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身边的红色女特工：解放后含冤自杀，临终前将长子赶出家门

“1967年11月12日早上六点，你先出去办点事，午饭别回来。”母亲留下这句话时，陈必大还没看出异样。二十岁的他披着风衣推门而去，心里满是与母亲昨晚争吵后的闷气。几个小时后，北新桥胡同的那间小屋里，陈琏服下安眠药，用围巾系紧窗棂，结束了五十岁的生命。额角青肿处，是绳索挣扎的最后印记。

事情的开端，却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1918年，陈布雷在浙江绍兴喜得爱女，取名陈琏。父亲文笔了得，日后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却始终把女儿当作“小绾绾”疼爱。抗战爆发后，陈琏随父母迁往重庆，在合川二中度过高中时代。活泼的她沉迷《X三十一号调查》《反托拉斯》等禁书，课堂上常与同学们悄悄翻阅《新华日报》。多年以后，她承认，那些报纸把她推向了另一条路。

1940年初夏，她打算与同学北上延安。车站月台上，邓颖超揪住她的衣袖：“你要真走了，陈先生一个电话，延安也得把你送回来，何苦？”陈琏只得悻悻返身，但她心底的火种没有熄灭。

转折点出现在次年春天。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父亲陈布雷日夜陪侍蒋介石，女儿却趁夜色从陪都消失。为了避免追捕，她在昆明宜良县柏街子镇西村落脚。恰在此时，报上出现了一则豆腐块大的寻人启事——“陈琏，速归！”陈琏翻看良久，撕下那页纸团塞进灶膛。她说服自己：父亲此刻代表的，是敌对阵营。

一年潜伏，重庆街头出现了久违的身影。她剪掉长发，口袋里揣着组织交给的任务：利用“陈布雷之女”的身份获取情报。很快，她与中央银行的青年职员袁永熙相识。袁永熙江西籍，毕业于交通大学，接线员出身，却在夜色下抄写《新民主主义论》，两人惺惺相惜。1944年12月，他们举行简单婚礼，只邀来三五位好友。新婚不到月余，特务敲响房门，罪名是“共匪嫌疑”。

在军统看守所，夫妻俩被轮番审讯。椅背上插着钢锥，灯泡炽白刺眼。“我是陈布雷的女儿，为何要拷我？”她半真半假反问。审讯官踌躇：真要打残蒋委员长的幕僚之女，后果难料。三十天过去，案件因“事实不足”被迫结案。舆论压力之外，还有陈布雷的四处奔走。父女俩隔着高墙对视的那一刻，谁也没先开口。

1948年十一月，南京阴雨连绵。陈布雷在金陵大学宿舍自戕，遗书仅一句：“人生无常，愿天下太平。”父亲离世，女儿身份的保护伞瞬间坍塌。组织决定：立即转移。夜半，护送人员把陈琏夫妇及骨肉三人塞进一辆吉普，连续换车北上，几经辗转赶到河北平山。此后，陈琏在华北野战军政治部登记，身份栏填“家属”。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城墙开门那天，陈琏抱着次子站在崇文门外，望见解放军雪白的绑腿，默念：“总算熬到头了。”随后，她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组，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配给单上，她原可领到紧俏的白糖、猪肉，她却推辞：“我是党员家属，不该搞特权。”孩子们嘴馋，她就自己省下一顿饭去换几颗麦乳精。

平静没持续太久。1957年，反右风起。袁永熙因几句牢骚被划为“右派”，旋即被开除党籍，调往工地监督砖窑。组织找陈琏谈话，提醒她“划清界限”。她明白，如果不割席，三个孩子未来寸步难行。离婚协议写好时，她的手抖得厉害，却面无表情。袁永熙只说了一句：“总有一天会澄清的。”陈琏默然转身。

十年动荡中，陈琏的父亲出身终于被揪了出来，“叛徒”“特务”的帽子齐飞。红卫兵冲进家里，她亮出政协委员证书，被撕个粉碎。抄家时，陈琏人还在单位，保姆偷偷把陈布雷遗留的一张留美成绩单塞进暖水瓶、不敢让人发现。批斗会上，她被强迫签下检查：“本人确系陈布雷之女。”这一句，像钉子一样钉在胸口。

1967年秋，北方昼夜温差大，陈琏常裹着旧呢大衣。有人冲着她高喊“叛徒”，她低下头，不争辩。回到家，她对长子说：“总会真相大白，记住跟党走。”陈必大不耐烦，反问：“到底冤不冤？您得自己讲清楚！”母子第一次对峙，摔门声惊动邻居。谁都没想到，那成了诀别。

陈琏自杀后，邻居瞧见桌上留着一本日记，最后一行写于11月11日晚：“我对党无愧，对父亲无愧，对孩子无愧。”旁边是一小包药片、一枚政协徽章。办完后事，组织仅用一句“死者已矣”归档。多年后，平反文件来到陈必大手中，他看完沉默良久，去宣武门旧书摊挑了本《诗经》，扉页写下：“母亲终生求索，愿来世再无猜忌。”

细数陈琏的一生，最耀眼的并非“陈布雷之女”这个光环，而是她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守住的底线：绝不泄露组织机密，绝不向特权伸手，绝不让孩子背负沉重枷锁。悲剧是在时代洪流与个人坚守的缝隙间生出的裂缝，令人唏嘘，却也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