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首都文人圈的教授会与僻处郊区的医生深入通信？

【培尔的后半辈子都在鹿特丹离群索居。教授与医生通信讨论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位学者留下的卷帙，而是透过他的文字，去追索近代启蒙思想谱系中稍显晦暗的一支；或许也是在寻找一种学者的理想样态。】

笔者偶然获得法兰西公学院希腊语文学前讲席埃米尔·布尔盖（Émile Bourguet）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两封通信。其中一封短笺信封尚存，上书“埃德蒙·拉科斯特医生（Dr. Edm. Lacoste）”在阿尔芒蒂耶尔镇的地址；另一封信件长达六页，收件人信息不存，讨论这位医生刚出版的关于17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的研究著作《作为文学新闻作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培尔》，因此可以确定收件人为同一人。

20世纪上半叶，法兰西公学院希腊语文学讲席和希腊碑铭与古代史讲席共同代表着法国古希腊研究的最高水平。两个问题立刻浮现：为什么彼时身居首都文人圈的教授会与僻处里尔郊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展开如此深入的笔谈？而培尔何许人也，阅读关于他的文学批评，能令一位古希腊研究专家写下六页长信？

布尔盖先生的事迹几乎跟希腊古城德尔菲绑定在一起。而他与收信人拉科斯特医生的渊源，也得从这里说起。

德尔菲“大发掘”中的比利时建筑师与巴黎教授

作为古典时期泛希腊圣所所在地，传世文献中的德尔菲一直让人心生向往，有“世界之脐”之称。而其古城址到19世纪初才由德国学者作了零星的发掘、记录，直到1891年希腊与法国政府签订十年挖掘特许协议，才迎来她的大发掘时代。德国人在另一处泛希腊圣地奥林匹亚的发掘收获甚丰，法国人一直期望能在德尔菲与之颉颃，又兼时间窗口紧迫，于是在法国驻雅典学院的主持下，投入大量人力紧锣密鼓地勘探、发掘和记录，史称德尔菲“大发掘”。如同今日，当时的考古活动除了碑铭、历史学家之外，建筑师亦不可或缺。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崭露头角的法国年轻建筑师，大多选择竞逐法兰西学会的“罗马大奖”，去法国驻罗马学院访学三年。但对于在巴黎美院毕业的外国人而言，国籍严格限定的奖项成了奢望，因此只能选择别的操练场。

1913年，比利时建筑师亨利·拉科斯特（Henry Lacoste）即将在巴黎完成五年学业，就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比利时没有任何海外考古项目，回到母国就意味着失去实地深入考察希腊、罗马古典建筑的机会。不过，在其导师的支持下，他踏上了去德尔菲的道路，辅助法国考古学家费尔南·库尔比（Fernand Courby）完成“大发掘”遗留的图录绘制工作。

手头这封信件，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这批自豪地称自己为“德尔菲人”（Delphiens）的考古学者在工作关系之外的另一层私人联系。

布尔盖在彼时德尔菲法国团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892年从巴黎高师毕业后，他即开始在德尔菲研究出土文献，1905年以“德尔菲圣所公元前4世纪的度支”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这部作品完全依仗德尔菲出土的碑铭文献，可知布尔盖与“大发掘”渊源之深。

也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年的考古任务中，年轻的比利时建筑师亨利·拉科斯特与布尔盖教授在德尔菲相遇。两人辈分有差，却倾盖如故。亨利与古典考古的缘分也从德尔菲开始，嗣后他参与发掘比利时第一个海外考古点——叙利亚的阿帕米亚，甚至一度担任考古领队。这座塞琉古-罗马名城留存于世的惊人遗址，包括宏伟柱廊、大面积马赛克，经亨利亲手测绘后，分别保存在原址、大马士革和布鲁塞尔，接受后人观瞻。

言谈之际，比利时后进向巴黎教授谈到了年届弱冠、对古典语言兴趣浓厚的弟弟埃德蒙。埃德蒙虽然没有进入文化界，成为了医师，但他对古典文学的了解与哥哥亨利对古典建筑的实践互相成就，日后在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1935）筹办期间，甚至帮助亨利审正了他设计的希腊共和国国家馆外墙铭文。

一个医生对“百科全书派”的先声培尔的兴趣

话说回这封写于1929年10月4日的长信。时间已是教授与建筑师哥哥相遇的十五年后，信件开头布尔盖对医生弟弟称：“您深知寄来这部《培尔》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多年前您就曾向我提过这个计划，但我仍要向您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故此数年前，埃德蒙与布尔盖的通信就已经超出单纯的古典兴趣，旁溢到其他领域。

培尔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他在南特敕令半世纪之后（1647）降生于一个雨格诺教士家庭，经历了卢梭一般的改宗历程，再加上所著作品在宗教上的争议，在太阳王治下的法兰西蒙受迫害。之后他出走荷兰，卜居鹿特丹，首著《论彗星》以排击流俗对于彼时彗星异象之迷信；又草创《文人共和国通讯》月刊，向学界之外的一般阅读者带来欧洲最新出版物的讯息及评论；最后究心编纂《历史与批判词典》（后文简称《词典》），辨正时兴百科词典陈陈相因之讹误，成为“百科全书派”的先声。其发端于神学和哲学的批判审正精神，用于文、史，在欧洲知识界收获巨大反响，几乎每一家公、私图书馆都将之购入馆藏。

