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八) 开辟绥海抗日游击区

第三批西征部队在张寿篯的率领下，于1938年12月末到达绥海地区。

这里集中了抗联三、六、十一军的部分队伍，摆在部队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必须尽早尽快地解决西征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

八道林子会议

由于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小兴安岭西坡八道林子、白皮营的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

1939年1月初的一个夜晚，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在六军三师后方一处四外透风的木板房子里，主持召开了三、六、十一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我（六军三师师长）和李景荫（十一军一师师长）、雷炎（原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于天放（原十一军一师政治部主任）等同志。

张寿篯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解决北满西征部队的统一领导问题。在讨论中心议题之前，根据张寿篯的要求，我向到会的同志们扼要地进行了汇报，其内容大体是：

（1)抗联六军先后两批西征部队在松嫩平原各地分布的现状。

（2）第二批三、六军联合西征部队冲破汤原敌人封锁，先后到达海伦、铁力的经过。

（3）六军三师八团和范春元部队冲破绥棱、海伦敌人“讨伐”，筹集粮食和建设后方的艰苦斗争。

张寿篯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对松嫩平原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很乐观，对经受了西征考验的部队寄予了很大希望。他在会上指出：我北满各军西征部队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西征，为建立松嫩平原和大兴安岭西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个胜利是初步的，更长期的艰巨任务还在后头，需要我们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行动才能取得抗日游击战争的更大胜利。今天，我们到会的军政领导干部，要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地讨论西征部队统一领导的机构和编制问题。

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一致同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西北临时指挥部，并在其统一领导下，与日军、伪满军、伪兴安军、伪靖安军、伪警察武装进行战斗。

夜深了，大家围着火堆、点着兽油灯，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张寿篯在会前拟出来的西北临时指挥部《临时行动纲领》和《临时规则》。

指挥部下属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即“江省西北远征队”，由第三军三师一部、第六军一师六团组成，张光迪任支队长、陈雷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支队由六军二师十二团和三军三师八团组成，冯治纲兼支队长、赵敬夫任政治部主任；

第三支队，由六军三师和十一军一师部分队伍组成，我任支队长、于天放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支队由六军三师和十一军一师各一部组成，雷炎任支队长、关树勋任政治部主任。后方医院由耿殿君负责，全部伤病员进入大青灌后方治疗、休养。第一、二支队为龙北部队，主要在嫩江、讷河、德都、通北、克东、克山一带活动；第三、四支队为龙南部队，主要在海伦、绥棱、绥化、望奎各县活动。另外，我所知道的六军一师20余名西征部队战士，在即东北军阀统治时期的黑龙江省的简称。

团长冷绍生的领导下，冲破了松花江下游敌人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这次会议之后（1月30日），也到达了南北河，见到了张寿篯政委，编为六军十团，独立活动在克山、克东、拜泉一带。该部直属西北临时指挥部领导之下，在龙北游击区创造了优异的战绩。

西北部队的整编，适应了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解决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利于各部队互相配合，有力地打击敌人。根据会议的决定，我六军三师部队同十一军一师西征部队混编为三、四支队。不久，三军六师被服厂也搬迁到大青灌，其中有邢德范、金玉坤、老安、张景淑、朴英善、王才、老谷等10余名同志。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既要为部队做军装，又要搞生产，还要同敌人作战。当时，张寿籤政委考虑在绥棱和海伦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不同于山区，光靠两条腿是不行的，必须由步兵变成骑兵，那样，我们就如虎添翼了。他要求我把两个支生产，还要同敌人作战。当时，张寿籤政委考虑在绥棱和海伦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不同于山区，光靠两条腿是不行的，必须由步兵变成骑兵，那样，我们就如虎添翼了。他要求我把两个支队带出八道林子，想方设法装备成骑兵，以利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

