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差一个宗教改革

——再怎么为释永信辩护，也拯救不了佛教如今的信用破产危机。万念俱灰，信众掐灭贪嗔痴奔向空门。怎奈空门不空，只不过同样贪嗔痴的人，披上袈裟演戏一场。

——“袈裟未著愁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送德轮行者》深刻揭示了佛教的千年困局。人们未出家时总觉得人生烦愁事太多，以为出家遁入空门就可摆脱烦恼，哪知真正穿上袈裟，烦恼依旧，甚至忧愁之事更多 。

——和尚也须美女度，美女才是真菩萨。佛教的清规戒律，很多都是反人性的狗屁规矩。不成家不喝酒吃肉这样的戒律，很多和尚根本遵守不了。也没有遵守的必要，没啥意思。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出家。与其装模作样制定那些毫无意义容易穿帮的清规戒律，不如废除这些清规戒律。这样佛教反而甩掉了很多包袱。

——出这么大的事，如果还不允许说，还不吸取教训，那么中国佛教真的可以歇菜了。如我们的美女依夏所言:“真正的佛教徒应该是和俗民一样的结婚生子吃肉喝酒，才可能真正的救俗民。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佛教徒要禁色禁欲禁吃肉[呲牙]。”美女唐兰英（Cindy）说:“都是借着各种教义奴役人的思想和金钱。”

——从佛教的产生背景和基本主张来看，可谓对婆罗门教的反动。其遮诠法可视之为对婆罗门名教的反动，众生平等也可视之为对种姓等级制度的反动，的确从“普世价值”角度来说，佛教比印度教更加靠谱一点。种姓制度乃是一种劣质文化，是雅利安人征服达罗毗荼人的殖民文化，毫无“平等”可言。

——佛教，基督教产生之初，的确在政治上都是比较“左”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对既有社会等级压迫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就是伊斯兰教，他也在立教的时候具有反抗旧贵族的一面。

世界三大宗教的问题，都在于以极具反抗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吸引被压迫者，然后当他们影响力大起来之后，尤其是当权贵加入进来之后，他的革命性就慢慢消解了，慢慢就沦为了为统治者说好话，反过来劝被统治者顺从忍耐的一种帮凶或帮闲了。世界三大宗教，无一不是成为了被压迫者的一声痛苦的呻吟。

——过去的天主教也好不到那里去。今天基督宗教的光荣始自宗教改革。也并不是说基督宗教他一定会支持普世价值。过去的天主教，现在的东正教，他们都是妥妥的专制帮凶。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天主教与过去的天主教的确有不同了，天主教也在不断的反思与与时俱进。如果要说宗教宽容，今天的天主教比基督更正教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佛教在印度被印度教击败。我认为并非输在没有普世价值。佛教的确具有反对种姓制度这个积极的一面。但现实的问题在于，平权的时代那时还没有到来，众生平等只能沦为一句空谈，喊完口号之后还得该干嘛干嘛，口号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接下来佛教又不得不忽悠信徒还是顺从吧忍耐吧。那时的确找不到方法论。长久找不到方法论，那是不能持久的。被统治者最终会发现，我信你没有什么用。你在忽悠我。

——对于古印度的所谓辩论追求真理，这个可能还是太过于天真幼稚了。与其说辩论普遍性地在于追求真理，还不如说那时更多的是王权裁判干涉下的带有政治性的表演性质。古印度宗教史上，宗教活动与王权政治始终保持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表面看来，盛大的无遮大会是追求宗教真理、弘扬平等精神的崇高集会，那烂陀寺是独立纯粹的**学术圣地**，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兴替是思想较量的自然结果。然而深入历史肌理，便会发现这些宗教现象背后始终贯穿着王权力量的深刻介入与精密操纵。

——西方的宗教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文化事件。在历史上，宗教机构的存续、宗教思想的传播乃至宗教派别的兴衰，无不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紧密相连，宗教领域从来不是超越政治的净土。过去的基督教如此，今天的中国佛教也是如此。今天的佛教实行僧俗二元制。僧侣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教父，借助政治权力的许可证拥有宗教统治权。而俗家信徒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普通信众，处于一种被驯化和被收割的弱势地位。僧侣依靠政治权力垄断教权，依靠资格证规训信众。僧侣高高在上，信众匍匐在地，僧侣与信众的宗教地位乃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虔信徒的赎罪券成为韭菜的献祭，而功德箱中白花花的银子则成为激发僧侣贪嗔痴的诱因。只有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赖，教众获得宗教自治区，佛教才能真正获得新生命。

——任何一个宗教，想要逃避公共批评，是不大现实的。但各大宗教或学派试图逃避公共批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儒家逃避批评的方法是声称“这些坏蛋不代表儒家”“他们是伪儒家，不是真儒家”。某个国际佛学僧逃避公共批评的方法之一，是说一句“中国没有佛教，印度才有佛教”，以此来维护“佛教”的伟光正。改变约定俗成的用词（“佛教”）的定义，用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造成名实不分，是国际佛学僧最大的问题。如果这是因明学的典型手法，的确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