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我在高原修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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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我在高原修补时间

距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已经快过去10年。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师亓昊楠仍记得10年前文物修复领域的突然爆火，也难忘20年前与师父两人在深宫高墙内默默坚守的岁月。

当关注的热潮逐渐退去，修复师手中的齿轮仍要继续转动——2024年，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西藏发现了古钟表的踪迹。

作为宫廷贡品的钟表，为何会出现在几千公里外的雪域之上？修复师们又将如何唤醒沉睡的时光记忆？

以下是亓昊楠的讲述。

何为“古钟表”？

古钟表修复室位于故宫西三所，历史上曾是“冷宫”所在。

《我在故宫修文物》出圈之前，古钟表修复正是一门深藏“冷宫”的手艺，大众对此认知几乎没有。某次老同学闲聊问起我的职业，一说修钟表，他们最多只能联想到超市门口换电池、表带的铺子。

而随着纪录片的热播，一个鎏金溢彩的机械世界向观众展开——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的古钟表，凭借华丽的外表、精妙的构造与令人惊叹的表演功能，成为备受帝王青睐的“西洋奇器”。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钟表有1500余件，主要来自英国、法国、瑞士，以及清宫做钟处、广州和苏州，其中多为清康熙至乾隆时期的藏品。这些珍贵的时计，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辉煌印记。

明末清初，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神父为获准在华传教，向万历皇帝进献了两件钟表，由此开启了中国宫廷收藏西方钟表的传统，同时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见证。

“一座大铁表，装在一精工雕刻、饰有许多金龙的大盒内；另外一座小的也很漂亮，一掌高，完全镀金，是一件极美的精品。”——庞迪我神父

康熙时期，清宫正式设立做钟处，专司钟表的维护保养与设计制作。至乾隆朝，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我国的钟表制作业达到鼎盛，在吸收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融贯中西特色的广州钟表及苏州钟表，工艺水准一度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遗憾的是，由于这些精品仅作为地方进献给宫廷的贡品，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传承体系，诸多独门技艺逐渐失传，成为中国钟表史上的一大憾事。

《万国来朝图》（局部），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我国现存的古钟表主要集中于故宫博物院等馆藏体系，市面上难得一见，为了让这些时计能够被更多人认识和欣赏，我们正在积极推动构建古钟表修复与保护的全国性网络。

历史上，部分钟表曾随皇帝赏赐或调拨而散存各地，如避暑山庄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广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机构均有收藏。近年来，我们与各博物馆合作建立了“古钟表联合修复室”，希望古钟表重新“转起来”、“活起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向世人讲述它们的传奇故事。

在此过程中，一个意外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从西藏交流回来的副院长突然传来消息：高原之上，隐藏着鲜为人知的钟表宝库。

我在高原修钟表

我们从未料想过，西藏保存着如此庞大数量的古钟表。

获得“高原有钟表”的情报后，2023年，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团队踏上了进藏调研之路。经统计，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三处，共计收藏古钟表200余件。其类型丰富，涵盖了四明钟、八音盒、动偶钟、皮套钟、木楼钟、气压计、便携日晷、陶瓷日历等。

布达拉宫内部陈设，左为一件钟表，右为莲花生大师像，1936年，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摄

其中大多为实用型民用钟表，不似宫廷钟表那般注重表演功能，可能为当地的僧人们自行采购，曾在僧舍或经堂里日复一日地打点报时。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部分钟表与故宫所藏类型如出一辙，正是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密切往来的历史见证——

它们跨越上千公里落地雪域高原，每一枚齿轮转动，每一记钟声鸣响，都谱写下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永恒乐章。

延续这份绵延千年的深情厚谊，2024年故宫博物院与西藏文物局合作，在西藏博物馆设立古钟表联合修复室，开启了古钟表修复的援藏任务。第一次坐飞机进藏，我和我的组员就因高反而不得不到医院吸氧缓解，但比起身体的不适，修复任务更为紧迫。

我们计划用10年时间，让高原上的200余件古钟表重焕新生；同步建立钟表档案，记录每一件钟表的现状与修复过程，共享给未来的研究者——我们终有一天会离开这片土地，但钟表会一直随着时间走动下去。