两战两捷

我们三、四支队领导干部，研究解决变骑兵需要的马匹，曾设想过三个方案：一是向地主征集；二是从敌人手中夺取；三是上述两种办法兼用。但最后决定执行第二方案，坚决从敌人手中夺马。果然，我们先后取得了二道河子战斗和一棵松战斗的胜利。这两次战斗的胜利，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冬装、粮食和马匹问题，扰乱、破坏了敌人的冬季采伐运输线，而且还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军的士气，坚定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二道河子战斗：在战斗之前，我从三支队挑选了精明强干的副宫李凤春，化装成猎手，背着枪、带着粮，前往诺敏河流域进行了几天侦察，摸清了敌人每天往返于四海店至一棵松之间，运输木材车辆的经过次数、时间和警戒情况。我们两个支队的领导干部，认真地分析、研究了侦察员的报告之后，认为这是从敌人乎中夺取马匹的好时机，必须立即行动。

1月8日清晨六时，狂风卷起雪浪，对面看不见人。我们三、四支队全体指战员从驻地出发，艰难地行军50余华里，全身沾满了厚厚一霜雪，埋伏在离二道河子不远的诺敏河左岸公路旁。大约上午9点钟，令人振奋的战机来临了，一棵松日满运输株式会社运输队的18辆马车，满线着粮食滚滚而来。我们可爱的战士跟见改人的车辆都进入了射程之内，听到命令就英勇地猛冲上去。

碰巧这次运输车辆没有伪军保护，一枪没就完成了斗任务。我们指战员立即乘车离开公路，顺着岔道到达二道河子停下卸粮、卸马。所有的马匹全部没收，上万斤粮食拆开麻袋，全部倒在冰上，以防重新落入致手。正当成士们拆开套包、麻绳改制马鞍的时刻，忽然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我当即派部分战士隐蔽在路旁伏击。结果两台空行汽车无一逃脱（其中一辆汽车被我们打坏）。战士们把司机带到了支队部，随队行动。这次，我们轻而易举地缴获近百匹马。首先装各了四支队，剩余部分弱马交给大青灌后方密营，由耿殿君同志组织人把二道河子冰上的粮食运往后方。夺取马匹之后，我们按预定的作战计划，来到了邻近的黑马刘开拓团伐木作业点。

为了解快我三支队的马匹，我藻蔡副官带三名战士，到诺敏河上游侦察，得知：一棵松是日本盗伐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的重要作业区之一。这里木材堆积如山，垛垛相连，不断地通过牛马套子、诺敏河流放到山外，再用汽车、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国内。这个伐木场的主要运输力是牛、马，大约有1000多匹（头），每天收工以后都集中在诺敏河岸的开阔地上喂草、喂料。但伐木场的警戒特别森严，有日军百余名，伪军数百名，兵营四周有铁丝网和围墙，墙四角有炮台，所有重要的地方都设了岗哨。我和于天放听了蔡副官的报告，认为这个夺马的好机会不能错过，也感到难度很大。我们立即召开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情，作了战斗部署。

1月22日晚上，我们三支队踏着诺敏河的冰雪，压低了脚步声，乘风雪交加的黑夜，快速地来到了一棵松伐木场附近，在河套里停下来。

我和蔡副官上岸观察了情况之后，指挥部队按预先确定的分工开始行动：于天放、高继贤、隋德胜、范春元、夏凤林等带领多数队伍去牵马；陆小队长带领一个班，用两挺机枪，埋伏在兵营门外阻击敌人。夜深了，我们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大胆地深入虎穴，各自奔向指定地点。在离河套最近的一角，战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每人牵了3匹马，退到河坎下，迅速地完成了夺马任务。

蔡副官带领的驮粮小分队任务很艰巨，在工人的帮助下，将仓库里的100多袋白面全部搬运到河套里，分给了大家。总共只用了20分钟，都撤回了集合地点。当时，我和警卫员走在最后边，牵着挑选出的两匹好马刚刚跳下河崖，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向牛马群射击。后来，据群众说，敌人打死的牛、马足有四五百匹（头）。

