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茅山头轶事（上）

作者：邓星明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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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发布于《九江日报·长江周刊》2025年7月20日，总第1035期，经作者授权转发。因篇幅限制，《九江日报·长江周刊》做了一定的删减，以下为邓教授在“美篇”上发表的原文。

原文较长，故分上下两篇发布。

2018年是九江知青下放茅山头50周年，俞小屏提议举办“茅山头下放50周年联谊会”，得到茅山老知青的热烈响应，大家奔走相告，联络茅友，积极筹备。

2018年8月5日，50年前下放茅山头的老知青们，从祖国四面八方赶往九江，甚至还有从北京、广东、云南、上海、天津等远道赶来参加的。联谊会在翠竹山庄举行。报名参加的有246人，聚会开得隆重热烈，当年知青领导、带队干部、老农代表纷纷登台讲话，回忆知青生活，表达美好祝愿。

期间举办了一场高水平文艺演出，全是当年茅山知青登台表演，获得大家一致好评。

由于这次联谊会，不禁勾起半个世纪前的回忆，我把这些碎片回忆记录下来，形成如下文字。

1968年8月28日，九江各中学几千人下放茅山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刚下放茅山头，我被分配到五连（螺丝墩），按照当时的要求，每天6点起床，要“早敬”，如迟到或不虔诚，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然后列队操练跑步。

吃完早饭后，由老农带领下地劳作，我们这批城市长大的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猛然像农民一样头顶烈日，脚踏黄土的劳作，谁能吃得消！但谁也不敢叫苦，许多女孩子只能晚上偷偷地在被窝里哭泣……

当时，螺丝墩有位教导员，一个带队干部，忠实地执行“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手上握有批斗大权，他看不惯的人，随时能拉出来批斗。那时间，这批知青再苦再累，也不敢吭声。

螺丝墩肥料不足，必须到九江城里去找粪便，两人一辆粪车，到城里去拉粪，半天时间拉回就可以完成工作量。后来大家都喜欢去“拖粪”，因为出外拖粪相对自由，可以逃脱教导员监督的视线，纷纷讨好队长派上拖粪的活儿。

拖粪的活计好景不长，因为各连都缺肥料，都去九江城区拖粪，造成城区厕所粪便的紧张，以致各连各队展开了一场“抢粪大战”，知青之间为抢粪时而冲突。现在听来十分好笑，当时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下放一个多月之后，知青们渐渐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了，当地老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晚饭之后，我们几个知青好友，坐在八里湖大堤上，遥望着十里河对岸的九江城区，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市及熙熙攘攘的市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我们这批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对九江城司空见惯，不以为然。如今突然羡慕起城里人了。我们的户口已由城市转为农村。这是一个天壤之别的转变啊！几个知根知底的同学纷纷发出感叹：

“以前天天在城里，觉得无聊，现在突然怀恋起过去的日子”。

“哎，我们还能回去吗”？

“从城里户口转到茅山头很容易，再转回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了”。

“还想回去，别做梦了！准备当一辈子农民吧！”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螺丝墩的那段生活十分压抑，每天都在苦闷彷徨、提心吊胆中度日如年。

我大慨在螺丝墩呆了几个月，总场传来消息，调我到离总场最近的七连，目的是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文革期间，九江学生造反派有两个司令部：一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一个井冈山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井红司”。这本是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系，时有冲突发生。两个“司令部”各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在九江均小有名气。

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人员是“红造司宣传队”与“井红司宣传队”下放茅山头的成员。“红造司宣传队”有徐建南（已故）、罗艺锋、蔡洪涛、张伟明、陈立行、王子平、钱亦安、周青秋、郑邑生、周金水、魏丽珍、邓星明等12人。“井红司宣传队”有余德元（已故）、徐柏荣、舒梅仙等3人。

