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区与区域之间：“黔中”名实变迁考（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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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黔中”作为行政区划名称，自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其后经历了确定、被取代、重新确定、被取代、再次重新确定的过程。伴随黔中行政区划的变迁，作为地理名称的黔中，所指代区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并最终发展成为贵州的简称。战国时期，黔中多指今湖北、湖南、重庆三省市交界的长江南北区域；秦时期，向南移动，多指今湘西州为中心的区域，汉以后被武陵代替；唐时期，伴随黔中道的设置，指代区域以今重庆市彭水县为中心，辖域涵括今贵州、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宋时期，多指代今彭水、黔江等区县，所指代范围缩小；元时期，延续前代对黔中地域的认知；明初时，用以指代云南，明中晚期时，均指代贵州；清时期，延续明中晚期的认知，指代贵州，但又经历了从指代贵州中部区域到指代贵州全省的变化；民国时期，又一次成为管辖贵州中部区域的行政区划名词，地域更加细化与明确。

关键词：唐宋；明清；民国；黔中；贵州

黔中作为历史时期较早出现并使用的地理名词与行政区划名称，长期以来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严耕望、桑秀云、饶宗颐、石泉、徐少华、周宏伟、韩凤冉等人均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过较为详细地考证与研究，但多集中于对战国时期秦、楚黔中地域的考证，并最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指出战国时期黔中地域的大致范围。对战国以后黔中在不同时期所指地域范围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考证，以至于部分当代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期黔中地域时，将民国所指黔中地域用在更早历史时段的研究之中。基于此，笔者拟全面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对不同文献所言“黔中”进行分析，以呈现不同时期“黔中”所指代具体地域范围，为当代学者研究不同历史时期黔中地域历史文化提供参考。

一、唐代以前“黔中”的由来与地域演变

“黔中”作为地域名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泛称，指代某一个不确定的地域。一是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唐代以前，作为泛称的“黔中”与作为政区名称的“黔中”均有出现。因缺乏早期历史文献的详细记载，据《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国地理范围“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仅能大胆推断“黔中”作为一个地域泛称，可能在巴国甚至更早时期即已出现，而其时所指地域位于巴国南部，包括今天重庆市彭水、黔江所在乌江中游及其支流郁江、唐崖河流域在内的大片区域，具体范围有待进一步考证。后因战国争霸，秦灭巴国，设置巴郡之后，楚国设黔中郡，“黔中”则开始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出现。

“黔中”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元年（前361）“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可见，黔中作为区划名词，最迟在公元前361年时即已出现，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楚国，是楚国下辖政区。《战国策·楚策》记载苏秦、张仪在合纵、连横游说楚威王过程中均反复提到楚国黔中郡，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

据苏秦游说楚威王时所陈述理由可以看到，苏秦认为黔中郡在秦楚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一方面是秦国攻打楚国的主要进军路线；另一方面，若楚国在秦楚争斗中失去黔中郡，那么楚国将失去与秦国对抗的前期屏障，陷于非常不利的处境。这一时期（楚威王时期，前339—329年），楚国统治的中心区域在今江汉平原，因此，苏秦所言洞庭郡与苍梧郡均在江汉平原长江以南区域，夏州、海阳在江汉平原东部，即今武汉地区，巫郡在今重庆市东北、长江以北的巫山、巫溪地区。楚黔中郡与巫郡一同位于江汉平原以西，则应与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地区相邻。

又，当时秦国已占领巴蜀地区，并设置巴郡与蜀郡，秦国军队用船舶装载士兵与粮食，沿长江顺流而下，日行三百馀里，最多十天则可到达距离楚国都城较近的扞关，一旦如此，则楚国所属黔中、巫郡可能失守，楚国将面临灭国险境。因此，“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可见，张仪所言扞关位于巫郡、黔中郡西部，是当时抵御秦国进攻的重要关隘。若如张仪所言，秦国一旦通过这个关隘，那么巫郡与黔中郡则面临失守风险，可见巫郡、黔中郡在当时的地理位置应为并列关系，即两郡同时位于楚国西部，巫郡为紧邻巴郡的区域，黔中郡则又为紧邻巫郡的区域，且位于汉中郡以南，与汉中郡邻近，应为连接巫郡与楚国郢都——江汉平原中心地带的重要区域。如此，则与苏秦、张仪所言楚国整体形势与具体形势相符。