在敌人开枪的同时，日军妄图冲出营门，截击我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小队长和4名机枪射手以猛烈的火力封住了日军兵营的大门，先后两次击退往外冲锋的日军。我立即命令部队撤退，顺着河走，然后，陆小队长带领战士以木垛为掩护，撤回河套，跟随着队伍一起转移。我军无一伤亡，安然无恙。

次日早晨，日军骑兵追击我军30华里。敌人在马上追，我们就下马伏击，敌人下马反击，我们骑马撤离。敌人的骑兵对我们毫无办法，只得垂头丧气地败回原地。

我三支队一夜之间夺得200多匹战马，由步兵变为骑兵，驮着足够的粮食转移到山里休整。在休整期间，于天放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教战士们唱《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鸿。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情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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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樹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然，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这是战士们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战争生活的生动写照。唱出了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反映了抗联战士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洲国、光复祖国的雄心壮志。战士们高亢、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在丛山峻岭和茫茫林海之中回荡。

在这次休整期间，为了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认真地总结了两战两捷的战斗经验。一致认为，采用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夜间突然袭击的速战速决游击战术，是取得这两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两次战斗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提高了战斗素质，增强了战斗意志，为开创绥、海抗日游击根据地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1939年初，日本关东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政策的鼓吹下，为随时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积极准备所谓“安全后方”，继续加紧推行其以消灭东北抗联为目的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实施，不断地向我抗日武装力量和共产党组织进行残酷进攻和打击。我东北抗日联军西北临时指挥部第三支队变成骑兵队伍以后，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后方，动摇敌人统治，与日军、伪满军、警察、宪兵、特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开辟绥、海游击区。绥棱和海伦地区，山峦叠嶂，森林茂密，平原沃野，村庄密集，从地理条件来看是个比较理想的抗日游击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抗联三、六军领导人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等一直很重视这个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从1936年至1938年间，他们先后三次派遣三、六军主力部队西征，长途跋涉，点燃抗日火种，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9年初，敌人发现了我北满抗联部队重返松嫩平原，吓得茫然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伪满洲国第三、第四军管区派了大批部队进行“围剿”，仅在我三支队活动的绥、海游击区就派遣了张庆、傅荫等两三个团的兵力尾追不放。这时我军认真执行不陷入敌人包围的原则，极力避免阵地战、遭遇战。为了在迁回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时忍着饥饿，日行三四百里，连续打几次伏击才能摆脱敌人。同年2月9日，我三支队在绥棱县黄旗李三麻子屯，刚刚拿起饭碗哨兵就跑来报告敌情。原来是绥棱县长山堡、四海店的警察讨伐队卡住了我们的后路，等候日军一齐向我军进攻。在这危急时刻，我立即决定乘黑夜从屯东南冲杀出去。

次日午前11时，我三支队行至海伦县克音河上游刘四把棍屯与绥棱县讨伐队发生一次激战，甩掉了敌人的尾追。同日午后5时，我们又行至绥棱县张庆屯，占据有利地形伏击了伪宪兵、警察混合讨伐队，激战半小时安全转移到郭炮营。经过短期休整，我三支队于2月22日突然出现在绥棱县四合成，大造声势，宣传抗日救国，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并于同日深夜巧妙地将绥棱县临时拼凑的讨伐队引到绥棱县一撮毛以北20华里的密林里，予以狠狠地打击。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本守备队、警察队以及东振合、盖香九炮手队宫兵共20余人，其中魏警尉中弹身亡。为首的日本指挥官一看战势不妙，便令其仆从连滚带爬回到原地。

2月下句，我和于天放收到了张寿政委的来信，他在三支队后方听了耿殿君的报告，对我三支队的游击活动给予了表扬。同月28日，张寿錢率领六军教导队到达海伦三支队行营，我向他作了工作汇报。

