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流浪”记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8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四库全书>“流浪”记》的报道。

　　1933年春节刚过，一个清冷的早晨，故宫工作人员带着第一批南迁的国宝级文物，匆匆离开北平。

　　这批文物中，包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书影。受访者供图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抄丛书，共抄7部，约8亿字，乾隆时期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介绍：“《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7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南北7座皇家藏书阁。其中四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盛京（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称“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为便于江南学子借阅，分别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所谓“南三阁”。

　　可惜，《四库全书》多部抄本因兵燹、战火被毁。到20世纪30年代，只留下三部半：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北平图书馆藏文津阁本，以及经过战乱之后三次抢救补抄、人称半部的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本。

　　对于《四库全书》，日本人觊觎已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便将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掠走封存。

　　“国家灭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徐婉玲说，那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四库全书》会面临怎样的厄运？

　　国难当头，决不让文化蒙难的中国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南迁4年后，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一个台风过境、暴雨狂袭的清晨，一群书生从杭州西湖出发，带着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消失在风雨中，也开始了历时9年的西行。

　　在纷飞的战火中，“逃难”在路上的文渊阁本、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翻过车、涉过河、躲过轰炸，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幸运的是从来没有被炮弹炸到过。时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后来说：“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福命。”

　　其实，“国家福命”的背后是马衡、陈训慈、那志良、毛春翔等等，那些定格在老照片上面容瘦削冷峻的中国人挺身而出，他们在破碎山河中奔袭万里，完成了中华民族保护文化遗产的一大壮举。

　　“今悉老伯大人在故都弃养之讯，抗建时期，能含苦茹辛，谨守岗位，便是功在国家。他日北定中原，陈年家祭，告慰灵前，上人子显扬继善之道……”

　　这是1942年6月23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励乃骥写给驻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的一封信，抚慰那志良的丧亲之痛。

　　每每读到这里，徐婉玲便会热泪盈眶。因为，1933年那个清冷的早晨，25岁的故宫职员那志良，不会想到与父亲也与故乡就此永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存放部分故宫文物八年之久的四川乐山安谷镇，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即将东归，马衡为当地百姓题写下四个大字：功侔鲁壁。

从北平到上海，从南京到汉口

　　徐婉玲最近忙着筹备“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国家记忆的建构，非常有现实意义”。

　　回想起2009年将博士论文定为《记忆与认同：故宫博物院1925-1949》，徐婉玲开始意识到自己早已进入一个具有深远现实意义且亟待系统研究的学术领域。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商务印书馆和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等众多文化机构被日军有计划地轰炸，涵芬楼所庋藏的46万册珍贵古籍被焚毁。徐婉玲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损失。”

　　时任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直言不讳地叫嚣：“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中国人马上可以恢复。只有把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中国人可永久不能恢复文化。”

　　此时的北平，故宫各殿里已堆满文物。1932年2月，故宫博物院开始文物包扎、编号造册、装箱。

　　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划归伪奉天图书馆。

　　徐婉玲曾在一件历史档案中发现，故宫博物院理事张继在给国民政府的密电里表示，自古以来，典籍文书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故宫文物尤以《四库全书》最为重要。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破山海关，北平失去了最有力的屏障。1月8日，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签令将故宫文物运送上海租界区保存。

　　19000多箱文物，就这样开始了流浪。

　　2月6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第一批故宫文物南迁。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力挺南迁，称：“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行政院也致函各界：等北平时局稳定，会“原封运回”。

　　首批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存入外滩仁济医院大楼。由于一些民众及知识分子认为“文物长期存放在租界是不得体的”，于是在刚刚就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敦促下，国民政府将南京朝天宫划归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7年1月1日，故宫文物转迁至南京朝天宫。“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刚刚入藏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又危在旦夕。

　　机关、企业、学校等都在撤离，交通运输无比紧张。大批文物滞留南京的消息惊动各方。经过努力，11月19日，包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内的4081箱故宫文物，终于装上招商局的“江安轮”运往汉口。

