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丨陈朝权：在雪域高原留下的珍贵记忆

作者（左）与重庆市第九批荣昌籍援藏干部到乡村调研后合影

在雪域高原留下的珍贵记忆

文/陈朝权

我曾随同重庆某市级部门援藏工作组进驻西藏类乌齐县开展援藏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亲身感受到了那份已被融入了历史和情感深处的记忆。

出发前，我兴奋不已，因为即将奔赴山脉连绵，雪峰重叠的雪域高原。凌晨4点，我迫不及待地赶往江北机场办理值机手续，6点40分起飞，8点35分到达昌都邦达机场。邦达机场海拔4334米，曾经是全国海拔最高的机场。刚下飞机，感觉这高原的风来得迅疾，风势猛烈，吹得我几乎站不稳。我急忙拉着行李箱往机场大厅走，走进门口，赶忙穿上羽绒服。正想着是否会有高原反应时，看见机场大厅人头攒动，类乌齐县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和类乌齐县相关领导已在机场大厅等候。刚见面，他们就双手捧着洁白的哈达献给我们，面带微笑连声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随后，医护人员为我们每人递来一个氧气袋，边递边说：“如果感觉不舒服，就马上吸氧。”

走出机场，我们分别坐上越野车前往类乌齐县。车辆在高原上疾驶，经过蜿蜒崎岖的山路时，摇摇晃晃，车在路上颠，人在车里簸。这时，接待人员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开始介绍类乌齐县的情况。类乌齐在藏语里是“大山”的意思，位于西藏东部，东临昌都，南连洛隆、八宿，西靠丁青，北与青海省玉树州交界。县城距邦达机场101公里，距拉萨947公里，距重庆市1700公里。全县面积6147平方公里，人口5万多人。平均海拔4500米，年平均气温2.6℃，含氧量仅为内地的三分之二。类乌齐风景优美，享有“西藏小瑞士”“昌都后花园”“康巴花都”“天堂类乌齐·三江花都城”等美誉。我耳朵听着介绍，眼睛望着窗外，不时看见蓝天白云和美丽的雪山。

大约一小时后，到了一个视野宽阔的草原，大家下车休息十来分钟，车队继续向前行驶。沿途人烟稀少，偶尔可见成群结队的牦牛、立杆支撑的帐篷和放牧的少量牧民。进入类乌齐区域，草原、河流和寺庙、塔林等陆续跃入眼帘。抵达海拔3840米的类乌齐县城后，接待人员叮嘱我们，进入藏区后不能剧烈运动，千万要防止感冒。

在类乌齐县，我们考察了该县相关工作，举办业务培训，召开对口支援座谈会，探讨工作短板以及选派干部赴渝跟岗锻炼等事宜，并深入农村开展调研走访。

在与藏族干部交谈中了解到，1994年7月，中央决定类乌齐县由重庆市援助。从此，重庆市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到类乌齐县开展工作。几十年来，一批批重庆援藏干部带着市委、市政府和3000多万重庆人民的嘱托，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重庆加快发展的理念与类乌齐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忠诚与智慧，受到类乌齐县各族人民的高度赞誉。藏族干部说得较多的话就是“渝（重庆）类（类乌齐）情深”。

“重庆派来的干部真好，类乌齐县这些年县城变样了，藏牧民的生活变化大啊。”时任县政协副主席李绍强说起重庆援藏干部时连声称赞。在县城、在乡村，“渝类一家亲”的醒目标语到处可见。在学校、广场以及农民新村，都能看到“重庆援建”四个大字。重庆的援藏干部们还通过家乡的支持，帮助藏族群众解决供暖、供水、就医以及孩子上学等问题，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

那次，重庆援藏干部们仍旧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无惧艰难险阻，很快进入角色。重庆市第九批荣昌籍援藏干部进驻类乌齐县后，克服紫外线强、镇乡路途遥远、藏族群众居住分散、海拔普遍较高等困难，及时深入基层调研，20多天就走遍类乌齐县的山山水水，掌握了当地自然资源、生活习惯、民间习俗、风土人情和各镇（乡）基本情况，很快制订出全县旅游发展规划。援藏干部们经常深入牧区与藏族人民交心谈心，问寒问暖，让冰封的雪域高原感受到重庆人民的温暖。“他们把类乌齐县当作了自己的故乡，把这里的人民当作了自己的亲人。”这是时任县委副书记白玛泽仁的由衷赞誉。

为了类乌齐县的发展，为了光荣的援藏事业，每一位重庆的援藏干部，都在这里默默地肩挑重担，奉献才华。他们把深深的愧疚留给了亲人，却把光荣和自豪烙在了藏族同胞的心里。圣洁而广袤的雪域高原，深情地记住了从远方而来的重庆之子。

作者简介：陈朝权，机关干部，重庆市荣昌区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国金融》《金融时报》《建设银行报》《中国建设报》《重庆金融》《红岩春秋》《巴蜀史志》《重庆地方志》《重庆历史名人》《巴渝人文》等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