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北新关差官制度历经多次演变：景泰元年（1450）初设时，由户部派遣正六品主事监收船料钞；景泰六年（1455）改由杭州府派官管理，每年轮换，辅以巡河或巡按御史（七品）监督。
成化年间关署屡废屡设，至成化七年（1471）稳定后，多由南京户部派主事或从五品员外郎任差官，后期形成杭州府派辅官（御史或同知）协助户部主事的 “双关长” 制，实现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结合。
为了防止出现官员久任滋生腐败的问题，明代钞关主事任期实行一年一换的制度，根据《北新关志》记载，明代北新钞关存在151年，大约有157位榷使（关长），其中108位出自户部各曹主事，49位员外郎。按出身计，进士出身的109人，举人出身的40人，官生、监生出身的8人，官员素质颇高。
明代北新关主事中全部为外地官员，体现了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钞关主事直接掌控国家重要财源的流通，属于 “实权岗位”，但因其层级较低（六品）、任期短（一年），且受税则、上级监管、舆论等多重制约，本质是在制度框架内执行财政征管职能的中基层官员。这种 “有限权力” 既保证了关税征收的效率，也防范了权力滥用。总体上，历任主事大多勤于关务，体恤民力，宽容商贾，不少官员的德政为被当地士绅立碑歌颂。
明代关长中，正德年间韩士英是南宋名将韩世忠后裔，他于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十年（1515）任北新关主事，后调任江西榷税时严拒宁王朱宸濠拉拢，刚正不阿。嘉靖年间，韩士英升任工部右侍郎总督漕运，主持江南水利修缮；以南京兵部尚书衔督师抵御蒙古俺答汗，保障北方军饷；督师戚继光平定东南倭患，获嘉靖帝赐莽袍玉带，故里悬 “宫保尚书” 匾额。
嘉靖二年（1523）三月，北新关主事潘镒将所缴税银存于杭州府库，实行账物分离制度。当年虽然减少了征收力度，可税收却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众人皆称赞潘镒治关有方，潘君却神情忧虑地说：“税之增减，在于商船的多寡。近年北方道路不畅，商人荟聚浙江，所以才有大幅超收。如不明其理，以此规定每年税额，一旦情况有变，恐怕只会增加船商的负担。”于是，他呈书上级说明缘由，并在离任时立下石碑，将监管官吏姓名刻在碑上，并且空出石碑左侧来等待未来的任职者，便于后人以史为鉴，以名砺官，从而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道德自觉。
万历四十六年（1618）员外郎荆之琦主政北新关，运河东岸屡经洪水，河岸崩塌、街道损毁，道路泥泞难行，百姓盼修街已久。荆之琦见街道破败，便召集耆老，用多余税银修街，自官署向南、北各修三里，花费两千三百多两银子，用时七个月完工，道路平整坚固，百姓称其为“荆街”。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进京，第二年即控制了江南地区。清王朝全面沿袭了明朝的体制，大量录用明朝降官，在北新关官员设置上沿用明朝 “主事”“员外郎” 等职。顺治二年（1645）清代第一任北新关主事龚之遂即明崇祯末年的进士，归顺大清后，受命主持重建关署。龚之遂到北新关上任时，看到的是一个“寐无可安，而址无可适”的废墟。龚之遂挑选能吏巧匠，用半年时间重建了关署，正厅厢房、神祠吏舍一应俱全。北新关重新开始运转，所入税收为大清的政治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
从顺治二年（1645）到雍正九年（1731）的86年间，北新关共有85名主官。康熙元年（1662）北新关派满、汉官、笔帖式（文书）各一员；四年，北新关交浙江布政司兼管；五十五年，由浙江巡抚监收；五十七年，题委杭州知府管理。雍正七年（1729），北新关税务交与杭州织造管理。乾隆五十八年（1793），归巡抚兼管；道光元年（1821）开始又改为杭州织造兼管。
清雍正年间许梦闳以杭州织造兼北关监督，亦为贤能主事。他到任后革除茶船重复征税弊端，下令 “关外茶货船勿重输船料”；严禁关卡勒索赴考士子，规定 “士子行李免盘验”；整肃关务，制定 “一两以下税单不取分文，一两以上收纸笔费八文” 新规，严惩违规者；规范脚夫雇觅、税银标准，严禁 “扳先” 偷漏与 “合单搭销”，下令 “丝货须由官塘直河赴关报税”“一客一单”。雍正八年（1730），他以明《北榷志》为基础重修《北新关志》，新增明清史料，其中卷十四《船则》绘75幅船式图，卷十五《文词》补刻 “北关八咏” 诗百余首，成为研究北新关的重要文献。
作者|王益坚
责编|鲍圣慧
编审|周怡雯
审发|柳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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