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让讹人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善良的人才敢伸出援助之手！

浙江的吴先生扶起摔倒老人，反被指撞人，监控录像还他清白后，老人家属一句“对不起”便草草了事；广东的陈女士救助晕倒的路人，却被家属索赔医药费，官司打了半年才胜诉，工作丢了不说，积蓄也耗去大半。这样的新闻总让人心里发堵：为什么伸出援手的人，要为善意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答案或许藏在“代价”二字里——当讹人者几乎无需为谎言负责时，善良便成了风险最高的选择。

讹诈的成本太低，善良便步步退缩

现实中，讹人者的代价往往轻得不成比例。有的是口头道歉，有的是批评教育，即便闹到法庭，多数也只是“驳回诉求”，很少有法律层面的惩戒。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模式，像一颗毒瘤：一旦有人靠讹诈尝到甜头，就会有人效仿；一旦发现讹诈失败也没损失，就会有人铤而走险。

更可怕的是，它在公众心里种下的恐惧。没人愿意用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名誉，去赌一次“被讹上”的风险。于是，街头摔倒的老人身边，渐渐围起了一圈沉默的观望；突发疾病的路人旁，更多人选择举起手机录像“自证清白”，而非第一时间上前——不是人心冷了，是怕了，怕善意被当作讹诈的猎物。

只有让讹诈付出代价，善良才有底气

法律和社会，必须给善良者一个明确的信号：你的善意不会被辜负，讹诈者必将付出代价。

这代价，该是法律层面的惩戒。对恶意讹诈者，不能止于“不支持诉求”，更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拘留或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让他们知道，撒谎不仅丢人，更会实实在在地“破财”“受罚”。

这代价，该是社会评价的唾弃。当讹诈行为被曝光，当讹人者的信息（在法律框架内）被公示，当他们在社区、单位里抬不起头，这种“社会性惩罚”会比金钱更有震慑力——毕竟，没人愿意活在“骗子”的标签下。

这代价，更该是制度给予的反制。就像有的地方推出“见义勇为免责条款”，明确救助者无需自证清白；有的城市设立“好人基金”，为被讹者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支持。当制度为善良撑腰，人们才敢放心地伸出手。

善良本不该是选择题

我们怀念那个“路见不平敢出手”的年代，不是因为那时没有讹诈，而是因为那时的社会共识里，讹人是“天理不容”的丑事，助人是“理所应当”的本分。如今，要找回这份底气，就得让每一次讹诈都付出沉重的代价，让每一份善意都得到坚定的守护。

毕竟，当讹人者的谎言要付出代价时，善良的援手才敢毫无顾忌地伸出；当社会让“做好事”比“怕惹事”更安心时，我们的街头巷尾，才会重新充满温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