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

本文转自“学术大家”，原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8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历法是结合农业生产而起的一种系统知识。渔猎采集时期的远古人类，正如近代仍无农业或农业仍太幼稚的少数落后部族一样，没有与我们的历法相等的一套知识。他们的生活条件尚不要求他们有系统地观察天象，他们只注意地象如风向、雨来、某种花开、某种鸟来之类就够了。这些就足以帮助他们安排渔猎采集的活动或简单的农作活动。但近代有些落后的部族，已知道注意几个特殊星宿的出没，作为他们农事季节的标准。这是由于他们从经验中发现地象的规律性往往不甚准确，而天象的规律性是固定不移的（最少在他们的经验中是固定不移的）。渔猎生活的伸缩性较大，农作生活却是有严格的节奏性要求的；由长期的摸索、苦与乐、失败与成功的体验中，从事农艺的初民发现了天象是指导他们生产活动的最可靠的标准，地象只能作为辅助的标准。至此，历法就萌芽了。

人类最初集中精力观察的天象是月亮，其次观察的是星辰，最后观察的是太阳；一般地讲，世界各地历法发展的步骤都是如此。

初民不知有年。他们只有模模糊糊的季节循环的感觉，而没有固定时限的年的概念。他们只有“月”的认识，即月球盈亏一周所需时限的认识。他们所要知道的，主要是由播种到收获，月轮旋转几周。同时，这又与技术和科学都不成熟的初民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相结合，在某几个月的某种月象之下（如盈亏、晦明之类）要进行一定的祭祷：一般地，春耕时有祭，下种时有祭，秋收时有祭。

最初阶段的历法仍甚粗糙，尚未照顾到完整的一周年，一次的季节循环往往只有八个月或十个月，即与农事有直接关系的八个月到十个月，与农事无关的两个月到四个月就无人过问了。至于多少天为一年——那个概念太复杂，并不是初有历法的人类所能掌握的。一般地都是由与某种天象或其他自然现象相配合的新月或满月之祭开始，由此下计到八个或十个月就停止了；等到下次某种天象出现，再开始一度的季节循环。例如拉丁人（包括罗马人）当初的历法就是如此，他们只有今日公历中三月到十二月的十个月，一、二两月是到历法进一步发展时才加上去的。

观月之后不久，人类又开始观星。彻底的、有较高科学意义的观月必须与观星配合。天空的星球，有的特别明亮，很容易惹人注意。行星中的金星，光度特强，自然成为观测的对象。此星清晨在东天，初昏在西天，就是《诗经·小雅·大东篇》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在东在西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后来又称为太白星。在恒星中，天狼星（Sirius）为由地球上所见光辉最强的星，是古埃及人的一个特别观测对象。五车星（Capella）的光度稍次于天狼，是巴比伦人观测较多的一个恒星（实际为双星）。特明的星团也被人集中观测，昴宿（Pleiades）就属此类。各地都是先就一两个星精心观测，但观测面总是逐渐扩大，最后凡肉眼所能见到的星球，或多或少地都成为观测的对象。以中国而论，不只金星，以上所讲的恒星和星宿在很早的古代就已为我们的祖先所注意，上列的中文星名都是古代就有的名称。

观星法都是观测某星与太阳出没的关系，以日出前或日落后某星的方位来测定季节。古人有的注意晨星，有的注意昏星，只是习惯而已。巴比伦、埃及观测晨星较多，中国观测昏星较多；但实际只是偏轻偏重的不同，各地都是晨昏兼顾的，所以中国才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诗句。这种观测，后来虽成为专职，但在古代始终是几乎每个人都自动从事的一种当然活动。初民与今日生长在都市的人不同，他们经常密切地与大自然接触，他们缺乏灯火；即或有灯火，也是既简陋而又贵重的，既不合用，又不敢多用。他们黄昏后所过的不是灯烛辉煌的生活，而是在昏暗中摸索的生活。再者，他们的夜生活一般是半露天的生活，农村的人尤其如此。夏秋之间，他们许多人根本睡在田间；即或睡在室内，简单的营建方式也叫他们每一外望就立刻见到海阔天空的星天世界。由长期的经验中，他们知道了某些星位与他们生产劳动的节奏联系，于是对于星天感到亲切，每个人对一些有关的星都能指名称呼。我们今日都市的人须由书本中学习的一些天文知识，在古代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观象的最后一步为观日。太阳出没的方位经常移动，这对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初民是很容易察觉到的一种现象，而这种移动之直接牵涉到昼夜长短的比例和寒来暑往的节奏也不难于察觉，太阳的旋转显然包含着许多问题。日光太烈，肉眼不能正视。但日光之下的人影以及一切物体的射影是人类一直注意到的，于是经此联想，就创出观日影的办法。最初的办法，无论古代各国或近代落后部族，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平地建立直木，一方面测量一日之间日影的长短变化，一方面比较逐日之间日影的变异，特别注意日正南时日影的长度。经过一定时期的测量后，北温带的人发现太阳极北时，木影最短，这就是夏至；太阳极南时，木影最长，这就是冬至。另外发现有两天木影长短适中，这就是春分和秋分。二至二分的发现，是历法史上的关键性发展，至此才算是掌握了季节循环的基本规律。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原始社会已过和阶级社会已经成立之后的事。