因此，楚国虽设黔中郡，使黔中郡成为行政区划名称，但其所管辖地域却未见明确记载。根据现存历史文献，仅可推断其大致区域在巴郡、扞关以东、汉中郡以南、洞庭郡以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以东、陕西汉中、安康地区至湖北竹山县及其以南、湖南常德以西区域。结合前文分析，则黔中郡可能涉及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西部、湖南省西部乃至重庆市东部。因“黔中郡”可能涉及的区域范围较大，以致学界出现多种关于其具体范围的不同观点，而目前几种观点所提出的具体范围基本均包含于以上所言可能范围之内。

伴随秦国势力的壮大，秦国开始对外扩张，兼并周边势力较弱的政权，先后吞并其南面的巴国与蜀国，并在其地设立巴郡与蜀郡。巴郡与蜀郡设立后，又将目标放到楚属黔中郡，与楚国展开对黔中郡的争夺。

苏秦与张仪在合纵连横过程中均言及黔中郡对于楚国的重要性，认为黔中郡与巫郡均位于楚国郢都西面，是拱卫郢都的西大门，一旦秦国进入扞关，进而攻破巫郡、黔中郡，那么楚国将处于极端危难之境。因此，对于秦国而言，攻下黔中郡，是其能否顺利吞并楚国的关键，意义重大。对于楚国而言，能否守住黔中郡，是其能否继续维持政权的关键，意义也十分重大。因而秦楚两国围绕黔中郡展开了较长时间的斗争，这中间，黔中郡几度为秦国占领，因而成为秦黔中郡，而最终的秦黔中郡成为秦统一六国后所设三十六郡之一，地域范围进一步明确。

首先，周慎王五年（前316），秦惠王派司马错等人“伐蜀”，建立巴郡、蜀郡，并攻占楚国所属汉中郡后，司马错即“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可见自司马错侵占楚国所属商於之地后即出现了秦黔中郡。而此时，秦黔中郡与楚黔中郡同时存在，是两个不同政权统治下的独立政区。据裴骃“集解”载，“商於之地”在“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考所言顺阳郡南乡县在今丹江与淅江交汇处的丹水南岸，因而其所言“商於之地”应即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丹江流域一带。因此，秦黔中郡最早治理的区域应为湖北省西北与陕西、河南两省交界区域。

其次，《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二十九年（前300）先后攻打楚国，楚国伤亡较大，怀王由此感到担忧，因而提出以派遣太子为质子的方式求和。三十年（前299）时，秦国再次攻打楚国，占据楚国所属八城，于是秦昭王向楚王发出邀请，希望与楚王在武关相会结盟，“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但此次秦国的愿望并未达成，最终楚国另立新王来应对秦国。后楚王逃亡，最终病死于秦国，秦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伴随秦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秦国在楚顷襄王（秦昭襄王）时期又一次大规模展开对楚国的进攻。于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攻打楚国，楚国战败，割其所属上庸、汉北之地给秦国；二十年（前279），秦国将军白起攻下楚国西陵；二十一年（前278），攻入楚国都城郢都。楚襄王兵败，不再对战。二十二年（前277），秦国“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攻占楚国巫郡、黔中郡，将巫郡及长江以南大片区域与楚黔中郡合并为秦黔中郡。原秦所置黔中郡与巫郡、江南及楚黔中郡连成一片，地域范围大为扩大。

然而，楚王在迁都陈城后，招兵买马，在秦国侵占楚属黔中郡仅一年后，即召集十馀万士兵聚集于西部，收复公元前277年被秦国所攻占的“江旁十五邑”，将其作为抵抗秦国进一步东进、南下的前沿阵地。《史记》将“江旁”亦写做“江南”，按此，则秦黔中郡失去了江南之地，在公元前276年的范围较之公元前277年有所缩小，如《史记正义》言“黔中郡反归楚”即此。但此处所言黔中郡归楚，并非原来楚国黔中郡全部回归楚国管辖，而仅仅只是秦国黔中郡的江南部分。按蒋骥的考证，楚国当时在收复“江南之地”后，另设新郡——洞庭郡进行管理，不再以“黔中郡”为名。因此，至公元前276年时，仅存秦黔中郡。

