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是如何从底层行帮，一路称霸上海滩的？

在上海滩霓虹照不到的弄堂深处，曾游走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左手捻着佛珠诵念"阿弥陀佛"，右手握着匕首执行家法；既在漕运码头上演血肉横飞的帮派火并，又在民族危亡时送出"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这个充满矛盾的神秘组织，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青帮。

雍正年间，南北经济农业发展不均衡，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直隶，所食粮草多从江浙一带漕运而来。

为了解决庞大的粮运需求，清廷鼓励民间参与漕运。

翁岩、钱坚、潘清（“后三祖”）在朝廷支持下（一说为漕运总督委托），拿到了漕运特许经营权。

最初的水手行帮极为松散，只有寥寥几人。

翁钱潘三祖为了在艰苦的运输途中互助、对抗官府压榨和沿途势力侵扰，对松散的水手行帮进行整合和规范化，成立了青帮。

青帮模仿清廷的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帮规和独特的仪式、暗语。

比如，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伸直，代表“义气千秋”，这是对帮内兄弟情义的一种强调。

在茶馆里，将茶杯按特定的方式放置，如把茶杯盖放在茶碗左边，表示自己是来寻求帮助的；若茶杯盖放在右边，则可能表示是来传递重要消息的。

原本这些底层的水手纤夫们日子过得还凑合，但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严重破坏了运河漕运体系。

后来尽管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但对漕运的破坏巨大，导致清廷还是在19世纪末正式废止漕运，改为海运。

这也让依附于漕运的数十万水手、纤夫等彻底失去生计。

失业的漕运水手、底层流民大量涌入上海、天津等新兴的通商口岸城市谋生。上海因其租界林立、华洋杂处、管理混乱，形成“三不管”地带，成为青帮转移和发展的沃土。

这些失去生计的群体，大字不识一箩筐，在当时上海这一国际都市，很难找到正经工作。只有少量人才能从事码头搬运、人力车夫、小商贩这些底层苦力行业，勉强维持生计，遭尽白眼和不公。

于是，很多人利用原有的帮会组织网络，在城市中从事各种灰色甚至黑色的营生，走私、偷盗、勒索、开设赌场妓院等。帮会提供了生存保障和庇护。

当时上海租借林立，租界当局（尤其是法租界）为维持秩序、收取捐税、打击敌对势力（如广东帮），往往需要借助本地有势力的帮会组织作为中介和打手。

此时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洋陆军上将张仁奎，他收徒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督察长黄金荣（后来上海滩三大亨之一）。

作为军界和青帮双料大佬，这种“黑白通吃”的身份使他权势熏天，也为青帮提供了巨大的保护伞和发展空间。

后来随着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在青帮中崭露头角，并称“上海滩三大亨”，是青帮在上海达到顶峰的标志性人物。

杜月笙尤其擅长经营。他将帮会收入从传统的黄赌毒，扩展到金融（银行、钱庄）、实业（航运、纺织、面粉厂）、娱乐（戏院、电影公司）、新闻报业等领域，使青帮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

杜月笙积极结交政界（蒋、戴等）、军界、商界、文化界名流，参与慈善公益（如赈灾、办学），努力洗白形象，将自己包装成“地方领袖”和“社会闻人”，深谙“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处世哲学。

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中，青帮充当了蒋镇压工人武装的急先锋，获得了政治上的认可和回报。

在鼎盛时期，租界华洋矛盾、劳资纠纷、商业竞争中，青帮常常扮演调停和仲裁的角色，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影响力。

青帮通过师徒制（“拜老头子”）层层发展，成员遍布上海社会各阶层，从苦力、工人、小商贩，到警察、商人、律师、文人甚至政客。其组织网络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

青帮对辈分极为看重，无论在社会上混得再好，见到辈分高的，都要恭恭敬敬的行礼。

辈分原定二十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

到了清末，这二十个字用完，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即二十一辈至二十四辈。

民国以后，帮中人又续添二十四个字，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

在帮中称之为“前二十四代”、“后二十四代”。

张仁奎是“大字辈”的，在青帮中资历极深。三大亨的辈分说法不一，但都低于张仁奎。

鼎盛时期，青帮势力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此时青帮在上海发展出五大派系：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和江北帮，控制着上海的鸦片贸易、赌场、妓院等非法行业。

势力范围不仅覆盖上海，还包括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并延伸到天津等通商口岸。甚至海外也有分支。

此时的青帮，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称霸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