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雍：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写经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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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书学

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写经

韩天雍

刊于《书法研究》1994年第 5 期

内容提要：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广泛传播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写经也在民间有组织的形式下展开。奈良时代佛教写经之所以昌盛和“唐化”现象有关，同时写经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个种类。奈良时代的写经书风大体可分三个时期，从中可以看出六朝及初唐书风对其的影响。

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与文明，多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与消化。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

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僧侣之间的文化往来更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

佛教文化是在六世纪前半叶传入日本的。《日本书记》里曾记述在钦明天皇时代从百济传来佛教：“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上表劝信佛法，这为佛教传日之始。

作为佛教的伟大支持者，对于佛教在日本有传播之功的当首推圣德太子（574—622）。圣德太子摄政，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建造四天王寺以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于公元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他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撰有《三经义疏》（《法华经》《维摩经》《胜曼经》）的注释，并亲笔书写了《法华义疏》草稿，富有极为浓厚的六朝书风的余韵，波磔中带有隶意。书风典雅明快，小字宽绰开张，笔力爽快而圆润。由于圣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并身体力行，从而加速了佛教的弘扬。

日本最初的写经当是在天武天皇元年（673）。《正史》载有：“始聚书生，于川原寺写一切经。”其实写经早在飞鸟时代（592—710）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抄写，尚处于个人随机因缘的性质。这里“始聚书生”可以理解为以官方角度在有组织的形式下进行写经。根据日本学者田中魂堂先生的考证，天武朝时代书写的《一切经》是基于《大唐内典录》而抄写的。《大唐内典录》中的《一切经》总计达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之多，可想而知，川原寺《一切经》的书写工作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

然而，日本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则是在奈良时代（710—784），此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制，进入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太平盛世。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遣唐使二十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随遣唐使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最澄、空海、圆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的，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又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之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同时也带回了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以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宣扬中国文化，并制定模仿唐朝贵族教育制度，为改革和发展日本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各个领域均呈现出“唐化”现象，从而使日本文化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譬如：在建筑方面，唐僧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以及佛寺伽蓝集唐样之大成；雕塑方面，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像、戎坛院的四天王像和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各显示出雄健粗犷、稳重和静谧之美；绘画方面，法隆寺的金堂壁画和五重塔壁画规模宏大，以简洁的线条生动地表现出对象的立体感，似乎在静静地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辉；音乐方面，政府设有乐、寮，教授歌舞、笛、唐乐等，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日本奈良时代蓝纸银字《二月堂烧经》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至圣武天皇（701—756）的天平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日益兴隆，佛教写经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圣武天皇神龟二年（725）为祈求国家平安，令各诸侯国的寺院谨慎祈诵《金光明最胜王经》以镇妖护国。圣武天皇在位二十五年，笃信佛教。于天平十三年（741）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同时写经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个种类。写经所好比印刷厂，它是为充实经藏而设置的经典制作所。东大寺当然是写经所的最高权威机构。一切都将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进行，从而为日本佛教写经奠定了基础。

日本天平时代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现藏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

我们从奈良时代的写经中可以看出六朝及初唐书风的影响。奈良时代的写经书风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持统天皇至天平初年，这一时期写经以滋贺县太平寺、常明寺和见性庵所藏的《和铜五年长屋王发愿大般若经》与《神龟五年长屋王发愿大般若经》为代表。可以看出在残留六朝书风余韵的同时，尚处在消化吸收隋唐样式的过渡时期。在经卷的跋款中也透露出写经组织已初具规模。

第二期，从天平六年（734）至天平胜宝年间（749—757）。这一时期也是奈良时代的最盛时期。以《圣武天皇勒愿一切经》来看，此时已经拭去了六朝书风影响的痕迹，表现出接受隋唐书风影响的写经书体。然而，作为这一时期的写经代表，当首推《光明皇后愿经》（即“五月一日经”）。这部写经历时四年，书写七千卷，居众多写经之首。此外，还有玄昉发愿的《千手千眼陀罗尼经》和放置在国分寺塔里的《紫纸金字光明最胜王经》《二月堂烧经》，这些写经都是选择最优秀的写经手抄写，使用最上等的金银泥来书写，其书风多学欧阳询、褚遂良的笔法。

这一时期《一切经》的书写极为兴盛。对于特殊的经典，流行着同一经卷的多次抄写，并以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在佛教众多的典籍之中，当时书写最多的是《法华经》《最胜王经》《大般若经》《华严经》《金刚般若经》《观音经》《阿弥陀经》等等。这些经卷少则上百，多则达千卷以上。同一种写经的大量书写，与当时的佛教组织有关，从抄写经卷上可以反映出寺院的门派、信仰等等。