3月1日，张寿篯召开三支队领导干部会议，就国内外的抗日斗争形势、任务和前途等问题作了发言。他坚定地指出：无论敌人怎样疯狂都不能阻止抗日运动在江省深入发展，现在我们要做好克服困难的一切准备，以共产党员的智慧绕过一切“暗礁”，把抗日烈火持久地燃烧下去。目前三支队要把前方的英勇活动同后方建设结合起来，把做好党政工作同提高队员的战斗技能结合起来；把发动群众同肃清汉奸、走狗结合起来。最后，他在讲话中还要求我们重视抗日救国会工作，以此作为团结广大绅商的主要武器。我们听了他的讲话，明确了任务，决心把绥、海游击战争推向新阶段。

4月上旬，我带领三支队到大界（平原村落）去征集给养，路过绥棱县关家烧锅时，发现了两匹用麻绳连着的马，大家感到很奇怪，估计很可能是抗日游击队的。果然，顺着两匹马走过的脚印探察，在曹把头碓营找到了四支队的下落。我同关树勋同志见面时，亲切握手。他向我讲述了2月16日在绥化县北部、呼海路以西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造成支队长雷炎及16名同志牺牲的详细经过。从此，关树勋带领的四支队余部40余人合并到三支队。4月下句，我们又回到海伦董凌阁屯一带活动。

新编三支队经过连续多次战斗的考验，证明是一支吃苦醇劳、能做群众工作、善于勇敢战斗的抗日队伍。这时我们支队领导对完成上级交给开辟绥、海游击区的艰巨任务，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

（二）配合苏、蒙军对日反击自卫战。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以所谓蒙军“侵犯国境”的问题为导火线，挑起来大规模边境冲突，即诺门汗事件。事件发生后，在东北各地驻扎的日本关东军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准备随时调往边境参战。这个时机对我东北抗联各军开展游击活动都是非常有利的。

活跃在龙南、龙北的二、三支队先后在西北临时指挥部和三路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经常以奇袭、奔袭、伏击等游击战术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诺门汗事件发生后至同年9月间，冯治纲指挥二支队深入龙北嫩江、河、德都、克山等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传打击敌人的胜利喜讯。我三支队为与二支队互相呼应，破坏敌人的军事设备和扰乱敌人后方，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斗争策略：

（1)化整为零，分散袭扰敌人据点。在青纱帐起来之后，我们三支队分为三个作战单位，我带领第一大队（原六军三师八团）在海伦、拜泉境内活动；于天放、高继贤带领第二大队在绥棱、望奎境内活动；范春元带领三大队（原海伦义勇军）在望奎、兰西境内活动。此间，我们作战的对手主要是大批伪满军，他们兵力虽多，但有据点分散、战线过长的弱点，我军采用游击战术，迫使伪军经常处于顾此失彼的状态。敌人惊呼：“在北安省、龙江省最活跃的冯治纲、王明贵，姜福荣、耿殿君及其部下约350名，善于忽聚忽散，纵横奔驰于嫩江、拜泉、望奎、绥化广大游击区，敢于袭击列车、火车站，杀害日本人、进攻县城，极尽其凶猛、恶劣之能事。”由此可见，我二、三支队在龙南、龙北的英勇活动，使得敌人丧魂失魄，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2）发动群众抗日与镇压汉奸、走狗相结合。我三支队每到一地发动群众的同时，也对当地敌情、社情进行认真的调查，一旦发现死心塌地效忠日本的汉奸、走狗，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坚决打击。4月20日，我三支队深入平原活动，突然遭到海伦县北孙广林屯自卫团的冷枪袭击，我军迅速于回包围了自卫团，为了争取神枪手孙炮（孙广林）参军抗日，未解除其自卫团武装，并对其本人进行了爱国教育。但他强调染上鸦片嗜好，身体不佳，不能吃苦为借口，口头表示回屯后只在家种地维持生活，绝不效忠日本。

