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春天到夏天,五个名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民营经济的版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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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纺织业的“老大哥”毕光钧从办公楼坠落时,口袋里还揣着一张写满供应商电话的纸条——他的工厂因原材料涨价,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5月,电梯巨头刘文超的告别更突然,前一天他还在车间跟工人说“再撑一个月,订单就来了”,第二天就没了踪迹,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偷偷抵押了房子给员工发工资;6月,百亿上市公司董事长沈康明的讣告里,没提他坠楼前的挣扎,只写着“因长期劳累”,但知情人说,他床头堆着一尺高的催债函;7月,靓家居创始人曾玉洲最后一条工作群消息是“明天晨会讨论客流方案”,可第二天清晨,他从广州天河的写字楼坠落,手机里还存着三年前企业巅峰时的合影;就在昨夜,居然之家的汪林鹏坠楼的消息传来,同事们红着眼眶说,他最近总失眠,常对着办公室的鱼缸发呆,说“鱼困在水里,人困在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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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五位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民营企业家,以同样极端的方式离开。他们曾是“白手起家”的励志样本,是“带动就业”的社会支柱,可最终,却没能扛过眼前的坎。这些悲剧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而更多还在泥潭里挣扎的民营企业家,又该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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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垮他们的,是看不见的“千斤担”
总有人说“企业家有钱,抗风险能力强”,可只有真正走近他们才知道,他们肩上的担子,比谁都沉。五位企业家的离开,不是偶然,而是多重压力拧成的“死结”,每一根都勒得人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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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磨人的是“资金链上的钢丝”。刘文超的员工说,老板最后那段时间,每天揣着欠条去借钱,被人指着鼻子骂“老赖”也陪着笑。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日子,在民营企业家群体里太常见了。2025年一项针对中小企业主的调查显示,78%的人“每天至少花3小时筹钱”,63%的人“借遍了亲友,甚至动过网贷”。更让人绝望的是“连环债”:下游欠着你的钱,上游催着你的款,银行还在抽贷,就像被铁链锁着,动一下都疼。沈康明的公司就是这样,一笔3亿的应收账款拖了半年,直接导致银行收回了授信,多米诺骨牌一倒,几十年的基业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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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缺钱更痛的是“转型路上的悬崖”。毕光钧的纺织厂曾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但这几年环保政策收紧、外贸订单转移,他知道“不转型就是等死”,于是咬牙投了8000万搞“绿色生产线”。可转型哪有那么容易?技术跟不上,人才留不住,新设备刚装好,又遇上市场需求变了,钱打了水漂,老业务也丢了。这种“进退两难”的窒息感,多少传统企业主都在经历:不跟上时代,注定被淘汰;往前冲一步,可能直接坠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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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隐蔽的是“精神世界的孤岛”。曾玉洲的妻子说,丈夫最后几个月总失眠,凌晨三点还在阳台抽烟,问他怎么了,只说“没事,老板就得扛着”。这几乎是所有企业家的“通病”——在员工面前要装“定海神针”,在家人面前要扮“万事不愁”,在对手面前要摆“胸有成竹”,可关起门来,只剩自己对着空办公室发呆。《2024中国企业家心理健康报告》里有组扎心的数据:83%的民营企业家“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说‘难’”,67%的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但主动看心理医生的不到7%。他们总觉得“示弱就是失败”,却忘了自己也是普通人,会累,会崩溃,会撑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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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在相关新闻下留言“做人不要太嚣张”,这话或许戳中了个别企业家顺境时的冒进,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被时代浪潮推着走的身不由己——他们不是不想稳,是环境不允许;不是不想退,是身后跟着几百上千个家庭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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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局的路,藏在“放得下”和“扛得住”里
五位企业家的悲剧,不该只换来一声叹息。对于更多还在挣扎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找到出路,比沉溺痛苦更重要。这条路,需要外界搭把手,更需要自己转过身。
政策的“暖风”,要吹进“毛细血管”。这几年“支持民营经济”的口号喊得响,但很多老板仍觉得“隔着一层”。问题出在“落地”:有些地方说“减税”,但各种“隐性收费”没断;有些部门承诺“解决拖欠账款”,但国企欠民企的钱还是“打白条”;有些政策今天说“鼓励扩张”,明天就“严控贷款”,让人摸不着头脑。真正的支持,该是“确定性”——比如建立“企业纾困白名单”,对有潜力的困难企业,由政府协调银行“不抽贷、不断贷”;比如明确“政策不折腾”,让企业家敢规划、敢投入;比如设立“中小企业转型基金”,帮传统企业迈过技术坎。就像浙江某县的做法:政府牵头建了“共享工厂”,几家小服装厂共用一条智能生产线,成本降了40%,这才是“真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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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转身”,要学会“舍”与“聚焦”。过去总说“做大做强”,但现在,“做精做专”可能更能活下来。广东一位家具厂老板的经历很典型:他砍掉了70%的普通家具业务,只做“适老化家具”,给椅子加扶手、给桌子降高度,虽然规模小了,但利润从5%涨到20%。这就是“收缩的智慧”——别想着“什么钱都赚”,守住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把一个细分市场做透。还有些企业学会了“抱团”:几家小外贸公司联合起来建海外仓,共享物流渠道,成本降了,竞争力反而强了。
心理的“解压”,要承认“脆弱也正常”。企业家不是“超人”,没必要硬扛。俞敏洪在“双减”后当众掉过眼泪,说“新东方快没了”,但后来带着老师直播卖农产品,反而走出了新路。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承认“难”,不丢人;暂时跌倒,不代表爬不起来。建议企业家们给自己“松绑”:每周留一天“不碰工作”,陪家人吃顿饭、散散步;加入企业家互助群,跟“同路人”说说难,你会发现“不是只有自己苦”;定期看心理医生,就像感冒了要吃药,心理“感冒”了也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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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理解”,要多份“同理心”。别总用“赚了多少钱”衡量企业家,他们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家庭的生计。当企业遇到困难时,多些“再等等”的耐心,少些“赶紧跑”的恐慌;多些“怎么帮”的思考,少些“活该”的苛责。就像曾玉洲的同行们说的:“如果当时有人拉他一把,哪怕只是听他说说话,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三、挺过去的底气,藏在“民营经济的韧性里”
回望四十年,民营经济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改革开放初期,他们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摆地摊;90年代国企改革,他们在“争议”中接下担子;2008年金融危机,他们从“出口”转向“内需”。每一次危机,都淘汰了浮躁者,留下了坚守者。
今天的难,本质上是“转型的阵痛”。旧的模式走不通了,但新的机会正在长出来:AI、新能源、乡村振兴、银发经济……这些领域里,已经有人找到新路。江苏一位做传统玩具的老板,转型做“AI早教机器人”,把毛绒玩具和智能芯片结合,去年销售额翻了三倍。这说明,危机里永远有机会,关键是能不能放下“过去的成功经验”,拥抱“陌生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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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企业家的离开,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民营经济的挣扎,也照见了突围的希望。对于还在困境中的人来说,不妨记住:冬天再冷,也有熬到春天的那天;黑夜再长,也挡不住黎明。挺不住的时候,可以停一停、歇一歇,但别轻易说“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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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营经济的春天,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春天——那是车间里的机器声,是写字楼里的键盘声,是千万人“有活干、有盼头”的烟火气,是中国经济最坚韧的底色。
愿这些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位坚守的企业家,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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