战火纷飞，一次次躲过劫难

　　“负责押运的工作人员坐在舱里，身后中日军队已交火，没有人知道时局会怎样发展，更没人意识到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将被敌机追逐着奔跑，在炸弹的威胁下求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祝勇在《故宫文物南迁》中写道。

　　南京沦陷后，汉口也告急。1937年底，日军飞机开始对武汉进行大轰炸，存放在上海平和洋行汉口分行仓库内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的中国军人在慷慨赴死，但护送文物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求生，不是求一己之生，而是民族精神命脉的存续与永恒。

　　1938年1月9日，文渊阁《四库全书》运至宜昌仅3天后，就启运重庆——其时，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抵达宜昌，指挥民生公司进行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1月24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宜昌，文渊阁《四库全书》又逃过一劫。

　　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文物运抵重庆后，日本开始了对重庆无差别的轰炸。

　　如何在大轰炸中保护国宝安澜，“这是当年带着文物南迁的故宫工作人员最焦虑的问题。”徐婉玲说。

　　从1939年3月28日开始，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故宫文物开始分批转运乐山。就在这批文物运出重庆10天后，曾经存放文物的建筑被日军炸毁。

　　从重庆到乐山，较大型轮船只能行驶至宜宾。宜宾换小轮到乐山后，又将一只只木箱搬到小木船上，再运到安谷乡。逆水行舟，靠纤夫拉纤，十分艰难。

　　工作人员欧阳道达曾回忆：一次，纤夫在岸上行走，突然，纤绳断了，满载文物的木船被水裹挟着，冲向著名的乐山大佛。假若木船撞在大佛上，必定粉身碎骨。但谁也没想到，船在水里漂了一段，竟然向岸边冲去，搁浅在河滩。

　　文物撤出宜宾的第16天，日军飞机向宜宾投弹100多枚。此后，日军飞机又多次对乐山实施轰炸。所幸，藏在安谷乡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安好无损。

被炮弹追着“跑”，文澜阁本曾跌入江中

　　文渊阁本九死一生，文澜阁本的逃难也惊心动魄。

　　“一夜之间，从这么狭窄的楼梯上，搬走了全套140箱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始了抗战逃难的历程。”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陈谊感慨，每次站在这里，1937年8月4日的那个夜晚如在眼前。

　　现藏于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受访者供图

　　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紧邻西湖，绿色的铁艺大门外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院内却异常安静，一红一白两栋二层小洋楼在满院绿树的掩映下分外美丽，白色门楣上的“浙江图书馆”，仿佛在倾诉着自己的百年故事。

　　1912年，浙江图书馆孤山路馆舍落成，一墙之隔的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移新馆庋藏。

　　陈谊说起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在抗战期间的逃难史，心情沉重：“没有陈训慈先生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举动，不会有今天这套阁书。”

　　1932年，陈训慈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第3天，“一·二八事变”爆发了。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的陈训慈在回忆录《运书日记》中写道：“职司文化机关者，亦宜策万全之道，以防患于未然。”

　　“七七事变”后，陈训慈开始为馆藏库书早做打算。他不断向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报告，在未得到答复和经费的情况下，仍命总务组赶制了方便搬运的书箱。

　　1937年8月1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始装箱。

　　8月4日凌晨，228个木箱，包括文澜阁本《四库全书》140箱、善本88箱，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

　　第二天中午，库书抵达与杭州一江之隔的富阳渔山。全程参与库书转移的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后来回忆：“日机轰炸杭城，山里也可闻见爆炸声。”陈训慈决定，继续沿着水路“跑”，因为“一旦杭州失守，日军旦夕渡江”。

　　于是，小船逆水而上，“越桐庐，至俞赵，船重水急，无法上驶”，不得已，又卸船装车，幸得浙大校长竺可桢帮忙，从浙大迁徙的车辆中匀出一辆给图书馆用，3天后抵达建德。

　　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成了前线。在浙大帮助下，库书于1938年1月转运至四面环山的龙泉。龙泉旧属处州地区。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衢州机场成了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于是，教育部向浙江省政府连发急电，军人出身的省主席黄绍竑，对《四库全书》全无了解，说“土地人民都放弃了，还谈什么文物”。

