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的生活也迎来了巨大的变化。环境的突变自然会出现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80年代社会治安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各地暴力犯罪层出不穷。
到了1983年,一起震惊全国的“二王案”更是直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的83年严打正式到来。
一时间国内各地不断有各种罪犯落网,糟糕的治安问题因此得到了改善,可与此同时大量落网罪犯的安置问题,又成为国家需要解决的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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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严打背景下大量的罪犯都在短时间内被判刑,情节严重的罪犯基本会被执行死刑,相比死刑犯,那些犯有重刑但又罪不至死的犯人数量要更多。
随着严打第二阶段结束,各大城市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此类罪犯,他们要么是被判15年以上的,要么是被判无期的。
考虑到这些人危害程度较高,继续留在城市里已经不合适了,组织最终做出了决定,将这些重刑犯注销城市户口,都遣送到西北的劳改场所服刑。
这样的处理也是一个惯例,早在50年代,新中国就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设了关押劳改犯的监狱或者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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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那时收押的犯人规模还没有那么大,此次严打遣送西北的重刑犯数量不少,他们也不是什么善茬,这对西北的监狱或劳改农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接收这些犯人,西北各地都开始了准备工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团场也被扩充为监狱,青海等省份的监狱或农场也进行了专门的扩建和改造,执行看管任务的支队或者民兵也都抽调人手进行专项训练。
1984年,青海迎来了他们接收的这批重刑犯,这批人共有800多人,是从浙江各地监狱选出来遣送西北的犯人。对于这些人来说,要到青海去服刑无疑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不少人都有抵触情绪。
在大批警力的护送下,这些犯人乘坐火车来到了西北,他们此行的终点便是青海的诺木洪农场。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1955年的时候,为了开发柴达木地区,大批的解放军官兵来到了诺木洪地区,与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大量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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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靠着勤劳的双手,在条件艰苦的诺木洪地区建起了这座农场。自此这里就成为青海重要的劳改农场之一,许多被遣送西北的犯人都被安置在这里。
这批犯人抵达诺木洪农场后,很快就出现了问题,他们中许多人来自东南沿海一带,根本不适应大西北的气候,难免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一开始就不安分,毕竟都是重刑犯,到了狱中打架斗殴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虽然农场提前做了准备,但这里条件有限,负责看管的支队无法给所有人都做好培训。
一开始,想要管好这些人难度确实很大,犯人们也注意到这里的缺陷。不久后,就有人利用漏洞逃出了监狱,好在警员反应迅速,不久后就将他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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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里,农场又多次发生犯人逃跑的事情,这也让农场的管理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好在他们不断吸取教训,慢慢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这才使得农场的管理逐渐回到正轨上。
警员们也开始与犯人们沟通,了解他们内心的诉求,许多犯人都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无法回去,一些想逃走的犯人打算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活着回家看亲人最后一面。
考虑到这一点,农场后来主动安排犯人亲属来青海探监的事情,这也让不少犯人的态度发生转变,老实待在这里好好改造。
在长时间的相处中,犯人们也对负责看管的狱警们非常感激,当地的条件艰苦,但农场还是尽力给他们提供更好的食宿待遇。一些犯人生病后还能得到特别照顾,有的人还养得白白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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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大部分犯人服从改造,他们中很多人也通过劳动重新找回了自我。不少人后来刑满释放,靠着在这里学到的手艺,自己重新融入了社会,有的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也有部分人留在了西北,选择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们也用自己的双手为西北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
改造犯人期间,浙江方面也多次派法警来到诺木洪,与这些犯人们沟通,帮助他们了解家乡的情况,鼓励他们配合改造,还会帮助表现好的犯人争取减刑。
这一系列举措,是促成许多人改过自新的主要原因,可也有一些顽固分子,出去之后并没有改变,他们最终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但总的来说,当年的这批犯人绝大多数都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也是劳动改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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