大家见面，感慨万千。两个对立派系的人，现在同时下放茅山头。大有“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茅山头宣传队是个动态集体，进出频繁。我在宣传队时，记得有杨灿谱、徐治基、王先德、丁五保、雷国珍、张镇荣、王俐俐、郑妹妹、韩坤生、陈世惠、匡小春、黄问芳、何华荣、张宗光、李强球、商小林、彭祖彭（已故）、陈桂娥（已故）等人，组成了实力强大的“向阳垦殖场宣传队”。

宣传队成员都是有点文艺特长的知青，政治氛围比螺丝墩宽松多了，带队干部和霭可亲，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集体。

后来，陆续从茅山头宣传队走进专业剧团的有10人，这支队伍里后来有人担任领导干部、大学教授、公司老总。大多数成为各单位的文艺骨干。值得一提的是罗艺锋，当上了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是全国罕见的没有念过大学而担任大学校长的人。

茅山头宣传队由于实力雄厚，青春年少，充满生气和活力，很快打出了名气。九江有重大庆祝活动，及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纷纷邀请“茅山头宣传队”演出。

当时向阳垦殖场没有客车，我们出外演出坐的最好的汽车就是解放牌大货车。解放牌货车出外拉货，就派拖拉机过来，有时拖拉机刚拖牛粪，清洗不干净。我们就上去了，身上沾了不少牛粪味。到演出场所，还没进会场，观众远远地就闻到牛粪味，纷纷说：“茅山头的来了！茅山头的来了！……”

我们听见这些议论，也不吭声。等上了台，聚光灯一亮，音乐一响，节目顿时吸观众目光。如表演唱《向阳姑娘就是强》，舞蹈《美丽的壮景》，笛子独奏《苗岭的早晨》，群口词《战天斗地英雄汉》，独唱《沁园春 雪》等，都是群众喜爱的节目。

宣传队开场式，周青秋和舒梅仙这两位学过武功的人，从幕内疾步冲上台，一连几个“鹞子”，最后一个劈叉亮相，就能赢来一阵掌声。宣传队每次演出都能赢来满堂彩。观众掌声既昰对茅山头宣传队节目的赞美，也有对这批知青农民的同情与支持。

宣传队到市里演出，总场派车送去，但从不派车接回。当年没有公交车，只有走回来。从市人民剧院，经过向阳闸，沿“干道”走到总场约有十几里地。手里还要拿乐器，道具，锣鼓、服装等物件，当时大家年轻，也习以为常。

茅山头“干道”，没有路灯，完全是摸索前行。开始没经验，雨后天晴，往亮处走，会踩到了一脚水；后来才知道，要往黑处走，才是干地。回到总场，一般要12点左右。饥肠辘辘，少不了要到果园散散步，解决一下饥饿问题……

下放茅山头，正值“文革”期间，经过那段岁月的人都知道，伟大领袖的讲话一发布，全国都要动起来，要以最快速度传达“最高指示”。宣传队首当其中，晚上抢排节目，第二天要上大街下基层去演出，当时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任何人不敢怠慢，如对宣传“最高指示”消极怠工者，轻者追查思想动机，重者可能会打成现行反革命。

茅山头宣传队没有排练场地，食堂饭厅是最好的排练场所。有一次，为抢排节目，我们5个男演员排练《群口词》，我在第二个位置，张伟民在第四个位置。群口词是“文革”时髦的一种表演形式。一人说一句，也有集体合说。排练非常不顺利，进展很慢。排着排着，轮到我和张伟民表演时，声音颤抖，语不连贯，还常常忘词。大家都很奇怪：“你们怎么啦？平时口齿伶俐，今天见鬼了！”记得杨灿谱无意碰到我的手臂，吃惊道：“哎呀，手怎么这样烫呀？是不是发烧？”排练这才停止下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俩送到医务室，梅医生一量体温，我是39.5度，张伟民是40度。诊断为疟疾，俗称“打摆子”。听见医生的诊断，我顿时瘫倒，浑身没力气，回到宿舍，盖几床棉被都冷……现在回想，发烧到39度40度，还在坚持排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