布尔盖在信中这样概括道：“即便上天假以双倍年寿，让他的对开本著作（指《词典》）再增一倍页数，他也永不会穷尽自己的求知渴望，更不会将思想禁锢于任何教条之中。”对知识永无止境的好奇，以及将其综括成一般大众可以接近和理解的文字，也是这位即将走上法兰西公学院讲坛的布尔盖教授的关怀之一。在1914年出版的那部《德尔菲遗迹》序言中，布尔盖称对于近二十年法国驻雅典学院在德尔菲的考古工作，外国虽有便览手册，国内的人们常常苦于接近无门，而已出版的学术成果只有少数初窥门径者得以阅读，因此他选择编订这部小书，以飨读者。

布尔盖尤其赞赏埃德蒙《培尔》一书第242页注释中采取的不偏不倚的写作进路。这位医生作的注的确有知人论世之明：

谁会相信，一个人最初三十年的生命竟如此颠沛流离——他贫穷、孤独、体弱多病，遭受迫害四处逃亡；自少年时代便与骨肉至亲分离，至死未能重逢，收到的家书总是噩耗连连，那些死亡皆因宗教迫害的暴行所致；这个来自富瓦地区的男子，既无野心也不抱奢望，在荷兰这座繁华商埠孑然一身，虽无温情却有笔耕不辍的毅力——这样的生命竟会缺乏内心最细微的情感震颤？

此刻不正该重提苏格拉底对审判官说的那句“如荷马所言，我非木石所生，乃血肉之躯”吗？若用浪漫主义笔调将这般人生刻意渲染成悲剧，靠想象扭曲其宁静的本相，过度解读培尔那些零星而克制的自我剖白，未免流于庸俗。但反过来，若将这位思想家塑造成永恒不变的智者形象——终日埋首书卷跟理念打交道，对世事无动于衷——那也不过是迎合了另一种陈腐的文学套路。或许我们更该承认：这位作家的形象深处，始终存在着未解的谜题。

当然，布尔盖还是提出了他的两点保留意见。首先，他认为将培尔考证研究的长才，归功于他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天主教神学家，这一论断尚存疑问，因为他冲决思想网罗，远胜其父与师长。此外，他还认为埃德蒙“培尔是一个比伏尔泰更加现代的历史学家”这一论断有失公允：“在伏尔泰的历史观中，在材料的运用与归类上，在考据与撰述之间，不仅那些‘经典’著作彰显其天才的卓越——那些论战小册子、无数涉及历史的散页、索取资料与考证证据的信札等等，无不印证着他对史家职责的崇高理念（就现代意义而言）。恕我直言，即便他借鉴了培尔某些指引性的观点——如果您愿意这么说——来构建其《历史怀疑论》，实则已青出于蓝。”

培尔的后半辈子都在鹿特丹离群索居，从以上商榷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这样一位学者留下的卷帙，而是透过他的文字，去追索近代启蒙思想谱系中稍显晦暗的一支。

讨论培尔或许也是在寻找一种学者的理想样态：能在神学和哲学论争中绍述笛卡尔、斯宾诺莎，对新刊书籍钩玄撮要充当某种文学新闻记者，又能在《词典》中考订近世百科中多见讹误、编订近人小传的多面手。

“文人共和国”跨越学科与身份的通信群体

15—16世纪，“文人共和国”的说法诞生并开始流行，欧陆文人们通过信件往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在人文主义的感召下，怀抱穷尽一切智识的理想，他们跨出自己身份和专业的一隅，与散居各地的同好展开热切的笔谈。

17世纪，培尔创办的《文人共和国通讯》就是一个服务于同道的媒体。两百多年后，讨论他的布尔盖也不囿于只做德尔菲和古希腊语的专家，时人叹其讲坛上博洽多闻，在此论学书信中可见一斑；而年轻的埃德蒙在以医术为业的同时，致力于钩沉培尔鲜被人考察的文学、史学面向和其永无休止的对知识的好奇，或许也是以他作为自己的镜鉴。

不出意外，埃德蒙这部倾注了个人情感与热情的作品取得了成功，于通信次年（1930）摘得法兰西学院奖，或许不无时任法兰西金石美文学院院士布尔盖先生的引荐之功。

布尔盖曾被他的门生描绘成一位具有细腻情思的人：“能成为他的朋友，实为一种殊荣；而能维持这份友谊，更是难得的特权。”布尔盖在第二封，也即次年4月1日的一封短笺中，与埃德蒙谈到17世纪另一位哲学家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正回应了埃德蒙月前发表的一篇题为《马勒伯朗士与医学》的论文。

这两封穿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件，如同“文人共和国”的一道历史投影；它们不仅记录了一段因“世界之脐”德尔菲而起的私人交谊，更见证了布尔盖与埃德蒙·拉科斯特如何跨越学科与身份的鸿沟，共同追索皮埃尔·培尔的精神遗产——那永无止境的好奇心、独立审辨的勇气与传播知识的热情。

（作者单位：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