可见秦黔中郡地域范围存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秦国侵占楚国黔中郡之前，侵占楚国所属“商於之地”，所设黔中郡，地处当时汉中郡东部，即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域的丹江流域，范围相对较小。后进一步东进、南下，侵占楚国郢都、巫郡、江南等地之后，又将巫郡及长江以南大片区域纳入黔中郡，黔中郡所指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然而，伴随楚国收复“江旁十五邑”，秦黔中郡的地域范围又有所缩小。较之楚黔中郡，秦黔中郡地域范围发生的最大变化应为巫郡的纳入。

秦统一六国后，着手建立统治天下的制度。从王朝统一的现实需要出发，采纳李斯建议，将所收复的六国之地与原来的秦国之地进行重新安置，“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并在每郡置郡守、郡尉、郡监以管理郡属民政与军政等事务。《史记集解》言：“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可见，黔中郡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仍然为郡。

其中同为秦三十六郡的长沙郡，据古代史家考证亦曾为黔中郡之地，如宋代乐史引甄烈《湘州记》言“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清代史家延续其说，言“春秋战国楚黔中地，秦汉曰长沙”。此说应与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有关。根据前文对秦国黔中郡的考证，可知楚国在收复“江旁十五邑”另立新郡之后，秦国黔中郡范围有所缩小，而秦国灭楚国之后，“江旁十五邑”很可能再次被秦纳入黔中郡辖域。

因此，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其黔中郡辖域又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过程，从一个包括长沙郡的“大郡”，变成了与长沙郡同级的“小郡”。其郡治，据唐宋时期史家考证，在辰州有“黔中故郡城”，说明至晚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黔中郡的中心即已转移到长江以南的湘西地区，而其所辖地域范围在这一时期虽有所缩小，但又不限于其郡治所在的辰州地区。如据谭其骧先生考证，一分为二之后的黔中郡北与汉中郡接壤，有长江三峡两岸及清江流域之地；西北与巴郡接壤，有黔江（今乌江）流域之地；东与长沙郡接壤，西界不可考。而据北魏史学家郦道元考证，秦统一六国前，纳入秦国黔中郡范围内的巫郡改设为县，“以隶南郡”，所以秦朝所置黔中郡较之其统一六国前的黔中郡辖域范围已大大缩小。

至汉时期，黔中郡“改为武陵”，《后汉书·郡国志》亦言“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据辛德勇考证，武陵郡应为汉高祖五年（前202）封受长沙国时，由长沙郡中割除原黔中郡辖界而设。说明黔中郡在汉高祖时期即更名为武陵郡，因此，两汉时期，黔中郡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汉书》《后汉书》正文中谈及“黔中”的记载极为少见，通览两书全文，仅有七处与之相关，且基本出现于唐代颜师古与李贤为《汉书》《后汉书》所作注解之中。而“武陵”作为原属黔中的地域，在《汉书》《后汉书》中共有一百馀处相关记载，且一半以上为正文关于武陵郡历史、文化、地理等的记载。可见，两汉时期朝廷已经完全用“武陵”取代了“黔中”，“黔中郡”不再作为政区名称使用。

三国两晋时期，受汉高祖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的影响，各政权基本延续汉代对黔中地域的称呼，以武陵代替黔中。《晋书·地理志》对两晋时期荆州沿革进行追溯时，即明显呈现出黔中郡作为政区名称从“黔中”转变为武陵的基本过程。而“改黔中为武陵郡”之后，后世行政区划基本沿用武陵为名，设武陵郡。三国初，南郡、零陵郡、武陵郡以西为蜀国，武陵郡属刘备辖域。后因刘备逝世，蜀国势力衰弱，原属蜀国的南郡、武陵郡、零陵郡以及从南郡分立的宜都郡均改属吴国。因此，战国与秦时期的黔中郡在三国时期以武陵郡存在，分属不同政权。黔中郡成为历史记忆中的政区名称，在回溯其区域内历史的过程中，得以存续。如《华阳国志》“巴志”“蜀志”“南中志”均较多叙及秦楚黔中郡，《水经注》叙及原黔中地域河流时亦多有叙述，但均言过去，未有关于当时仍称黔中的记载。因而所言黔中郡均为其曾是政区名称的历史记忆，后之史籍亦多延续这一历史记忆的方式，将原属黔中郡管辖区域的政区沿革追溯至秦楚时期黔中郡的设置。