这种简单的测日器，中国古代称为“土圭”或“圭表”，希腊古代称为（Gnomon），拉丁文和近代欧洲文字都承袭了这个希腊字。

在没有讲阶级社会出现后的历法发展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交代，就是一年的日数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初民没有年的概念，自然也就不会有一年的日数的概念。日数的认识是相当晚出的事。首先，初民根本不能计数，尤其不能计大数。我们视为当然的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以及更大的数目，在初民是不可想像的，在他们的经验中根本遇不到与实际生活有关的这样大的数目。直到近代，仍有个别特别落后的部族，只知有一、二，超过两个就是“多”。每人的双手虽有十指，但由一计到十仍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最初的历法，季节一度循环能有十个月，在当时已经很不简单。再进一步，人们开始计算每月的日数，知道一月有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在没有文字以前，这就是历法中计数的极峰了。有文字有国家后，才有了更大的数字。

人类最初的历法都是纯阴历，甚至可说只有月而无年。但到国家成立时，上古早期的各古国都已有了一年十二月的历法，每月二十九或三十天，全年三五四天。但很快就发现这个历法与自然季节的循环不能相互配合。此时人们已开始用圭表观测日影，在观测中发现了二至二分，并发现了二至二分的一度循环为三六五天，比十二月的天数多出十一天。至此遂开始置闰，每过几年，普通是两三年，加一个闰月，使月份与季节始终可以大致符合。但这只能是大致的，而不能是精确的，因为年月日根本不可能精确地配合。试看下面所列年月日的实际长度，这个道理就一目了然了：

月绕地球一周（一个月）：29.53059天，即29天12时44分3秒。纯阴历十二个月：354.36708天。

地绕太阳一周（回归年）：365.242216天，即365天5时48分46秒。

我们看上面阴历一个月的天数和阳历一回归年的天数都包含极复杂的小数，互相不能除尽，所以以月球为准的“月”与回归年之间是永远无法齐齐整整地协调的，古今一切历法的根本困难都由此而出。我们今日凭着精确的观测和科学的推算，只是尽可能地把困难缩小，并不能把困难消除。没有我们今日科学条件的古人，困难当然要大多了。

究竟如何置闰，最为理想，是古人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只看历法发展最早的三个古国的情况，即巴比伦、埃及、中国。巴比伦长期随意置闰，见季节有问题即加一月，根本没有科学的制度。未统一前，各邦在置闰上各自为政，情形混乱至极，统一后开始统一置闰，但仍是没有定制。固定而基本上正确的置闰法是到公元前三八〇年左右才发现的，就是十九年七闰法。在此方面巴比伦尚落后于后起的希腊，半个世纪以前，即公元前四三二年，雅典天文学家梅唐（Meton）已经发现同一置闰法。中国古代称此十九年置闰的周期为“章”，西方天文学史上称它为“梅唐章”。

埃及与巴比伦一样，也是以阴历的月配合阳历的年，加置闰月，造成阴阳合历。埃及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被罗马征服时，仍无固定的置闰法，远落后于巴比伦。但埃及因为条件特殊，古代就有了阳历，长期二历并行。尼罗河河水的涨落关系着全国的生命，埃及人很早就发现约三百六十天水来一次，后来又进一步精确化，改为三百六十五天。以此为据，不管月转，把全年分为齐齐整整的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其余五天放在年尾，不计入月内。这个阳历（当然不准确，每年少了约四分之一天）是政治历，国家的公事都以此历为准；宗教活动和农事则始终依照阴阳合历。在这个阴阳合历的使用上，埃及到罗马帝国时代才发现了二十五年九闰的周期原理。西方这两个古国的“章”制，可以以公式表列如下：

巴比伦：（19×12）+7=235月（十九回归年的阴历月数）

埃及：（25×12）+9=309月（二十五回归年的阴历月数）

巴比伦：235×29.53059=6939.68865天

19×365.242216=6939.602104天

埃及：309×29.53059=9124.5231天

25×365.242216=9131.0554天

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的“章”法基本精确，埃及的“章”法中仍包含相当大的错误；但是连在巴比伦的“章”法中，二百三十五个阴历月与十九个回归年的天数之间仍有小的差别，不能天衣无缝地协调。

中国由于考古资料缺乏，盘庚迁殷（公元前一三〇〇年）以前的历法史无考，但自有材料可考之后，中国历法的发展是比西方两个古国都要快的。殷已开始置闰，最初也是没有定制，有时甚至再闰，一年十四个月；间或三闰，一年十五个月。再闰或三闰的办法，进入春秋就不再见，并且由《春秋经》及《左传》的闰月纪录中，可知进入公元前六世纪后中国已有了十九年七闰的“章”法。究竟何人何年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已难稽考。但中国在世界上是最早解决了这个古历发展史上最棘手的问题的。

在春秋时代历法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历法对于农事节奏的指导性当然更加提高了。此后三百年的历法史，我们知道得不多。到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在秦相吕不韦的主持下，由各派各家合撰的《吕氏春秋》中，一部为“十二纪”，各纪的篇首为“月令”，总结到当时为止的中国全部历法知识及结合历法的农事经验。汉代儒家的经师把这十二篇首抄合为一，成为《礼记》中的《月令篇》。一年十二月，由孟春正月到季冬十二月，每月都列举太阳的位次，晨昏的星中（清晨何星在南方之中，黄昏何星在南方之中），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动态，恰当的农事活动。如此紧凑完备而又富于指导意义的“农事劳动月历”，在当时的世界是没有第二份的。经过大一统的汉代许多历法专家进一步钻研天文和进一步总结农民经验之后，这个月历就成为此后二千年黄河流域基本上精确合用的农事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