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道教信徒要改信佛教？

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道教信徒要改信佛教？

尚曦文史

联系萧衍的宗教信仰，还应当注意到南朝宗教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广弘明集》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第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

其实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以后面诗里有“穷源无二圣”的话，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原来萧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

《广弘明集》四载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由于家世信仰，所以萧衍的儿子邵陵王纶也于同月十七日上书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武帝宣敕嘉奖说，“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

《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对这个问题论证极为深入详尽。萧家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的地带，所以萧衍实际是“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如《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犹如近代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儿童出生后即受洗礼了。

上述论点，还可以从萧衍的小名得到证明。《梁书·本纪》称武帝“小字练儿”。《颜氏家训·风操篇》也说梁武帝小名阿练。练指道家修练，亦可作练师解。《梁书》七太宗王皇后传，“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琅玡王氏为天师道世家，皇后又名灵宾，与信仰有关，所谓“女师”，当亦女中练师之意。

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萨、罗睺，信道者名灵宝之类。萧衍的小字恰足帮助说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

萧衍早年信仰如此，所以和道教大师陶弘景有密切关系。而道教对萧衍的政治活动，也起过不小的作用。《梁书》五一《陶弘景传》记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陶弘景不仅提出了萧衍所建新王朝的称号，而且对萧衍之下决心夺取齐室政权，早已极力推动促进。

宋代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有较详细记载：“征东将军萧衍军次石头，东昏宝〔守？〕台城。义师颇怀犹豫。先生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水刃木处，及诸图谶，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洎将昭告，复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惧之。诘朝升曜，既而复雨。”考之《本纪》，梁武帝即皇帝位，告天于南郊，确为天监元年四月丙寅。

贾嵩的叙述大致本于陶弘景从子陶翊所撰《本起集》，因此所叙史实大体可信。沈约先世奉天师道，沈约本人也是道教徒，临终还请道士上章悔罪。萧衍夺取政权时，这两个主要的参谋顾问都是天师道徒，也许和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吧？

东晋南朝出于天师道世家而改宗佛教的，还不止萧衍一人。高平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昙兄弟被谢万讥为二郗“谄于道”，而郗愔的儿子郗超却改信佛法。谢灵运出生后，“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杜治是钱塘杜氏所在的道馆，从灵运之名也可知是世奉天师道的人。但他后来也改信佛教，临死还把三尺长的美髯捐赠给广州佛寺，用作维摩诘像的胡须。谢灵运所撰慧远法师诔说，“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用的是《论语》“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可见他离开杜氏道馆后大概不久就改宗佛教了。

《真诰》十九载刘宋时马朗、马罕敬事道教，“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耳”。又说有吴昙拔，“颇有才致，初为道士。……其后事佛出家”。东晋南朝很少听说佛教徒改宗道教，却颇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

也有虽非改宗，而兼习佛法，如《真诰·稽神枢篇》说，“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这说明佛教对于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

陶弘景的母亲，也是“精心佛法”的人。道教天尊原来没有形象，刘宋时仿效佛教，才制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人信奉供养。陈马枢《道学传》中宋代著名道士陆修静传说他“及生之日，蹠有重轮，足有双踝，掌有大字，身有斗文”。这完全是仿效佛经里释迦牟尼的“相好”亦即身体上的特征而制造出来的。

道教经典如陶弘景的《真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抄袭了《四十二章经》。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为什么颇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了。

以上是对照佛教与道教的总的情况加以推论，但梁武帝改变信仰的具体契机，从史料得不到线索。此外，还有两点应该指出。

一、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如上所述，他夺取政权前后，道士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所以他即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屡为国讲说”。

二、梁武帝改宗以后，虽然迷信佛教达到愚蠢之至疯狂已极的地步，但对道教并未采取排斥打击态度。不少材料证明，他和陶弘景的友谊始终不渝，而且不只限于谈论书法。天监十五年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他的宗教活动。尽管《述三教诗》以佛教为至上，但实际上萧衍作为皇帝是“三教兼弘”的。

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标榜儒家孔孟之道为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与佛教道教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非从根本上有任何抵触，所以有可能和平共处。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具有欺骗麻醉作用。

从中国以及印度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如果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梁武帝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