南北朝时期，黔中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仍然以历史记忆存在。如《宋书·州郡志》在追溯“武陵太守”时即引《续汉·郡国志》云：“秦昭王立，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魏书·賨李雄列传》在言及“賨”的来源时，言“秦并天下，为黔中郡，薄赋其民，口出钱三十，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均在叙及历史沿革时谈及战国、秦时期黔中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黔中作为地域名词，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南朝陶弘景在《古今刀剑录》中言及“吴将刀”时，言：“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测。”然而，因历史文献关于诸葛亮南征平定地方的事迹记载繁多，所涉地域范围宽广，既涉及战国、秦时期黔中郡地域，又涉及“南中”，因此，陶氏所言黔中具体地域无法判定，应是包括秦时期黔中郡在内的一个地域名词。

同时，北周大将慕容宁墓志《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中有“水龙竞双刀之势，步骑陈四分之威，夷陵既烧，黔中方定，旋军反旆，解甲休兵”之言。从碑刻的前后文可以看到，其所言黔中地域与夷陵相近，由此推断，庾信所言黔中地域在夷陵及其周边区域，为战国、秦时期黔中郡所在地域。这与清代史家吴兆宜在注解中提出黔中即秦楚黔中郡一致，可见，黔中郡作为一个政区名词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转换为地域名词，而其所指代地域为原黔中郡辖域范围。

如上所述，唐代以前，“黔中”作为地域名称从秦楚以前的可能存在，至战国（秦、楚）、秦时期成为行政区划名称，又经历代政权变更，作为行政区划的黔中郡被武陵郡取代，无论正史还是其他历史文献均在较长时间内用“武陵”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与地域名称代替“黔中”，指代原黔中郡所辖地域，使黔中郡成为一个仅出现于历史沿革中的名称。一直到南北朝时期，黔中作为地域名称再次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在《古今刀剑录》《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等中出现使用，这无疑为唐代黔中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再一次出现埋下了伏笔。

二、唐代“黔中”地域

黔中作为地域名称经历了从可能的地域名称到确定的行政区划名称，到被新的地域名称（武陵）代替，再到作为历史记忆存在，又重新作为地域名称出现的曲折过程。在经历如此曲折的发展过程之后，伴随其作为地域名称的重新出现，至唐时期，其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行政区划名称，较之战国、秦时期有了更加明确的管辖范围。

关于“黔中”一词在唐代的使用，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黔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见于司马光记述泉男建被贬事件中。因司马光为北宋史学家，其写作《资治通鉴》时，黔中道的设置已为既定历史，“黔中”一词也已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因而有可能出现“黔中”一词在总章元年并未出现，而所言区域属于唐代黔中道辖域，将其纳入黔中，用黔中进行表述的情况。因此，笔者尽可能使用完成于唐时期的历史文献、诗词歌赋等对黔中地域进行梳理，以尽可能恢复唐时期人们对于黔中地域的认知，较为真实地展现唐朝廷及其文人学士眼中的黔中地域。

（一）唐朝官员眼中的黔中地域

唐朝官方及所属官员修撰并流传于世的史籍主要有《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三部，其中《唐六典》为唐玄宗下旨组织撰修，《通典》为官员杜佑撰写，《元和郡县图志》为官员李吉甫撰写。

《唐六典》“尚书吏部”卷，谈及黔中地区选拔制度时，言“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尚书户部”卷言唐代“天下十道”时，岭南在当时为“十道”之一。编纂者在此将两地置于一处，所言黔中应与岭南的层级相同，已设置为道。

但“尚书户部”卷又记载：“江南道，古杨州之南境，今润、常、苏、湖、杭、歙、睦、衢、越、婺、台、温、明、括、建、福、泉、汀、已上东道。宣、饶、抚、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辰、饰、锦、施、南、溪、思、黔、费、业、巫、夷、播、溱、珍，已上西道。凡五十有一州焉。”显然，从此处表述可见，当时黔州仍属江南道管辖，黔中并未单独设置为道。

又言“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夏、原、庆、丰、胜、营、松、洮、鄯、西、雅、泸、茂、巂、姚、夔、黔、辰、容、邕为下都督府”。指出当时黔州已为都督府，且被认定为边州，即“安东、平、营、檀、妫、蔚、朔、忻、安北、单于、代、岚、云、胜、丰、盐、灵、会、凉、肃、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兰、鄯、廓、叠、洮、岷、扶、柘、维、静、悉、翼、松、当、戎、茂、巂、姚、播、黔、驩、容为边州”。