第三期，从天平宝字年间至宝龟年间。随着思想、经济、生活态度上的转变，其温雅的书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而取代它的则是富有创意的新兴书风。传圣武天皇《贤愚经》亦称《大圣武》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部写经打破了以往写经的常规，每行经文字数不等，这是一卷破格体的大字写经，文字大小错落，顿挫分明，富有重量感，充满着霸气，似乎受北魏雄强的龙门造像书风的影响，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从而结束了长期因袭的写经模式。为表现至高无上的佛，单纯的温雅已不合适宜，还需表现出庄重感和深邃的魅力。此外，受这一大字写经影响的还有《中阿含经》《增壹阿含经》《法华经》《鱼养经》。这些写经区别于最盛时期规整瘦劲法度森严的楷法，是受《大圣武》书风所引发，书写的是北魏斩钉截铁、沉着痛快、以宽博取胜、富有阳刚之美的雄强书风。

圣武天皇 《贤愚经》 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写经所在奈良朝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奈良朝写经生中涌现出许多书艺精湛者。其中，一难宝郎、山边诸公、冈日佐大津、大部浜足、高屋赤麻吕等为这一新兴书风的卓越代表。在他们的写经卷中，似乎可以看出个性书风的流露和浑厚古朴的美。辛国人成以习王羲之法书著称；爪工家麻吕得欧阳询楷法之神髓；志斐麻吕深受褚遂良书风影响；科野虫麻吕、山边花万吕素以方笔闻名于世；建部虫麻吕则以圆笔结体而饮誉书坛。

我们从神龟五年（728）《长屋王愿经》的跋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较为完整的组织形式。跋文中记有写经生、初校生、再校生、装潢、检校使、检使等各项担当者的名字。这一系列的组织形式与我国隋唐时期《老子化胡经》《妙法莲华经》的跋文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奈良时代是忠实地承袭唐制的。崇尚法度的初唐书风也给写经事业带来巨大影响。奈良时代将写经看作是一桩非常神圣的事业，在写经所的严格规定之下进行抄写佛经。为表示对佛法的虔诚与尊严，写经必须用小楷书写，不允许有随意的举动，不允许有错字、漏字的存在，大量的写经经卷充当着传播佛教教义的重要教材的作用。

1899年，敦煌宝藏的发现，从而打开了封闭几千年来敦煌石室密洞的神秘大门。在数以万计的藏书中，佛经与道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12年中亚学术调查队在吐鲁番吐峪沟中发掘出了晋元康六年（296）纸本《诸佛要集经》（现藏日本西本愿寺），是现存有纪年写经的最早一部。这部写经以八分体书之，结体紧密，波磔加重，顿挫分明，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现藏于日本中村书道博物馆；南北朝南齐永明元年（483）《佛说观普贤经》，楷法则更加洗练，平正单纯，右肩偏高，且笔力加重，依稀可见承前代隶书的痕迹，具有平正温雅的性格；还有南北朝梁天监十一年（512）《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卷十四》，是梁武帝同胞弟建安王萧伟的供养经。日本著名学者中村不折先生评论为“茂实雄强”。南朝写经较少，著名的写经有南北朝宋泰始七年（471）《胜曼经》、永明元年（483）《佛说观普贤经》、永明十年（492）《大方等大集经》、梁天监五年（506）《大般涅般经第十一》等。

中国北朝由于遭到北魏武帝及北周武帝的大肆废佛、毁释的劫难之后，佛教徒们深感“末法”的到来，为防止佛经被毁，遂发愿石刻佛经，将佛教经典镌刻在幽谷深山的摩崖峭壁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藏在山洞中以便永久保存。石刻佛经也是受儒家立碑的影响，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就有石刻的儒家经典——《熹平石经》。当然，佛经刻石还有另外一层目的，正如《鼓山唐邕刻经铭》所谓“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因此，石刻佛经也同北朝的摩崖、造像铭、碑碣、墓志等一并成为北朝书法的主流。石刻佛经可分为摩崖、经碑、经幢等。风峪的《华严经》和刻在泰山经石峪溪床上的大字《金刚经》为现存最古的摩崖；《佛说十二因缘经幢》是我国石刻佛经的最早文物；由幽州智泉寺静琬主持开凿的镌刻在数以万计碑版上的《房山石经》则是埋藏着庞大佛教经典的艺术宝库。

我们在日本的古写经中，都可以在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中找到相互印证的理由。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南北朝写经与石刻佛经也会对初唐书家书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尚法”的唐代书风也正适应了写经所抄写佛经的要求。

转自：书法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