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庸调崩坏到专营复行：透视唐朝财政与兴衰关联

唐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帝王贤明、人才济济、军力强大、文学繁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称作“盛唐”的时代。安史之乱成为转折点，使得这个曾经鼎盛的帝国走向衰落，每每提及这段历史，总令人唏嘘不已。

盛世衰败的原因众多，但若从财政税收的视角切入，会发现唐代的衰落最初是财政问题，随后演变为军事危机。

财政来源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朝并未像汉代那样实施盐铁专卖制度，也未像唐后期及两宋时期那样广泛推行盐、铁、茶、酒等专营政策，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大量税关以征收商业税。

李渊建国之初，便废除了山泽税与盐税，将原本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交由民间经营。李世民登基后，随即下令废除潼关以东的所有关卡，促进商品自由流通。

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采用的是租庸调制。该制度起源于北朝，以均田制为基础，主要通过征收粮食、布匹或劳役来获取财政收入。

唐代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收益，政府可支配财富的总量与土地的产出密切相关。由于适合耕种的土地数量有限，因此财政收入也受到限制。加之租庸调制依赖于均田制的实施，一旦均田制难以推行，税收收入便会受到影响。

唐朝建立之初，战乱频繁，正是百姓占地逃籍的高峰期。高祖采取宽松政策，未恢复隋朝时期高效的行政体系，人口统计与土地丈量始终未能达到隋代的精确程度。即便是受田人去世，其家人也往往不愿将土地归还政府。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政府逐渐无法提供足够的土地进行分配，均田制逐步失效。农民获得的土地不足，却仍需缴纳固定额度的租庸调，导致负担加重，开始寻求各种途径逃避赋役，最终破坏了租庸调制度。

此外，由于疆域辽阔、区域人口流动性大、利益驱动等因素，超出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使得政府难以实时掌握准确的土地与户籍数据，导致唐代自建国之初便陷入财政困境。

由于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国家运转，唐朝的历代皇帝不得不另辟蹊径。

主要支出

行政支出中最刚性的部分，一是官员俸禄，二是军队开支。

官员俸禄方面。高祖建立唐朝后，实行“公廨田”和“公廨钱”制度，各部门无需中央每年拨款，只需初始拨付一笔资产，由官员自行经营以获取利润，用于维持部门运作与人员开支。

具体做法是政府向各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与资金，并安排专人负责放贷与收租。此外，根据官职高低，政府还授予官员永业田与职分田。

官员调任时需交回职分田，到新任所后再重新分配，而永业田则可长期保留并传给后代。官员所获得的职分田与永业田远超普通百姓，从而保障了其收入，减少了对财政拨款的依赖。

然而，制度并未如设计者所愿顺利运行。首先，依靠初始资产赚取利润维持运转难度极大。经营土地涉及出租、收租、运输、储存、销售等多个环节，周期长且易出错，收入难以保障。

其次，官僚队伍迅速膨胀。武则天时期大量增设官职，至中宗时甚至出现宰相、御史、员外官“三无坐处”的臃肿局面。开元、天宝年间，又广泛设置使职，官员在正俸之外还享有兼职收入，导致财政负担急剧上升。

军队开支方面。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也逐渐式微。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开始推行募兵制，为应对帝国西部与北部的军事需求，募兵数量不断增加，军费支出迅速上升，中央财政难以支撑。

当政府需要更多兵力时，并未统筹财政状况，而是沿袭旧制设立节度使，令其自行筹措军费并解决粮草问题。节度使掌握军政大权，造成权力失衡，最终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专营制度复行

安史之乱对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叛乱平定后，盛唐的元气已大为损耗，中央财政收入锐减。中唐以后，为缓解财政压力、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各项专营政策陆续恢复。

盐业专营。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政府推行新盐法，垄断盐产区，招募游民开采盐矿，并由政府统一收购，禁止私人贩卖。随着叛乱平息，全国范围内实行盐专卖。专卖前，每斗盐售价为十文，专卖后涨至一百一十文，差价成为政府财政收入。

代宗时期，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着手改革盐政，推行“就场专卖制”，不仅大幅降低了国家运输与销售成本，也扩大了官盐的销售范围。

在精简专卖机构与官员的同时，加强对盐业生产的集中管理，并强化仓储体系，从源头上打击私盐，最终实现“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的局面，盐税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茶叶专卖。文宗时期，政府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将私人茶园收归国有，由政府派员管理，全面控制茶叶生产与销售，实行完全专卖。但由于方式粗暴，引发强烈反对，后仿效盐专卖制度，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模式。

酒业专卖。德宗时期，专卖范围扩展至酒类，规定全国范围内酒类由政府酿造，由州县统一管理。

除盐、茶、酒三大商品外，铁、铜、金、银、锡、铅等矿产资源也被纳入专营体系。专营制度的恢复成为李唐王朝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专营制度因财政困境而起，推行仅八年，全国盐利已达约150万贯，为肃宗、代宗时期平定安史之乱提供了军费支持。刘晏主管东区盐政后，海盐专卖收入迅速增长，占据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成为漕运、宫廷开支及官俸的重要来源。

专营制度的恢复有效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在唐专卖机构中，负责地方事务的巡院，在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接管了原属观察使的转运职责，避免了州县截留赋税和榷利，确保财政收入上缴国家。

同时，巡院还负责督查地方财政与赋税政令执行情况，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掌控，剥夺了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此外，巡院以财政监督为切入点，被赋予监察地方州县、节度使、藩镇财政经济与行政事务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藩镇割据的势头。

但专营制度的成效必须依赖行政集权作为保障。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已无法直接控制全国领土，专营制度的实施范围仅限于实际控制区域，削弱的也只是控制区域内的地方势力。

结语

唐朝初期依赖租庸调制度，以均田制为基础，但因土地分配失衡与户籍混乱，逐步陷入财政困境，最终引发军事危机。安史之乱后，政府重启盐、茶、酒等专营制度，短期内充实了国库，遏制了地方势力，成为延续国运的关键举措。然而，这一转变既是财政压力下的无奈之举，也反映出经济制度与王朝兴衰之间的深刻联系，终究未能扭转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