4月21日，我们对孙炮进行一次考验，争取他做袭击叶家赛棚的向导。他说叶家窝棚墙高、炮台坚固，警戒森严，不易攻打。

叶家窝棚曾于1937年打死抗联六军西征部队三四十名战士，总是害怕我军报复，而森严壁垒。根据孙炮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夜间乘敌不备进行突然袭击。又根据孙炮的建议，部队进入了叶家窝棚东二道岗隐蔽等待进攻时机。不幸，突然天降大雨，战士受了寒冷的袭击行走困难，又发生了孙炮临战逃跑事件。故临时决定改变夜袭叶家窝棚作战计划，晚上进入孙凌阁屯休息、吃饭。

这次阴雨夺去了十一军王继周和三军王德富等6名同志的生命。我们回到后方密营恢复了体力之后，于5月6日深入平原，再次攻破孙广林屯，仍未解除其自卫团武装，进一步对孙炮进行教育，启发他翻然悔悟，以取得抗日军民的宽恕。但他回到集团部落后，不能脱离日本的羁绊，仍然拒绝我军进屯。根据他的表现，我支队于6月16日再次攻破孙广林屯，将其自卫团、警察武装全部缴械，并对自卫团长孙炮提出了最后的警告。

（3)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诺门汗事件发生以后，敌人为见固后方，加紧了修筑战略公路、铁路，以加强对我抗日部队作战的机动能力。公路是从伊吉密河经吴索里密营、二道河子至张家湾。这条公路修通以后，敌人可以大量盗伐木材、开采煤矿，同时对我龙南、龙北抗日部队的交通要道和后方基地都是严重威胁。因此，我支队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对其施工工地不断地进行了袭扰和破坏，延缓了敌人的施工进度，牵制了敌人的兵力。

（4）加强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青纱帐起之后，我三支队各大队分别深入到指定区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8、9月间，我率领三支队第一大队深入绥、海游击区，以欢迎马占山重返黑龙江省抗日战场的口号，团结其旧部参加抗日斗争，发挥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于天放、高继贤带领一个大队活动于绥棱一带，范春元带领一个大队活动在望奎一带。

由于我三支队活跃异常，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伪满洲国第三军管区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便派大批日伪军警跟踪追击。于8月12日至9月8日，日军原岩讨伐队、伪满军王太、刘德讨伐队2000余兵力，先后向我三支队频繁活动的缓棱县克苏舱桥、海伦县海北镇西郸永屯、七井子李林屯、三圣宫、盛家屯，马家围子等村镇发动猛烈攻击。但我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人进行周旋，终于使敌人妄图以优势兵力围歼我军的作战计划宣告破产。

两次平原游击的挫折

霜降以后，松嫩平原的青纱帐全部伏倒在大地上，我三支队游击健儿，又都重新集合在水草茂盛的欧根河两岸。我与于天放分别率领的三支队部分部队先后到达。但是，范春元带领部队在望奎县活动时，被副大队长杀害，队伍自行解散。我们利用部队短期休整的机会，交流了夏季利用青纱帐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活动的经验，并研究了冬季开展游击活动计划。

11月上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李熙山）到达欧根河视察三支队工作。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初冬深入到绥化、望奎、兰西等县活动两次。

11月中旬，我三支队从欧根河出发，穿过县层封锁线，直插松嫩平原东北部。本打算在平原地区求得人民的支援，解决冬季服装。未曾想到敌人来得非常迅速，我们刚刚到达望奎县北的一个村庄落下脚，日本守备队就乘着汽车跟上来子，互相对射半小时，我们主动离开汽车路10余里，以为可以安然地吃饭、喂马。不料伪满军百余名骑兵又包抄过来，双方刚开枪射击，日军守备队乘汽车猛扑过来。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拆消耗,我下令撤出战斗。下午，我们的队伍行至张维站，又是刚刚吃过一顿饭、喂了马，伪军一个团的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过来。我们还没来得及撤走，日军乘20辆车又追上来。幸亏日伪军打误会仗，我们借机从南面撤出来，于是我们日夜兼程，很快返回后方密营。

