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变法”原因：被隐藏的太深，生产力果然决定生产关系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公开承认韩赵魏三国，于是三国正式分晋。不久之后，魏国开始“李悝变法”，迅速让魏国成为战国第一位霸主。

紧随魏国之后，韩国、楚国、齐国、秦国、赵国、燕国等都纷纷变法。可以说，战国时期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变法。

问题在于：战国时期的列国，为何不约而同的要进行“变法”？表面原因是为了自强，但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其实道理很简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为当时生产力发生了巨变，于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就必须要改变，所谓“变法”就是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力。

周朝井田制被动摇

所谓“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田制”，当时的经济基础，即天下田地归周王所有，就是史书中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然后将把土地分隔成若干方块，每个方块犹如“井”字，分配给庶民耕种，一般是八家为井之制（八家耕种共同优先耕种中间的公田），不得买卖转让。其中，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周王诸侯贵族是管理者，从中获取贡赋。

谈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就是“耕田”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开垦，同时还要修建水渠。既然开垦，除了人力之外，必然还需要相应工具，但周初时期金属工具相对稀少，因此天下虽大，但能开垦的有水利的田地相对有限。这与西方历史叙事不同，想要多少亩耕田就多少亩，好像耕田唾手可得一般。

但随着青铜采冶技术进步，比如湖北大冶铜绿山中的竖炉冶炼技术，就大幅度增加了铜产量，加速了青铜工具的相对普及，由此就可以开垦更多的田地——“私田”。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就是明证，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当时私田增多，考古发现的铭文中有许多记载。

问题在于：新开垦的田地，理论上属于周王的，使用的话要交贡赋，但诸侯贵族愿意交这一笔贡赋吗？（下图，殷墟出土的青铜工具，周朝相关青铜农具更多）

除了少数极其忠心之人，绝大多数肯定不乐意交这一笔贡赋，因为对于诸侯来说，自己开垦的田地属于“私田”，属于“计划外的耕田”，除去支付农夫收入，其他全归自己所有不好吗？

总之，开垦的越多，收成就越多，实力就越强。随着自身实力增强，野心自然而然的就会膨胀，这也是西周中后期出现礼崩乐坏苗头的原因之一。

铸铁导致井田崩溃

虽然青铜工具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井田制，但青铜毕竟量少、且质地较软，很难产生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这时又有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出现了，这就是铸铁。

铸铁，就是将铁矿石融化，然后倒入陶范中成形。该项发明于何时，目前还未考证清楚，但肯定源于中国，因为只有中国炉温达到可以融化铁矿的程度。春秋时期，这一技术开始被较大规模的运用，比如春秋楚国长沙铁鼎，采用的无疑是铸造技术，相关考古发现还有很多。

由于铸铁出来的是生铁，硬而脆，不适合做兵器，但适合做农具，史书上称之为“恶金”，《国语·齐语》中记载“美金（青铜）以铸剑戟，恶金（铁）以铸鉏、夷、斸，试诸壤土”，就是春秋齐国以铸铁为农具。

因为铁制农具大量出现，于是诸侯贵族们可以开垦更多的田地，拥有更多不用交税的“私田”。随着铁制农具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私田就越来越多，于是就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井田制的崩溃。因为私田大量增加，需要相应大量农夫耕种，于是权贵们就“高薪聘请农夫”，比如齐国田氏小斗进大斗出等，目的是吸引农夫为他耕种，于是《公羊传》何休注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就是不愿再耕种“薪水”太低的井田，最终“归之如流水”。同时，私田数量越来越多，逐渐超过井田。两者合一，井田崩溃。

其次，因为私田大量出现，而大家更愿意希望私田是“私人所有”，毕竟是他们自己开垦的，于是“地主阶级”开始出现。当地主阶级出现之后，他们要不要政治话语权，能不能做官？为了保护自己私田，那么是不是要完善律法？私田大量出现，土地所有制事实已经变成私有，那么土地能不能交易，国家收税系统要不要改变？等等，这是环环相扣的变化。

总之，铸铁大规模的运用，让生产力出现飞跃，自然也就打破原先的生产关系，井田制彻底崩溃，而周朝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井田制这一经济基础之上。既然生产力出现变化，既然井田制崩溃，那么就要重新建立新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况下，旧日的上层建筑根本无法适应新的时代，所谓“变法”也就势在必行，否则就无法适应时代。

综上，上述中国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其中清晰的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符合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又比如因为生产力的飞跃，于是战国粮食人口大增，导致战国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以及能养活更多“闲人”而导致百花齐放，反过来因为战争太过惨烈，于是又出现了诸多“反战”思想等。

相比之下，据说与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同一级别的古希腊、古印度，在这一阶段的社会演进方面，可谓让人难以理解，突然就辉煌了起来，似乎可以脱离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个话题不多说了，说多了又挨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