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巨头爆发人才争夺战，多位华裔AI专家遭哄抢！中国该怎么办？

在武侠小说里，有一种骇人的暗器唤作“血滴子”，远远掷出便可取人首级。

而最近，Meta的总裁扎克伯格、微软AI的负责人苏莱曼等人，正在频频祭出“血滴子”这一杀招：Meta为OpenAI的首席专家团队开出了一份四年总计3亿美元酬劳的天价工资单，只求他们“良禽择木而栖”；微软AI则不惜重金，仅仅半年多时间，就从谷歌DeepMind的团队当中挖走24名核心成员。

这些AI领域的巨头公司，向硅谷砸去的一笔笔巨额资金，掀起的绝不止是硅谷的一阵掠夺狂潮，更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场海啸！在AI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趋向白热化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该怎么办？

微软AI的苏莱曼，老东家正是DeepMind，为了挖走这24名核心人才，微软付出的代价看似不小，实际上却划算得很。这24名专家一到，就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团队，让微软不必从0开始组建团队。这样的做法严重“破坏了规矩”，让硅谷传统的人才培养-研发的模式遭遇巨大冲击——辛辛苦苦从无到有组建自己的团队，结果一夜之间都让竞争对手挖走了。

然而微软并不介意别个怎么看他，挖人是最高效的策略，不但可以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己方的技术实力，更能沉重打击对手。

许多公司都有竞业协议，挖人也是要费一番工夫的。Meta剑走偏锋，选择收购空壳公司来规避竞业协议，此番出手，三天内就通过收购Windsurf公司将OpenAI核心团队挖走。悲报传来，外界预计此举将迫使OpenAI的GPT-5研发周期不得不延长半年以上。

令人咋舌的工资待遇，也并非财大气粗的硅谷巨头们唯一的抢人手段。扎克伯格坦言：许多顶尖的AI人才，并不完全被巨额薪酬或者头衔虚名所吸引，他们“宁可要GPU”。一句话就揭示了AI人才争夺战，已经超越了薪酬这一层面的较量，显著的算力优势对尖端人才更具有吸引力。

AI的不断发展，正在持续推高对算力的需求。可以说，如果没有充裕的算力保证，再顶尖的AI技术团队，也突破不了瓶颈，以至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所以，当扎克伯格的Meta也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员能够以Meta有一万块H100芯片保障充裕的算力，而拒绝其他公司给出的翻倍薪酬。

目前，全球范围内AI技术人才依旧处于稀缺状态，顶尖专家不足1000人。在这些AI技术精英当中，不乏华裔科学家的身影。比如目前在Meta麾下效力的清华赵晟佳、北大任泓宇、浙大毕树超、中科大余家辉等人，都是全球AI领域响当当的人物。

这是简单的人才流动吗？不，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才战争。美国自身固然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然而他们向全球吸纳的人才要多得多！今年1月，一家名为CSIS的美国智库，在论坛上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美国应当采取的策略——“到中国去，偷走他们的工程师！”

许多网友看见中国本土出身的科学家流失海外，为他国效力，难免痛斥几声：“不爱国！”

可是，一切的问题根源和解决之道，又岂是“爱国”二字这么简单的呢？

当下中国各地，给予人才的补贴还远远不够。像什么给博士毕业生提供免费人才公寓、对被引进的博士人才给予几十万购房补贴或安家费......目前国内给顶尖AI专家的年薪，也不过区区数百万元。试问，这些待遇在硅谷巨头们开出的动辄几千万美元的年薪面前，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除了薪酬待遇远不及国外，一些留在国内的技术精英们也对行政枷锁颇感不满。许多公司、单位，行政人员比一线科研人员还要多，行政方面的琐碎事务挤占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当奋战一线的科研人员好不容易出了成果，功劳簿上还得记上行政人员的名字。这样的一种环境氛围，实在叫人才们“爱不起来”。

对于中国而言，应对之策无非是三个方向：

首先就是防止人才流失。这个可以通过提高人才待遇，留住本土人才。修订相关法律，为海外公司肆意抢人设置法律壁垒。

其次就是吸纳海外人才。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抢得我便抢不得？人才战争，必须积极参与！中国有着全球最丰富的AI应用场景，更有着海量优质的大数据。这些对于海内外顶尖的AI技术精英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海外丰厚待遇的顶尖人才，完全可以给他们“兼职赚外快”的机会，邀请他们每年在华数个月，从事交流、研究工作。

最后，培养源源不断的后备AI人才至关重要。挖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人家执意要远赴海外也不能强留，让国内AI人才不断涌现，让AI领域的研究梯队接续有序，才能保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AI竞争力的稳定。

我们固然希望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是爱国者，顶尖专家更得是爱国的模范。但要对抗硅谷资本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绝不是闭着眼睛侈谈奉献精神。硅谷巨头们给顶尖人才开出4年3亿美元的天价薪酬时，说明在扎克伯格眼里，这些专家足以创造远超3亿美元的价值出来，这就是对他们能力变现的一种最直接的认可。

在西方企业文化当中，往往用“雇佣兵”和“传教士”来形容两类员工。“雇佣兵”们“有奶便是娘”，谁给钱便为谁效力，金钱至上；“传教士”则把理想和信念放在第一位，很难被金钱所左右。

中国要做什么呢？中国要做的是，不要让有理想、有信念的科学家们，可以心无旁骛实现个人价值，而无需为钱苦苦操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