11月下旬，欧根河已经封冻，总参谋长许亨植也随着三支队深入到平原。这时敌人的冬季“讨伐”已经开始，日军、伪军、警察、特务多如牛毛，对我们抗日游击部队封锁得更严，战斗更残酷了。我率领三支队刚刚走出绥棱县境，一天下午行至欧根河左岸某大屯休息时，听到群众报告敌情，我们立刻转移了，使得日军扑了空。此后，我们的队伍又绕到克音河，利用河堤与尾追之敌进行周旋，以乘机深入平原。但狡猾的日军指挥官，利用优势兵力，采用前堵后追的毒辣手段，企图逼迫我军背水一战，致使我全军覆没。在紧急情况下，我三支队从克音河左岸的周家油坊过河后，被敌人分割成两部分，走了很长一段路，部队才集合在一起。这次遭遇战，我们忠诚的共产党员、英勇的爱国主义战士关树勋同志牺牲了。

从这以后，我三支队又回到山区欧根河畔。

从欧根河到南北河

1939年12月上旬，冯治纲率领一支40余人的队伍，从望奎县境撤到绥棱县境欧根河。我俩从去年11月在海伦分手，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经他自己介绍，我才知道他率领的队伍孤军深入平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仅半个月就减员半数以上。他对这次出师不利，甚为痛心和惋惜，果断决定返回龙北抗日游击区，总结经验教训，休整部队，以利再战。他在临走前，向我和于天放传达了总指挥张寿篯调我带领六军三师西征部队去龙北活动的命令。

12月中旬，我和郭铁坚、于天放、高继贤率领原六军三师和九军二师西征部队到达了南北河。我们走后，金策和许亨植又重新调整了队伍，在龙南指挥部指挥李景荫的领导下，新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三军独立一、二师余部组成，×××任支队长、X××任政治部主任。主要活动在铁力、庆城、东兴、木兰各县。第二支队由原十一军一师余部和三军七团组成，高吉贤任支队长、于天放任政治部主任。主要活动在绥棱、海伦、通北、兰西、望奎等县。

我和郭铁坚率领部队到达南北河之后，根据总指挥张寿籤的指示，主要任务是同六军十团在通北、北安等地进行游击活动。

张寿篯于同年11月20日宣暂就职以后，任命冯治纲为龙北指挥部指挥。冯治纲于1940年1月20日就职，但他未能来得及整饬龙北部队，立即率领六军十二团深入到甘南县、阿荣旗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1940年2月4日，他指挥六军十二团在阿荣旗三岔河上游任家窝棚与日本关东军、兴安军激战中以身殉国，时年33岁。

冯治纲同志是北满抗联著名的指挥员之一，他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和冯治纲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代表抗联六军三师全体指战员，向这位有勇有谋、屡建战功的抗日民族英雄，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

1940年1月下旬，我和郭铁坚率领70余人前往通北县活动，一天上午袭击了柳毛沟日本移民团伐木场。在激战中我的腿部负伤，是大家用担架拾回南北河东岸养伤的。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松涛林海，充满着新鲜空气和明媚的阳光，犹如世外仙境一般。我的身边只有警卫员王福臣（周福臣）一人，他在山边挖了一个洞，用树干铺成床，洞外用树枝掩盖着。

王福臣原是六军三师警卫连的一个排长，他为人忠厚老实，作战机智勇敢。1938年夏，师都选他做我的警卫员，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养伤期间，他时刻警惕敌人的袭击，还要给我做饭、买药，任劳任怨地照料我，使我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我养伤的地方，有一座马架房，住着一位50多岁的老王头负责交通站工作。无论哪个支队派人到总指挥部办事，都得事先通过他联系。这处交通站是保密单位，不允许随便进入，所以我在这里养伤两个多月，没受到任何干扰。

同年2月上旬，陈绍宾带领六军一师50余名战士到达南北河东岸。陈绍宾是在涂光海牺牲之后，受张寿錢政委的委托代理师长的。这次他来看望我时，详细谈了一年多的复杂经历。他谈的几个重要问题是：