综合以上两处记载，不仅无法判断当时官方眼中的黔中地域，反而还呈现出两卷记载的前后矛盾与差异。笔者认为这与《唐六典》为开元十年（722）下旨撰修，开元二十六年（738）撰修完成存在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黔州等地从江南道分离出来设置黔中道，成为“十五道”之一。此处所存差异，应为不同卷撰写时间、撰写作者不同所造成。

《通典》为唐朝官员杜佑所撰。其虽非皇帝下旨编撰，但从刘秩根据周礼六官制度编撰《政典》可见，《政典》应是在《唐六典》基础上编撰完成的，一定程度代表着官方。杜佑所编撰《通典》又在《政典》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且在完善后第一时间上呈朝廷，得到唐德宗认可，可见此书是唐朝官员撰写并得到朝廷认可的一部史籍。关于黔中地域，“州郡”门明确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分天下为十五道，黔中道为其中之一，治所设于黔中郡。下辖“黔中、卢溪、卢阳、清江、江陵、潭阳、龙标、南川、义泉、灵溪、宁夷、涪川、溱溪、播川、夜郎”等郡。根据杜佑对黔中道各州郡“四至”的有限记载可以看到，杜佑所描绘黔中道地域在今湖北省仙桃市、湖南省常德市、怀化市洪江市以西，贵州省镇远县以北，贵州省遵义市及其以东，重庆市綦江区以东南，石柱县、云阳县以南区域。显然，杜佑作为唐朝的重要官员，其通过《通典》所呈现出的黔中地域以黔中道所辖各郡为主，未包括当时所管羁縻州地域。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书写全国山川、户口等地理概貌时，仍按照唐初所置“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陇右道展开叙述。因此，并未将后来分置的黔中道单独列出。其关于黔中地域的记载，集中于卷三〇“江南道六”中“黔州观察使”部分。在对黔州进行书写时，首先追述其历史沿革，认为北周、隋朝设置黔州，并改名为黔安郡，与秦汉时期所置黔中郡犬牙交错，难以分辨。提出唐代黔中“管州十五：黔州，涪州，夷州，思州，费州，南州，珍州，溱州，播州，辰州，锦州，叙州，溪州，施州，奖州。县五十二”。所辖辰州、锦州、叙州、奖州、溪州、施州等均为秦汉时期黔中郡所辖地域，唐代黔中地域在此基础上扩大，还管辖夷州、费州、思州、播州及务州、业州、智州、牂州、充州、应州、庄州等州，东包括沅江流域，西包括延江流域。

较之杜佑所描述的黔中地域，有所不同。李吉甫所言黔中地域增加了涪州、业州（奖州）、应州、智州、牂州、充州、庄州，但少了荆州江陵郡，将杜佑所言巫州潭阳郡称之为“五溪诸州”，提出五溪诸州是黔中道设置后，开元二十六年（738）改隶黔中道管辖的区域。

显然，李吉甫通过《元和郡县图志》所描绘出的黔中地域与杜佑《通典》所描绘的黔中地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在对整个黔中地域的认识方面，其不仅描绘了黔中道所属经制州县，还提及了部分羁縻州；其次，在“四至八到”的认识上，李吉甫眼中的黔中地域在西北与西偏南方向有了向外的拓展，含括了黔州西北的涪州地域与南部梓姜及应州等羁縻州地域。而同时，在东北少了江陵郡。

综上，唐朝官员眼中的黔中地域以唐代地方行政区划为基础，且以王朝直接管辖的经制州县为中心，仿佛他们眼中的黔中地域仅为经制州县下辖地区，所记载均为黔中道所辖经制州县，对于下辖各羁縻州的描述极少。而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经制州县的设置与归属随之进行调整，他们眼中的黔中地域随之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与调整相对较小，反映出“黔中”作为一个政区的相对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二）唐代文人学士眼中的黔中地域

唐时期文学作品以诗词最为丰富，黔中道作为当时主要政区之一，自然成为文人学士书写对象。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白居易等均留有不少与黔中相关的诗词。这些诗词或与地方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关，或与各自友人、友情相关，为唐代黔中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形象地呈现出当时黔中道的各番景象。而作为地域名词的黔中在诗词中的不断出现，无疑反映出不同文人对于黔中所指具体地域的认知，呈现出文人学士眼中的黔中地域范围。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712—770）在客居梓州时，为送还母亲回黔中的王十五判官送行，作《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一诗曰：

