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仍健在的开国将帅仅剩1人，如今超100岁高龄，还有一位刚离世

“2024年3月的这天，人全到齐了吗？”军史馆志愿者老韩抬头问道。面对空荡荡的讲解席，他叹了口气——昔日那张记录1614位姓名的巨幅花名册，如今已几乎只剩一道道黑色横杠。

此刻健在的名字，仅剩一位：王扶之。 从1955年第一次授衔算起，这支“将星方阵”已走过近七十个春秋。将帅们的离去像日历被一页页撕走，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只剩最后的火种。对于熟悉军史的中年人来说，这种“队列空缺”带来的不是抽象数字，而是怅然若失的冲击——他们亲历过那个年代，知道那道横杠背后埋着怎样的硝烟。

把视线拉回72年前。1952年8月2日，朝鲜半岛临津江以东，39军前沿指挥所突然遭美军重炮覆盖。山洞瞬间坍塌，泥石将王扶之和六名参谋活活埋进暗无天日的地底。 空气稀薄，水源全无，一片死寂。38个小时后，一只灰头土脸的苍蝇倏地冲出裂缝，引来救援部队的欢呼。正是这只毫不起眼的昆虫，让军长吴信泉一口咬定“人未必全亡”，硬是命令再挖五米，最终把昏迷的王扶之拖出废墟。有人戏称，这是“苍蝇递过来的生命条”。

时针拨回更早。1935年，12岁的王扶之隐瞒年龄踏进陕北红军队伍。他个头足有一米六，站进队列毫不违和。枪支紧缺，他只分到一根梭镖，可小家伙胆大心细，在一次夜袭中摸到敌侧翼，当场俘虏数名国民党士兵，顺手缴得第一支步枪。 抗战、解放战争、辽沈、平津……这个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指挥员几乎把东北野战军所有硬仗都啃了遍。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他所在的39军打出了“首入汉城”“首歼整团”等一串“第一”，毛泽东会见军长时连声道“打得好”。

战后，王扶之先是大校。有人不解：师长怎么只是大校？原因并不复杂——评衔标准强调“建国前任师级者可评少将”，王扶之1949年时仍是团级，1955年自然只能列入大校序列。幸运的是，1964年新一轮补授衔到来，他递补为少将，随后一年便彻底取消军衔制。如果那次错过，他至多终身肩章两杠四星。

如今的王扶之，101岁。眼睛仍亮，说起战史连日期都不差分毫。据照顾他的护士说，老人每天必读《解放军报》，下午用放大镜浏览国际版，偶尔摇头自语：“新形势，可别忘了老规矩。”这种话在年轻人听来或许抽象，但经历过烽火的老兵懂——条令、传统、士气，是部队永远的脊梁。

不过，另一位曾与他比肩的名字，已在今年4月静静划上句点。4月15日，张力雄少将在南方某军区医院去世，享年110岁。作为最后一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将帅，他把背包放下的那天，长征队伍自此成了全部“历史时态”。 1931年参加革命，湘江突围、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张力雄几乎在每段最凶险的行军中站在前沿。伤疤遍布手臂，有的像枯藤盘绕。他常说一句顺口溜：“弹片不长眼，腿脚要勤快。”1955年授衔时，他跟王扶之一样，只拿到了大校。1961年因功补升少将，随后分管首都防务，直到离休。

很多朋友好奇：元帅、大将们最后走到哪一年？答案是1992年。那年5月14日，聂荣臻病逝，北京西郊的松柏默默作别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再往前推，1986年粟裕、1984年徐向前、1986年叶剑英……这些名字对军迷来说是“雄安定海针”，对普通百姓则是安心吃饭睡觉的底气来源。1976年“粉碎四人帮”能在数小时内尘埃落定，军内元帅们的坚定态度功不可没。

时间滚动到了今天。 王扶之伫立在岁月尽头，像一枚安静的路标。按照医学统计，他每天能否安睡、血压是否平稳，都牵动着一群军史爱好者的神经。许多老兵自发写信：“王老，您在，我们就感觉队伍还在。”这不是夸张，而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心理寄托。

不得不说，记录和回忆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对现实最直接的提醒。和平不是常态，发展没有自带安全锁。那批在风雪、饥饿、弹雨中摸爬滚打的将帅，用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换来国家初生的边界与秩序，他们的故事倘若无人讲述，时间就会把它们轻易抹平。

有人提议将王扶之生平整理成中学军教读本，也有人建议在他百岁生日后为其口述影像做数字化存档。其实方案不重要，关键是行动。只要还有人在意，这份精神就依旧鲜活。 最后想说：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见那张星光暗淡的花名册，别急着合上记忆。对着那道仅剩的姓名，小声打个招呼：“老将军，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