故宫博物院钟表援藏调研团队在罗布林卡调研其馆藏钟表

今年4月以来，修复团队已陆续进藏三次，出于经费考虑，每去一次，必须要保证最少一人一件钟表的修复指标，至今我们已完成30余件古钟表的修复工作。

比较有意思的机械门类如八音盒，一般可以演奏6首或8首曲目，但基本都是外国的音乐；在西藏，我们竟发现了一个可以演奏中国传统音乐的八音盒，推测可能是当时的传教士收集中国民间小调后，将曲谱带到国外制作成机芯，还在盒身附上了完整的曲目清单。

西藏博物馆所收藏的安索尼亚钟表则可形成一部完整的品牌发展史。这个19世纪著名钟表制造商生产的各个时期不同类型产品，在西藏博物馆都能找到，其系统性甚至超过了故宫的同类收藏，为研究该品牌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此外还有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改装钟表，虽然内里是英国或德国的机芯，但外壳装饰却带有浓郁的西藏元素。比如布达拉宫所收藏的一座英国音乐钟，其外壳上装饰着藏族传统的吉祥图案，尚不清楚是进口后由当地工匠重新装饰，还是在定制时便已融入，与典型的英式钟表区别开来。这种中西合璧的特征，和广钟的珐琅工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西方机芯搭配东方外壳，在齿轮转动间实现文化交融。

已修复的罗布林卡所藏钟表

目前，全国具备古钟表修复能力的博物馆仅故宫博物院一家，因而在此次援藏任务中，培养当地的钟表修复人才也是重中之重。

我们采取“流动导师制”的培养模式，谁在场就谁带教，西藏博物馆的学员全程跟学，到现在已能够独立完成一些简单钟表的修复工作。

回想起来，把古钟表联合修复室从内地一路搬到高原、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甚至成为国家非遗项目，曾经都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与古钟表的20年

今年正好是我入行的第20个年头。

20年前，初入社会的我抱着找份稳定工作的朴素想法踏入了宫门，拜在王津老师门下学习。那会儿修复室里只有师父和他的师兄，师伯退休返聘待了一段时间后，还是离开了。于是在十几年间里，就只有我和师父二人守着古老的钟表。

我们还保持了那种传统的师徒传承制度，王津老师如师如父，从来没有跟我红过脸，只要有问题就帮助解答，毫无保留；所以虽然修复的道路上常年孤独，但只要有师父在，心中就有了靠山。

亓昊楠（右）与师父王津

《我在故宫修文物》找来的时候，起初面对镜头的别扭让大伙对于拍摄颇为抗拒。但随着与导演团队深入交流，彼此建立起信任与友谊，我们最终抱以平常心，只是按部就班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没人想过，更没想过这部纪录片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

越来越多人才开始加入修复团队，与我当年的“一张白纸”不同，现在的新人们大多各有所长，有的精通木器，有的擅长雕塑，有的专攻珐琅……这些专业背景也为钟表修复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技发展推动下，我们还逐步将现代化设备引入古钟表修复领域。在师父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用胶卷相机记录修复过程，一卷拍完了才能冲洗；若是照片拍虚了，相关的资料也就缺失了——而一座钟表修复完成后，三五十年内都不会再进行拆解。

如今，3D扫描等新技术的应用，则能够为每件钟表建立完整的数据档案，这种现代科技对传统工艺的有益补充，为后续的修复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有人说，AI将取代人类，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行当来说尚可安心，关键就在于古钟表的独特性。当一件钟表被拆解，修复师将面对两类问题：一是“硬伤”，即肉眼可见的零件损坏；二是“软毛病”，即组装好后仍会出现走时不准、走走停停等运行问题。后者尤其考验修复师的技术，往往需要多年实践积累，才能判断问题所在。

钟表修复完成后，检验工作是最简单的，能否准确走时、表演功能是否完整，这是任何一个没有职业经验的人都可以辨别的；但它又是最困难的，出于保护需要，修复好的古钟表大多只能静态陈列，唯有运转起来，人们才能真正领略它们的精妙之处——

这些钟表堪称半手工半机械时代的科技奇迹，仅凭齿轮连杆运动，就能实现各种复杂的表演功能，如飞鸟振翅、人偶眨眼，甚至魔术变幻，其机械复杂程度之高，即便以现代技术可能都难以复刻。

为了让沉睡的机械瑰宝向世人展露它们最精妙的灵魂，我们正在探索古钟表数字化呈现的可能；每当完成一件钟表修复，我都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分享运转影像——让静止的历史重新转动，正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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