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多元文化交融之地

武当山

武当山，坐落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原名太和山，后以“非玄武不足以当之”而改名武当。武当山盘亘八百余里，高列之七十二峰，奇峭之三十六岩，幽邃之二十四涧，自古便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作为秦岭由西北—东南走向的东延部分，武当山不仅是我国南北分界线上的一大重要地标，也处于我国东西交界的枢纽地带，连通南北、横贯东西的地理方位使它成为我国多民族融合，以及多元文化融汇的重要场域。

超越时空的真武信仰

武当，因真武而兴。真武神本名玄武神，全称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又有玄天、玄天上帝、北极大帝等称号，是道教的北方之神和水神。玄武信仰最初流行于北方地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为避赵氏先祖赵玄朗之名讳，将“玄武”改为“真武”。北宋时期的道教经典记载了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行飞升的传说，之后又通过文本构建，使武当山与真武大帝的关系不断强化。南宋末年，武当山成为真武信仰的圣地。

从宏观历史视角考察，真武信仰由北向南的空间传播，反映了宋代北方民众不断向南迁徙交融与经济重心南移的中国历史进程。

自宋代开始，真武信仰在国家祭祀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北宋统治者希望得到北方司命之神真武的庇佑而使北境安定，真武神得以进入王朝国家的正祀。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来自北方的威胁更加紧迫。南宋宁宗于嘉定二年（1210年）正式敕封真武神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以期望北方安定。统治阶级对真武神的推崇，使真武信仰日益受到社会广泛重视。

南宋灭亡后，真武信仰并未随着王朝更迭而衰微，来自北方的元朝统治者将真武神尊为“肇基之神”继续加以尊崇，各地民间也开始流传大量以真武为主角的神异故事，真武神演变为庇佑元朝治理南方的神灵。自此，真武信仰成为南北方共同的信仰体系。

元朝在武当山兴修了以天乙真庆宫（即今南岩宫）为核心的宫观建筑群并岁时祝祭，武当山成了元代皇家“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与此同时，武当山作为道教圣地的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进山朝香的信众络绎不绝，为明代武当道教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 空中俯瞰武当山（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将真武神奉为北伐战神，不仅在南京建立真武庙，还在北方沿边重镇修建祭拜真武的庙宇，延续自宋代以来将真武祭祀作为国家正祀的传统。建文年间，燕王朱棣以“奉天靖难”之名南下夺位。战场上，他常托真武降世之“神威”激励将士，最终以弱胜强。朱棣成功夺位后，以回报真武之佑为名扩建武当庙宇，意图凝聚人心，巩固统治。

明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下诏大修武当，自此历时14年，先后修成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等33组恢弘壮观的建筑群，武当山由此成为护佑皇室的家庙与庇护国家的首要道场。其间，为进一步凸显武当山的至尊地位，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奠定了其“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崇高地位。武当山与五岳共同构成了明代“大一统”的地理表征。

到了明代中后期，武当真武信仰传入边疆地区，西南地区各民族不远千里前来朝拜。天柱峰巅太和宫金殿四周的诸多阑干便是例证。当时，虔诚的云南府（今云南昆明）道教信众捐资修建了这些阑干，并刻下住址，其中包括如今仍在使用的“圆通寺”“金马山”等。

在统治阶级的带动下，明代武当真武信仰臻于极盛，不仅深入民间，为广大民众接纳和崇祀，各地还结合本土文化传统，纷纷模仿武当山兴建“小武当”。从湖北、安徽到宁夏、甘肃，多地均出现了以“武当”为名的宫观道场。这一现象表明，武当真武信仰成为促进南北地域交融、构建民众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象征。

包容兼济的建筑艺术

武当，因建筑而盛。武当山道观建筑群时间跨度长，建筑门类齐全、技艺体系完备、文化内涵深厚，堪称中国宗教建筑的典范。明代《太岳太和山志》称其“诚旷世之极盛，万古之奇观也”。

武当山地势复杂，武当建筑的布局秉持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讲究山形水脉、聚气藏风，建筑与山水相得益彰，达到了自然与人文的高度和谐，是我国古代建筑技艺与艺术的结晶。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武当山进行考察时称赞道：“武当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融汇了古代的智慧、历史的建筑和自然的美学。”

