两河流域迁移到黄河流域进而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的。

6.假设4：因此汉谟拉比就是中国上古帝王。

这么一拆解就能看出，作者的英文也许词汇量有限，基于有限的词汇发音类似就做出汉语和英语同源的假设；而且作者可能缺乏基本的语言学常识。

因为英语和汉语词汇的词源学逻辑非常不同，汉语主要是基于古汉语演进而来，词汇的含义是以字为单位承载的，大多数词汇和发音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是语音-字体-含义的三重复合体，这也决定了汉语是意合的语言。也是因为这个模式，所以汉语中的拟声词，和外来词一眼就能看出来，外来词整体比较有限。

但是英语的逻辑和汉语不一样，最小的发音是字母，拉丁字母来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来源于腓尼基字母，至少在腓尼基人这里，字母就已经脱离了象形表意演进到了纯粹的表音单位，因此，英语的基础是一个个字母-语音的二重结合体，只有字母进行组合才能形成复杂的表意单位。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英语的词源比汉语复杂，基础的自然事物词汇来源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语族，军事行政相关的词汇因为诺曼征服等原因大量来自古代法语，而法律、科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词汇则来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而且进一步说从构词层面看，英语的构词主要是词根词缀构词，语言存在屈折变化，比如单复数和时态等等，而汉语在古代只有文法没有语法，语法最早的国人著作《马氏文通》其实是模仿印欧语的逻辑对汉语做的嵌套和切分，现代汉语在构词上，是用文字复合的方式构词，用各种助词承担类似于单复数或者时态的功能，比如用 “跑了、跑着、跑过”，靠助词表达时态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和英语是非常不同的两大体系，少数发音层面的词汇相似可能是汉语的借词比如茶叶（tea）或者近现代从英语借入汉语的词汇。有少数词汇比如蜜酒mead和现代汉语蜜发音相似，其实是因为这个发音来源于古代印欧语，这个词汇的原始版本疑似向东通过吐火罗语传入古汉语，然后保留在了其他印欧语的语支中，但这样的案例和汉语词汇量相比非常罕见。

所以发音推演的逻辑本质上属于扯淡。

用非常不客气的话说，作者用现代汉语对照英文的古代苏美尔语的发音的论证过程，是在对着空气或者对着不存在的靶子开火。

二、逻辑层面的自我循环

然后，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作者的核心逻辑：“像就是是”是混淆“相似性”与“同一性”，因为逻辑上，两个事物在某些方面相似，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它们是同一个事物。例如：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中国周穆王都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都擅长军事扩张，但没人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而且从逻辑上，如语音部分的论证作者只选了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的部分词汇的英语发音，和汉藏语系的现代汉语发音上的相似，但实际上忽视了两个语言本质上分属于不同语系的根本区别。而且这个论证缺乏：两河流域未出土任何与商文化直接相关的文物。

而且作者的语言学论证的论证链条是：

1.假设“汉语源自两河流域” →

2.因此“汉谟拉比的名字可以音译为商汤” →

3.所以“汉谟拉比就是商汤” →

4.进而证明“汉语源自两河流域”，进而无限循环。

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作者在自我进行循环（Circular Reasoning）。

三、自卑和自负的复合心理：类似论证过程的心理根源来自19世纪末

抛开逻辑学层面本身的谬误，这种推演方式的心理根源，实际上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华文化面对西方文明强力挑战的过程中。自卑和自负心理的融合，以及基于救亡图存的急功近利，导致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奇葩的研究结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早期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一些成果做个有选择性的利用，比方说认为华夏民族是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两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征服者，在袁世凯得权之后称帝之前的国歌里面，甚至出现了”华胄从来昆仑巅”这样的描述，论证华夏民族是来自西方的征服民族：“中华雄踞天地间，廊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实际上黄帝部族来自两河流域不是那个年代的唯一发明。那个年代存在大量的地图开疆式论证。为后来的很多文化想象提供了前提。

19世纪的晚清时代，各种千奇百怪的的救亡思路层出不穷。但并非人人都有资格兴办洋务或引进西方军事技术。许多文人墨客就到海外呼吁，寻找自身文化的光荣传统。例如长期遭驱逐通缉的康有为，就率先论证美洲自古属于中国，让九泉之下的先民替自己去完成地图开疆。

基于对当时世界格局的粗浅认识，康有为制定过一个目标宏大的海外扩展计划。但慑于传统列强的国力优势，根本不敢在欧洲和殖民地区域造次。唯有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南美大陆，被其视为没列强影响的软柿子。加上当时的《钱伯斯通俗百科全书》认为，蒙古利亚人种不仅包括中国，还有将美洲的印第安人划归其中。使得康有为决定论证美洲自古属于中国，为自己日后期望组织的鸠占鹊巢奠定理论基础。

