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中国投资过剩、消费不足，核心原因是缺乏调节消费与储蓄的市场化机制。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对资产没有话语权。中国国有资产名义上归全民，但老百姓没有实际控制权，无法从资产回报中获益，导致消费偏低、投资过剩。
从现实数据来看，各国储蓄中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通常呈不相关性，企业储蓄越多，居民储蓄越少，甚至为负数。因为在私有制下，企业归居民所有，企业储蓄最终也是居民的财富，就像一个人两个口袋，居民只在乎总储蓄，不在乎哪个口袋多，这也叫资产的替代效应。
但中国不同，将中国数据加入跨国对比，会发现中国储蓄的独特之处在于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都居高不下，且两者不相关。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利润增速持续下降，企业储蓄却持续上升，居民储蓄几乎没变。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有关。
2018年国民经济普查显示，全社会企业总资产914万亿，其中国有企业资产475万亿，还未算政府拥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但国有资产名义上归全民，实际上老百姓却感受不到，也用不上。国企利润好，老百姓不会觉得自己有钱，也不会因此多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低。首先看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到60%，二次分配后，可支配收入占比约60%，占比低，消费自然高不了。肯定有人好奇，有些国家居民储蓄为负，收入占比60%，却有70%的消费占比，中国为什么不行？
因为那些国家企业归居民所有，企业储蓄也是居民财富，居民可以通过借贷等方式提前消费。但中国居民的财富主要靠自身积累，企业储蓄与居民关系不大，在收入占比60%的情况下，消费不可能超过60%。
增加居民消费占比，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但工资性收入占比很难提高。赫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工资总额占GTP（疑似应为GDP）的比重是一个常数。现实中，中国居民工资的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工资总额占比相互关联，仅靠加工资来提高居民的收入占比并不完全正确。
真正要增加居民收入得靠财产性收入。中国企业利润占GDP的20%多，但居民从企业得到的分红总额从未超过GDP的0.5%，分红缺失导致居民收入占比低，这才是关键。
投资并非越多或越少越好，而应随回报率变化，与消费者偏好匹配。当投资过剩时，最优方法是减少投资，将资源转移给消费者消费。这需要企业把收入通过分红转移给居民，但中国企业几乎不分红，导致资源无法转移，只能刚性投资。
这就是中国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缺乏调节消费与储蓄的市场化机制，根本原因是消费者对资产没有话语权。中国国有资产名义上归全民，但老百姓没有实际控制权，无法从资产回报中获益，导致消费偏低、投资过剩。
总的来说，中国消费不足是因为大量国有资产的回报没有流向消费者，国民收入未充分流向居民部门，老百姓感受不到，消费因而偏低。大部分国有资产的回报刚性变成了储蓄和投资，不管回报率有多低。
从悲观层面看，中国企业投资行为缺乏消费者的约束，导致过度投资。如果企业的股东是消费者，投资回报率低时，股东会要求分红。但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更看重规模而非回报。民企股权集中在创始人手中，大部分更倾向于生存，哪怕低效益投资也在坚持，这更加剧了消费不足。
解决消费问题，不是把消费占比提高到某个目标，而是建立调节消费与储蓄的市场化机制，让全社会的资产直接为居民福利做出贡献。私有化不是选择，苏联东欧的教训显示，私有化容易被内部人控制，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未剥离前，私有化会导致企业持续亏损，最终需政府补贴来维持经营，补贴就有可能流入私人钱包。
另一个限制是，AI时代生产无需大量人力，资产若仍在少数人手中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所以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让资产回报流向所有人。
专家建议实施全民国企基金计划，设立若干国有投资基金，将国企股份分给基金，基金份额平均分给每个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卖掉份额，但可以每年获得分红，还能在基金中转化份额。基金为竞争份额会优化投资，促使国企提高效率。
低效益的国企会被要求分红，资源也能更好地流向居民部门。这个方案在可控范围内连接了国企与老百姓，形成了竞争性的所有权市场，实现了消费与投资市场的优化调节，最终最大化了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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