作为真武信仰的承载，武当山宫观兴修历史同样久远。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遣姚简入山求雨后于灵应峰麓建五龙祠，开启皇家于武当山敕修建筑的先河。宋真宗升五龙祠为五龙观，宋徽宗宣和年间敕建紫霄宫。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赐额五龙观为“五龙灵应宫”；元仁宗大德年间，赐南岩石殿名为“大天乙真庆万寿宫”。明代以前朝古建为基础，明成祖下诏大修武当，武当山宫观建筑群逐渐规模化和体系化。唐、宋、元、明对武当山宫观的接续营建，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折射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武当山金顶。来源：湖北省文旅局网站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敕令修建武当山宫观建筑，与北京故宫属同期工程，史称“北修故宫，南修武当”。修葺让武当山宫观与北京皇宫遥相呼应，展现出辉煌的皇家气度，同时体现出明成祖对南北全局的掌控。敕修后的武当山建筑群规划严密，主次分明，各宫观以天柱峰太和宫为核心，有序分布，形成了“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规模景致，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制之高、构造之严谨、装潢之精美，世所罕见。

位于展旗峰北陲的玉虚宫是明初武当山官造建筑的代表性杰作。玉虚宫仿北京故宫“三朝五门制”，整体布局呈三路五进，沿中轴线以青石层层叠砌，沿山体自然递进。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目睹玉虚盛景后，赋诗赞叹道：“太和绝顶化城似，玉虚彷佛秦阿房。”

明代各地藩王虽然因严厉的“藩禁”政策而不能亲至，但也在武当山留下了诸多建筑。原位于北锦屏山下的周府庵，即是朱棣同母兄弟周王朱橚家族所修建，周府庵共有24个道院、400余间殿宇，占地广阔，建筑华美。此外，襄阳襄藩创建襄府庵、南阳唐藩于三官台捐修铁望柱、汉中瑞藩捐资整修琼台中观等，风格多样的建筑，留下了各种地方文化融汇的历史印记。

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念酝酿萌芽。武当山不仅有道士结庐修炼，也有很多佛教高僧在此驻锡。《佛祖统纪》记载，西晋名臣羊祜曾供养武当山寺。羌人后裔、后秦王室慧表出家为僧后，驻锡武当山，将《无量义经》带到武当山传播弘扬。今天，透过武当宫观，仍然可以发现三教融合的印记：太和宫内悬挂的“三教祖师”匾额，体现了武当山包容开放的信仰内涵；紫霄宫十方堂内的“二十四孝”壁画，表现了儒家孝道文化与道教思想的融合；复真观中供奉的“慈航道人”即佛教的观音大士；而儒家经典中的周文王和忠义化身的关公同样出现在武当山道教供台上。

武当山建筑虽在名称、兴建年代、建筑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其包罗四海、兼容三教的开怀胸襟，却一以贯之地镌刻在其文化基因之中，延绵至今。

丰富多元的武当文化

武当，因文化而荣。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圣地之一，历史上，这里高道云集，香火兴旺。武当山的道教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体现了道教对自然和谐的追求和对内心修炼的重视。武当文化正是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在以道家思想为主的传统哲学影响下，通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与社会实践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当道教文化尊崇“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道家理念，是武当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其武术技艺、医药养生同样广为传播。

武当功夫在中国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武当武术将武术与养生相结合，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底蕴。文以载道，武以镇魂，乃文乃武，是为太极。作为武当武术的代表，武当太极拳充分展现了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哲学思想。从一代宗师张三丰到如今的优秀武当武术大师，武当武术代代传承，理论和技术体系愈发成熟。修习武当武术一是为了修身养性、祛病强身；二是追求身虽动、心贵静、气须敛、神宜舒的无我境界。武当功夫是一种科学的锻炼身心的特殊运动形式，以其有效的内养外练功效，赢得了“南尊武当、北崇少林”的美誉。近现代以来，武当武术借跨文化传播之势蜚声国际，吸引了众多海外武术爱好者前来拜师学艺。

▲2024年10月12日，太极爱好者在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开幕式上表演。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武当道医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流派。我国自古就有“十道九医”的说法，道教从形成之初就秉承“习医自救、济世利人”的理念，十分重视研习医药方剂，形成了崇医尚药的传统。武当山地处气候温润且垂直高差显著的亚热带季风山区，适宜野生动植物繁衍生长，药材种类十分丰富。《本草纲目》中便记载了400多种源自武当山区的药材，历代武当道士也总结提炼出230多种疗法和近百种传世药方。可以说，医术、医德以及养生观是道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武当山，这座承载着千年智慧与灵气的大岳，孕育了丰富的武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从历史、建筑、文学、艺术、民俗、武术等多方面加强对武当文化的研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现代人更加尊崇祖国的壮美山川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齐子通，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段海容，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SQ25023）阶段性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海宁

制作 |封煜靖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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