（一）1939年上半年，我六军一师余部70余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带领这支队伍到了萝北县，去寻找六军政委张寿篯。6月间，在黑龙江边了解到张寿籍率领十一军一师部队西征的消息，无奈忍着饥饿，乘着一只小船驶入苏联境内。在苏联休整了4个月，补充了枪支、弹药，重返东北战场。

在黑龙江边了解到张寿篯率领十一军一师部队西征的消息，无奈忍着饥饿，乘着一只小船驶入苏联境内。在苏联休整了4个月，补充了枪支、弹药，重返东北战场。

（二）陈绍宾带领这支队伍，于10月间返回东北，并在汤原东部森林遇见了冯仲云。尔后，他带领部队穿过小兴安岭，于12月到达绥棱县老金沟，见到了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

（三）陈绍宾还散布有关赵尚志枪毙100余名抗联战士和企图谋杀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人的言论。当时，我对这些言论表示不相信，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听尚连生说的。我提醒他千万不要上当，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随后，陈绍宾和郭铁坚带领部队出去活动，这时我的伤口已经愈合，能够挂下地走动了。

一天，尚连生来到南北河，我向他进一步询问了陈绍宾散布有关赵尚志的问题。尚连生说：“x××等数十人违抗了赵尚志背两袋白面的命令而被枪毙。”

听了这些话，我更觉得他说的很不合乎情理。我感到：当前斗争是如此残酷，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时随地都在流血牺牲，陈绍宾和尚连生的言论将会破坏抗联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我更加担心敌人也会乘虚而入，进行破坏和捣乱，其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我为此忧虑的时候，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带领指挥部的同志到达我养伤的地方。随行人员中有三路军秘书长张中孚，工作人员金伯文，女电报员陈月华等。我对张寿籤同志的慰问和关怀很感激。他是开完中共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之后，从绥棱县回到南北河的。他还向我传达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我当即意识到，这一定是听信了尚连生的流言之后而作出的决定。

那时，我是北满省委的候补委员，听了他的传达之后，我开诚布公地向他表示：“这可是件大事，对赵尚志的错误事实应当面核对，才能最后下结论；否则一旦与事实有了出入，其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我还把陈绍宾、尚连生散布的言论及我的看法，如实向张寿篯同志汇报，并建议张寿婆去苏联见周保中、冯仲云共同商量此事。张寿篯思考了一会儿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历史最终证明散布有关赵尚志流言的尚连生，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投敌叛变，解放后已被镇压。

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侦察员向我报告：“伪军讨伐队正在寻找我们的住址，已经离这不远了。”张寿缀和指挥部的同志们都怕我在转移中不能走长路，研究用担架抬我走。我当即向领导表示：指挥部的警卫部队保护领导和机关先撤走，只要给我踩出一条撤退的路，留下一挺机枪和四五名战士能打伏击就可以了。

张寿篯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先走了。他们撤走时，按我的要求踩出了一条15华里的路。我的计划是打三次埋伏，给来犯之敌以严重杀伤，然后再转移到别处去。

总指挥部离开这里的次日上午，伪军讨伐队摸上来20多人，在我养伤的住屋没看到一个人影，就大胆地叫嚷起来。我们在附近的雪坑里埋伏着，敌人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我们乘敌人麻痹之机，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射击，这些送死鬼都趴在雪地上不敢抬头，我们利用这种战机后退了两华里。当我们选好地形，等了半小时以后，敌人又追上来。我们又打了半槽机枪子弹，敌人伤亡的仅是队伍前头的几名尖兵。后边的伪军听到机枪开裂声立即都隐蔽起来。第二次我们又乘机后退了三华里，等了两个小时敌人仍然没有上来。中午，我们在木沟河找了宿营地，观察敌人的动静。次日，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吃了败仗已经跑掉了，并没发现跟踪的迹象。

第三天，我们又回到了南北河东岸。几天之后，陈绍宾和郭铁坚分别带领队伍我敌后方，打了几次日本木营，都取得了胜利，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大约在1940年3月间，我又回到龙北指挥部第三支队，在北安附近的山岳地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