大家东征逐子回，风生洲渚锦帆开。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

离别不堪无限意，艰危深仗济时才。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

即提到黔中地域所属地名黔阳。从杜甫的描述可见，当时黔中所属黔阳一带“信使”稀少，是交通不便的偏远之地。据《宋书》记载，西晋末年平定吴国之后，西晋在峡中地区设置武陵郡时，即在黔中郡下设绳阳、黔阳两县，但两县存续时间不长。咸宁元年（275），即又被废置，但黔阳作为地域名称被保留下来。此外，在《赠李十五丈别》《覆舟二首》两诗中亦提及黔阳。

赠李十五丈别

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颠。下临不测江，中有万里船。多病纷倚薄，少留改岁年。绝域谁慰怀，开颜喜名贤。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颇合，相与襟袂连。一日两遣仆，三日一共筵。扬论展寸心，壮笔过飞泉。玄成美价存，子山旧业传。不闻八尺躯，常受众目怜。且为辛苦行，盖被生事牵。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阳天。汧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萧然。清高金茎露，正直朱丝弦。昔在尧四岳，今之黄颍川。于迈恨不同，所思无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悬。客游虽云久，主要月再圆。晨集风渚亭，醉操云峤篇。丈夫贵知己，欢罢念归旋。

覆舟二首（之一）

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沈舟。

羁使空斜影，龙居閟积流。篙工幸不溺，俄顷逐轻鸥。

然而，黔阳在唐时期并未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出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代黔州观察使所管黔州彭水县（治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与思州务川县（治今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在三国吴至南朝梁、陈时期均为黔阳县地。由此推断，杜甫诗词中的黔中之地，并非唐代整个黔中道区域，而是三国吴至南朝梁、陈时期的黔阳县地，即唐代黔中道所辖黔州、思州地域。分析杜甫诗歌多以黔阳代替黔中或黔州、思州等具体行政区划名称的原因，与诗词原本即注重的朦胧、写意特征密切相关，黔阳作为唐以前的历史地名代替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出现在诗词中不仅显得委婉，更能反映出浓厚的历史底蕴。

比杜甫稍晚的白居易（772—846）亦在其流传的诗词中较多谈及黔中地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明确提到黔中与黔中所属地域的诗有两首，一为《送萧处士游黔南》，一为《寄黔州马常侍》。

送萧处士游黔南

能文好饮老萧郎，身似浮云鬓似霜。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

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不醉黔中争去得，磨围山月正苍苍。

从《送萧处士游黔南》一诗可以看到，白居易共提及黔南、巴峡（今石洞峡、铜锣峡、明月峡）、巫阳（今巫峡）、黔中、摩围山五个地名，其中巴峡、巫阳、摩围山均为自然地理实体名称，黔南与黔中则为地域名称。黔南在诗名中出现，黔中在正文中出现，说明白居易的认知中，两者存在密切联系。检索《元和郡县志》《旧唐书》《新唐书》可见黔南有观察使、节度使之设置，但并未见黔南政区的设置。据《旧唐书》转引元和三年（808）五月敕：“自今以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军将充押领牱、昆明等使。”可推断，黔南观察使所管地域应在当时牂牁、昆明以东的邻近地区。

刘禹锡（772—842）《送义舟师却还黔南》诗与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相同，均以黔南为名。不同的是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黔南》有诗序言：

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矣，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而文，故其佐多才士。麾（摩）围之下，曳裾秉笔，彬然与兔园同风。蕃僧以外学嗜篇章，时或摄衣为末至客，其来也，约主人乘秋风而还，今乞词以扬之，如捧意珠，行住坐卧，知相好耳，余曰唯，命笔为七言以应之。

结合前文对秦楚黔中郡的探讨可见，刘禹锡开篇所言“黔之乡”即为战国时期秦楚两国所争黔中郡地域。所言黔江，因唐及唐以前并未有河流名黔江，据清代史学家赵一清考证，黔江是因流经黔江县界而得名，是今乌江的支流，作为河流名称的出现时间晚于其作为政区名称的出现时间。至宋代《舆地纪胜》方才有关于黔江的记载。因此认为此处所言黔江，应为唐代黔中道黔州管辖的黔江县。同时与白居易一样均叙及了所言地域内摩围山，考摩围山在今彭水县境，即当时黔中道治所黔州。