在墨西哥进行文化考察的康有为

1906年，康有为开始自己的墨西哥旅程。一路上疯狂收集文物和文化元素，并完全以贴近汉文化形象为标准，论证对美洲占领具有天然合法性。比如依据印第安语言中的粟米、壶瓜等词汇，发音和汉语非常接近，钦定当地土著都是东亚后裔。还认为墨西哥土生的建筑、田地、历法都是中华遗风。最后宣布印第安人中有鲜卑后裔。

依靠相似的操作手段，他还发明出许多具有文化特色的历史论据。比如宣称在美洲发现类似于“李陵台”这样的地名谐音，声称这是中原移民思念故土的表现。

此外，康有为在漫游途中又收集了类似于“印第安人友好对待华工”、“南美印第安人主动向中国移民认亲”之类的奇闻轶事。随即宣布南北美洲都是中国旧地，并主张向巴西大量移民。最终要以建国手段，实现黄-白-黑-红人种当地世界大同！

动乱中的墨西哥及拉美

是康有为的地图开疆目标

百年之后，康有为的政治脑洞被网络写手们大力发扬，得出印第安=殷地安、噩及=埃及的夸张结论。甚至有九流学者公然声称：印第安民间传说中的HOSI王，就是殷商的流亡贵族——攸侯喜。印加帝国的含义就是“殷家”人。靠着只有自己人才能看懂的文字游戏，将南美古代的三大文明都不知不觉的收编进来。

实际上，殷商贵族往往自称是“商”、“大邑商”或“中商”。所谓殷称号，恰恰是西周征服后的指代方式。所以，若让商王自称为殷，无异于让刘备自称蜀王，劝汪精卫的部队自称伪军。商王若在天有灵，怕是会把这些妖言惑众的白痴送去祭祀天帝。

用近现代汉语的谐音去强行比对外语，也是典型的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无非是用最低下的段子模式，捞取吃瓜群众的打酱油心理。康有为等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想当然的将印第安人发明为殷商后裔，强行解读。

经常以日本和服冒充汉服的章太炎

当然，康的学术行为艺术在晚清民初非常流行。许多学者都开始翻阅历史，寻以东亚不曾孤立于世界的依据。所以，从古代的赵武灵王、张骞和班超，到近代的罗芳伯都成功上榜。为舆论制造者的地图开疆肩负重任。

例如游历西域和印度的南北朝和尚法显，就在千百年后被学者强行“押往”美洲探险。清末民初的历史发明家章太炎就认为，法显的船只离开斯里兰卡后，只用了“九十日”便到达了耶婆提国。再根据耶婆提国和厄瓜多尔的相似发音，足以断定法显到达过美洲大陆。

然而，厄瓜多尔其实源自西班牙语中的赤道，是16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地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公元5世纪的法显大师所熟知。

厄瓜多尔的国名

到16世纪才由西班牙钦定

至于所谓的“九十日”时间，在古汉语中的断句应为9-10天。也就是法显在没有遇到风暴和给养充足的情况下，来到了位于印尼的耶婆提。

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做出这样的论述，只能说明可能是意识的形态先行，或者说是缺乏实际的生活经验、航海经验的结果，也证明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对世界地理属于两眼一抹黑，认知非常肤浅，实际上还不如某些民间人士。

回过头来说，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其实很多上个世纪初的学术理论已经被证伪或者是被边缘化，但是这些学术理论却不断下沉，在下沉市场中找到了大量的空间。再加上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华大地的文化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无论是出于文化寻根的目的，还是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稳步推进，仍有相当成分的认知空白，给了受众以巨大的好奇心刺激。

于是，民间的科普书市场，或者说是奇幻文学市场中，又出现了一大堆关于古埃及就是中国，古巴比伦就是中国等貌似科普的奇幻文学类作品。

实际上，确实有持有类似观点和研究方向的学者，但是这些体制内学者大部分是理工类或者有理工类背景的学者，或者是出身行政管理、政法类的研究者。实际上，这种跨学科研究，鄙视人文学科和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罔顾人文学科的诸多基础事实做的研究，本质上是难以置信的，也是难以信服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讨论问题了。

最后，作者仅仅引用了3本参考文献就得出如此宏伟的论述，也非常的令人难以信服。

最后从李荣建老师的研究履历和学术背景、工作背景来看，李荣健老师的阿拉伯学研究和阿拉伯文学、阿拉伯文化译介，还有对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的研究非常出色，非常专业。

因此，这篇论文也许不应被视为史学研究成果，而是作者长期受到阿拉伯文学和史学的熏陶创作的文学作品。

毕竟，根据语言特征，还有阿拉伯口传文学的影响，以及伊斯兰教权力和宗教叙事的需求，阿拉伯文学和史学有非常强大的夸张传统，无论是瑰丽的民间文学还是夸大各种战功和神迹的史学，这种文学是一种天然倾向于夸张和夸大的文学，也许以此观之，李老师的论文这么写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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