　　1938年1月7日，陈训慈写道：“今既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

　　此时，竺可桢向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建议，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应转移到大后方，并表示，浙大愿意支援。1938年3月，竺可桢筹集到2000元，作为到贵阳的垫付款，并派浙大教授李絜非到龙泉，协助运书。

　　1938年3月27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始西迁，所遇险情不计其数，尤以峡口镇最险。

　　那天，自福建的浦城至浙江江山峡口镇，山势险峻，天气恶劣。其中一辆卡车翻车了，11箱书掉入江中，所幸书箱很沉，没有马上被水冲走。

　　第二天，江山礼贤村城隍庙的天井里，湿漉漉的库书铺了一地。

　　越来越近的炮火声中，仅晒了两日，半干的库书装箱重新上路。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搭火车，经江西萍乡，过湖南株洲到长沙，又经湘北、湘西，于4月30日抵达贵阳，先暂存贵州省立图书馆，后秘藏于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内，这时负责保管的夏定域才将入水的11箱3000余册库书重新曝晒。

　　陈谊说，陈训慈带着书逃难，总能逃出日军围剿，躲过一次次空袭，这与陈训慈的地理研究功底有关。

　　一天，日机突袭贵阳，炸毁建筑无数。张家祠堂距市中心只有两公里，有人建议：“贵阳北郊金鳌山上有个地母洞，可藏书，不怕敌机炸。”于是大家勘察了地母洞，发现这个地处山顶，被茂林覆盖的天然溶洞“简直就是个天然书库”。

　　很快，工作人员在洞边搭了三间茅屋，作为办公室和宿舍。洞内三面隔板，顶上搭斜棚，覆以瓦片，涂白灰，防漏。下置木台，离地约2尺，周围撒石灰……终于，数月逃难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有了藏身之地。

　　2001年，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张群开始管理浙图古籍善本特藏库房，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保藏在其中。她偶然在库房的旧档案里发现了一张老照片：4名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在山洞前合影，背景是洞中排列整齐的书箱，照片上写着“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库摄影”，时间是1942年5月10日。

　　“照片中着深色中山装坐在石阶上的就是毛春翔。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关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西迁的照片，这太珍贵了。”一直守护着库书的张群非常激动。她联系贵州图书馆，又翻阅资料，历史与现实终于有了重合。

　　2011年，浙江图书馆员工重走西迁路，开始与贵州方面一起寻找当年藏书的地母洞。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了，“费了很多周折”，2015年，地母洞终于有了醒目标识；2017年，地母洞保护宣传利用项目动工建设。2024年，张群首次探访地母洞，在现场看到复建的藏书情景，以及晒书台青铜雕像群，她感慨：“太难走了，原来根本就没有路，不知道当年那一箱箱的库书是如何被搬运上来的。由衷敬佩当年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守护国宝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执着与担当，值得后人感谢和铭记。”

　　1944年11月，50万日军分三路入侵黔南地区，情况紧急，毛春翔向在重庆任职的陈训慈求助。最终，藏于地母洞5年之久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陆续运至重庆青木关。

文化抗战，传承中华文脉从未停止

　　抗战，更加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传承中华文脉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徐婉玲说：“他们不仅拼命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还要在战争的硝烟中继续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这些努力不仅保护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文献，还在文化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早在1924年北洋政府时期，为了让更多人读到曾藏于帝王宫苑的《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就已动议，却一直没有落实。

　　1933年2月，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为影印工作提供了便利。1933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影印工作启动。

　　1933 年，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受访者供图

　　两年后，16开本《四库全书珍本》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共印1500部，每部售价800元，相当昂贵。到1936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仍有1000多部售出，这在战乱时期已是奇迹。商务印书馆还特别印制了“国礼本”，由国民政府赠送给苏联等国。