综合白居易与刘禹锡对黔南的描述，可见两位诗人所言黔南地域均为摩围山所在黔州地区，并将黔南与黔中混用，认为两者所指均为同一区域。

又白居易《寄黔州马常侍》一诗曰：

闲看双节信为贵，乐饮一杯谁与同。可惜风情与心力，五年抛掷在黔中。

诗名与正文分别言及黔州与黔中，存在将黔州与黔中两地理名称混用状况。考白居易所言马常侍应为唐代马植，马植因能力突出，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曾“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加中散大夫，转黔中观察使”。由此推断，白居易此诗应为开成三年马植前往黔中任观察使之后创作。可见，因黔中观察使所驻之地为黔州，出现以“黔州”代“黔中”的情形，而其所指黔中地域仅为包含于黔中道的黔州地域，并非当时整个黔中道地域范围。

此外，以黔中为诗名的唐代诗人还有綦毋潜、李嘉祐、武元衡等人。其中，綦毋潜、李嘉祐在正文中均言及夜郎。

綦毋潜（692—749），虔州（今江西赣州）人，“字孝通。开元中，繇宜寿尉入集贤院待制，迁右拾遗，终著作郎”。《全唐诗》收录其诗一卷二十六首，其中《送崔员外黔中监选》一诗中有：持衡出帝畿，星指夜郎飞。神女云迎马，荆门雨湿衣。听猿收泪罢，系雁待书稀。等句。

以黔中作为题名，借对黔中地域印象的描绘表达其对崔员外的离别之情。检索《旧唐书》《新唐书》等历史文献，綦毋潜所生活的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时期，未见在黔中地区为观察使、节度使的崔氏官员，因而此处所言崔员外具体姓名无从考证。从诗名与诗人的为官履历推断，此诗写作时间应为綦毋潜担任右拾遗期间，所言崔员外为其向朝廷举荐的人才。其将黔中与选官置之一处，说明当时黔中已不再是一个地域泛称，而是一个政区，因此本诗的完成时间应在开元中晚期。此诗题为“黔中”，但诗中地名并未再出现黔中，代之出现的是与“帝畿”相对应的“夜郎”，而“星指夜郎飞”的表述，又说明其所言夜郎指代的是从星野大视野下所看到的一个方向性名词，可见綦毋潜认为夜郎所在区域与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心目中的黔中。

与綦毋潜一样，唐代诗人李嘉祐（生卒年不详），天宝七年（748）进士，亦有《送上官侍御赴黔中》诗曰：

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声巫峡里，山色夜郞西。

树隔朝云合，猿窥晓月啼。南方饶翠羽，知尔饮清溪。

同时提及黔中与夜郎。从李嘉祐的描述可见，其借与上官侍御的离别之情，描绘了当时他心目中的黔中印象。夜郎与巫峡相对应，反映出当时诗人心目中夜郎景观的突出与古夜郎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美好印象。不同的是，李嘉祐在诗文中先提到“黔中路”，再提到夜郎，说明李嘉祐对于黔中和夜郎的关系有清晰的认知，认为黔中是包括夜郎在内的一个大区域，而夜郎是黔中区域内让他印象最深刻之地。分析其原因，应与春秋、战国以来夜郎的历史流传相关。

与戎昱、李嘉祐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诗人武元衡却表达出其心目中的另一幅黔中景象。武元衡（758—815），字伯苍，河南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市）人。唐朝宰相、诗人，著有《临淮集》十卷。其中《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一诗曰：

武陵源在朗江东，流水飞花仙洞中。莫问阮郎千古事，绿杨深处翠霞空。

从诗名与诗文可见，武元衡在本诗中提及的地名主要为黔中、武陵源与朗江，其引用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道出其对于黔中的印象，反映出武元衡认为武陵源所在地区是唐代黔中一部分的观点。

可见，唐代文人学士眼中的黔中地域大体相似，但又各不相同。一方面，文人学士均认为黔中是一个包含不同区域在内的较大地域名称；另一方面，文人学士对于黔中所包含的各个地域又有不同的认识，不可统而概之。总体而言，唐代诗人在描述黔中地域时，多引经据典，习惯使用唐以前即存在的政区地名、典故地名对黔中所属地域进行描绘，如黔阳、夜郎、仙源即是。同时，又存在以具体地名代替黔中的现象，如黔州、黔南与黔中的混用即是。