　　1939年10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西迁文物到了乐山，浙江大学教授马一浮正在此兴办“复性书院”。马一浮在征得马衡的同意后，派人去安谷钞誊《四库全书》。

　　抗战时期，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及各种丰富浩瀚的古籍，为“复性书院”提供了各种滋养。同样，“流浪”而至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也为贵州当地学者提供了便利。

　　1939年4月，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转移至地母洞后，《四库全书》中的贵州史料成为学者们争相查找研究的对象。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间，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箱曝晒时机，贵州文献征辑馆获准派书手到地母洞阅抄黔省资料。张群介绍，1948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贵州通志》，“填补了很多本地史料空白，其中不少内容得益于这次抄录”。

　　1943年，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向教育部呈文提出，把《四库全书》中有关西南的珍本、孤本图书选择抄写，但后因诸多因素未能抄写。

　　2015年，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影印版出版，贵州省获赠全套书籍。

　　张群说：“阁书在70多年后以这种方式回到贵州，也了却了当年贵州学者渴望抄写《四库全书》的夙愿。”

　　为了躲避战火，不论是“流浪”至乐山的文渊阁本，还是栖身地母洞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并未就此封存箱中。每安全转移到一处，工作人员都会随即展开索引编目工作，以便查找。徐婉玲说，其间在中央博物院任职的考古学家李济前来视察，“随便抽查几件，工作人员不到5分钟，就可以找到箱号”。

　　陪伴文澜阁本“流浪”的时光里，偏僻的地母洞，成了毛春翔抵御战争苦难的一片净土，他耐住寂寞，潜心研究，后来成为研究典籍版本的专家。张群说，毛春翔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本极有参考价值的古籍版本入门之书，多次再版。

　　同样，离开北平的那志良，在峨眉山的宿舍里与石鼓为邻，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石鼓通考》。这名17岁就进故宫工作的满族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位古器物研究大家。

　　在故宫文物西迁南路，1945年4月，马衡连同历史学家杨家骆等对大足石刻进行了学术考察。1946年，《大足石刻图征初编》完成，从此藏在深山的大足石刻闻名天下。

经历无数磨难，库书完好无损

　　“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不用再奔波流离，担心日军飞机的炸弹从天而降了。”1945年8月，那志良是从电报中知道日本投降消息的。

　　从西迁到东归，从南京出发又回到南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历了无数轰炸，走过了千山万水。徐婉玲介绍：“史部内一部书背因雨水浸湿，留有水渍，其他都完好无损。”

　　“在战争环境中，巨量文物长期艰苦卓绝的迁存，受损不及万分之一。就算在和平时期，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文物万里迁存与保护，且几乎没有损毁，也是极为不易的。”徐婉玲说。

　　1949年1月6日，南京下关码头，3502箱文物被装上“海沪轮”运去台湾。其中包括3万多册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和1万多册的孤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属不实之言。”徐婉玲说，在全部故宫南迁文物中，去台文物总计2972箱，占比22%。

　　她说：“不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哪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段历史也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最好例证。”

　　1946年5月7日，经历了9年“流浪”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离开青木关，回到杭州，珍藏在浙江图书馆。

　　从2001年开始，张群就一直守在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身边。跟古籍待的时间越久，她越能理解清末丁氏兄弟抢救补抄阁书的读书人的执着，更理解了浙江图书馆的前辈冒着枪林弹雨保护阁书的文化担当。“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典籍，从它产生至今就是一部浙江人守护它的保护史。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华文脉的接力棒，靠我们去继续传承。”张群说。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重回中国人手中。1948年7月，库书入藏沈阳故宫地下书库。1949年6月，东北图书馆接收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抗美援朝期间，文溯阁本被运往黑龙江暂存。中苏关系紧张时，又转至兰州市榆中县战备书库。2005年7月，兰州市仿照沈阳文溯阁所建的藏书楼落成，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算安定下来。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祝勇完成《故宫文物南迁》后，在后记中感慨：“这样的挑战，不是今天的我们可以想象的！”

　　（注：相关资料参考祝勇所著《故宫文物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