对比唐朝官方所划定的黔中道，唐代诗人所言黔中地域无不包含于其中，说明唐代诗人文学作品的创作实际上源于当时唐代行政区划的确定。只是不同个体对于黔中道的认知不同，因而通过诗词的形式，为世人呈现出不同断面的黔中。也以诗词的形式，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出黔中地域的位置、范围与特征等信息。

三、唐代以后“黔中”地域的演变

唐代以后，黔中道作为历史政区名称，在叙及相关地域历史沿革时，均被写入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例，《旧唐书》《新唐书》成为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两部最为重要的史籍。在文学作品亦多有出现，但所指地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发展至民国时期，又成为一个行政区划名词，但所指代区域较之唐时期黔中道范围已大大缩小。

（一）五代时期的黔中地域

五代时期描述黔中地域的主要史籍为后晋官修史书《旧唐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相区别，因而称作《旧唐书》。自后唐时期（923—936）开始，统治者即开始《旧唐书》编撰的准备工作。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正式编修，出帝开运二年（945）修成。其内容多来源于唐代文献，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均比较完整。因此，这一时期所修《旧唐书》关于黔中地域的认识多源于唐文献的记载。

《旧唐书》关于黔中道的记载，与杜佑、李吉甫一样，并未将黔中道作为专门的行政区划进行表述，这应与道在唐前期为监察机构而非正式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因此，其有关黔中地域认知的记载仍然集中于对“黔州都督府”的记述。言：

武德元年改为黔州，领彭水、都上、石城三县。二年，又分置盈隆、洪社、相永、万资四县。四年，置都督府，督务、施、业、辰、智、、充、应、庄等州。其年，以相永、万资二县置费州，以都上分置夷州。十年，以思州、高富来属。十一年，又以高富属夷州，以智州、信宁来属。今督思、辰、施、牢、费、夷、巫、应、播、充、庄、、琰、池、矩十五州。其年，罢都督府，置庄州都督。景龙四年废，以播州为都督。先天二年废，复以黔州为都督。天宝元年，改黔州为黔中郡，依旧都督施、夷、播、思、费、珍、溱、商九州。又领充、明、劳、羲、福、犍、邦、琰、清、庄、峩、蛮、、鼓、儒、琳、鸾、令、那、晖、郝、总、敦、侯、晃、柯、樊、稜、添、普宁、功、亮、茂龙、延、训、卿、双、整、悬、抚水、矩、思源、逸、殷、南平、勋、姜、袭等五十州。皆羁縻，寄治山谷。

从以上记载可见，《旧唐书》关于黔中地域范围的描述较之《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更加详细。其中对黔中道所属羁縻州的记载，更加清晰与全面，较为完整的描绘出当时整个黔中道的地域范围。比较杜佑、李吉甫对黔中地域的描述，《旧唐书》所描述黔中地域向南有了更大的扩展，辖域涉及今广西北部田林、乐业、凌云、东兰、天峨、南丹、环江等县。

分析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与《旧唐书》为官修，《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为王朝官员自主撰修相关。《旧唐书》撰修时，因距离唐朝时间较近，参考了大量实录进行修撰，记录较为详细。而杜佑编纂《通典》、李吉甫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因唐朝存有实录及其他记载详细的官方文献，导致在编纂时略于羁縻州等的记载。然而，文献传承过程中，除《顺宗实录》外，其馀均无传本留世。

除《旧唐书》外，《录异记》《金华子杂编》亦叙及黔中。如《录异记》“异人”部分在描绘李特时，言李特为廪君后代，叙及廪君所生活地域时，曰“······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呼赋为 ，因谓之人焉”。显然，其所言黔中地域范围为秦所置黔中郡地域范围，为唐代黔中道所属施州地区。

《金华子杂编》在言及《柳氏旧闻》时，言：

《柳氏旧闻》，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质疑者，黙识之，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令采访，故史氏取其书。今按其书已失不获。德裕之父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乃编此为《次柳氏旧闻》，以备史官之说也。

作者：周 妮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汪鸿琴

审订：朱 琪

责编：贺雨婷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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