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荔枝到外卖大战：千年未变的成本转嫁困局

各位读者：

大家好！

尽管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命运多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同名电影的热度。截至 2025 年 7 月 23 日，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仅 6 天，累计票房便已突破 3.21 亿。作为这部电影的票房贡献者，同时也是原著小说的读者，《科技眼・看世界》栏目将由笔者执笔，聊聊那些或许片面、却真实触碰到的电影内核。

小说中，圣人下达“岭南荔枝三日达”的命令后，正是这个指令，让抽中“倒霉彩票”的“荔枝转运使”李善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身为文官，却要完成数理般复杂艰巨的任务。李善德运送荔枝的过程，撕开了盛唐繁华表象下的腐朽：皇权肆意妄为，官场腐败丛生，而这一切代价，最终都由底层百姓承担。若要用一句话为《长安的荔枝》的故事作结，笔者认为最贴切的莫过于这句：“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千里荔枝苦。”

拥有李善德这样的执行者，是长安的幸运，可在现实世界中，类似的荒诞决策却屡见不鲜，甚至更为惊悚。

当决策者将目标异化为政绩符号或资本游戏时，必然引发资源错配与系统性风险。《长安的荔枝》不仅是一部热映电影和畅销小说，更是对现实的深刻映照和警示:发展应基于对规律的敬畏和对民生的关怀。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的覆辙 。

文/Lonny

编辑/cc孙聪颖

一、长安荔枝：权力主导下的成本外部性转嫁

作家马伯庸在创作《长安的荔枝》时，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获得灵感，将目光聚焦于运送荔枝的小人物李善德，以微观视角展现大唐天宝年间那段隐秘又惊心的故事。

从经济学“成本外部性”视角看，“岭南荔枝三日达”的指令背后，藏着一套扭曲的成本逻辑 。李善德为完成任务所动用的驿站系统、砍伐的沿途树木、消耗的驿卒体力与吧百姓劳役，都是未被计入“荔枝运输账”的隐性成本。

这些成本被权力结构层层转嫁：顶层（皇室）只享受“妃子笑”的收益，中层（官场）借执行邀功，底层却要承担所有代价。就像“成本外部性”理论揭示的，当成本不用决策者承担，资源就会被肆意透支。

李善德凭借对数字的敏感和反复试验，设计出精密方案，可这不过是把底层的苦难包装成“奇迹”，在马伯庸的笔下，盛唐的繁华下，早已埋下资源掠夺的隐患。

二、现实案例：政绩与资本的外部性失控

当代的荒诞决策，同样逃不开 “成本外部性” 的陷阱，只是换了形式。这与马伯庸在小说中展现的权力逻辑和社会困境有着相似之处，虽时代不同，却有着共通的荒诞与无奈。小说里，李善德为完成荔枝转运的 “不可能任务”，不得不透支沿途驿站的人力物力，将巨大的执行成本转嫁给底层驿卒与百姓；而现实中，类似的逻辑仍在以更隐蔽的方式上演。

将目光拉回 10 年前的广西：2016 年，柳州轻轨项目以 “提升城市形象” 为名启动，规划建设 7 条线路、总里程 226 公里，却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 —— 施工方在未取得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情况下擅自开工，最终因资金链断裂于 2022 年全面停工。2024 年，部分已建成的墩柱被强制拆除，彻底暴露了这场 “未批先建” 的违规操作本质。

更值得警醒的是，项目直接导致柳州新增 176.95 亿元隐性债务，两任相关官员接连落马。这笔债务的本质，是将建设成本粗暴转嫁给城市未来：本该投入教育、医疗的民生资金，被强行填入政绩工程的窟窿。就像《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为完成任务透支驿站系统，柳州为虚名牺牲了民生根基，最终的成本，终究要由一代代纳税人来承担。

恒大的案例则更具警示意义。2019 年，恒大汽车高调入场，喊着 “三年投入 450 亿”“打造世界最大” 的口号，却全然无视汽车行业的发展规律 —— 既不考虑任何技术可行性，也不尊重行业发展的客观逻辑。许家印盲目的乐观和好大喜功的情绪主导下，企业借造车概念大肆融资套现，最终截至 2025 年，相关业务负债已超 700 亿元，子公司接连破产，巨额亏损转嫁给了无辜的投资者与购房者，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

这与《长安的荔枝》里杨国忠为彰显权势，硬逼李善德实现荔枝 “色香味不变” 的逻辑如出一辙：前者是资本为逐利无视风险，后者是权力为虚荣罔顾现实，本质都是将自身决策的成本转嫁给外围群体，最终只留下一片狼藉。

而在当下的商业场景中，外卖大战也呈现出类似的成本外部性问题，许多商家因此面临血亏的困境。

外卖平台为抢占市场，投入大量补贴，商家虽订单量有所增加，但利润却大幅下降。平台会收取技术服务费、配送服务费等费用，且商家通常需承担部分补贴成本。以一份30元的外卖订单为例，商家可能需支付约40%的费用，综合下来利润微薄。

据媒体报道，深圳王姐猪脚饭店，堂食卖15元的小份猪脚饭，扣除活动补贴、佣金、配送服务费后，店主最终到手不到10元，而成本就要10元，基本无利可图。还有商家为对冲成本压力，选择降低食材品质或减少分量，这又会导致差评率上升，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影响生意。

此外，外卖大战还导致堂食客流量骤减，一些原本以堂食为主的餐厅，营业额大幅下降，经营状况愈发惨淡。有做餐饮二手设备回收的人员表示，近期回收餐饮门店设备的数量明显增加，不少商家因难以承受亏损而关店止损。这些案例与《长安的荔枝》中皇室需求转嫁成本的逻辑一致，都是部分主体为满足自身诉求（抢占市场、维持地位等），将成本转嫁给第三方，造成资源浪费与利益受损。

三、破局关键：用制度牢笼锁住“外部性”的蔓延

无论是长安荔枝的民怨沸腾，还是柳州轻轨的债务泥潭、恒大汽车的破产残局，亦或是外卖大战中商家的经营困境，本质都是“成本外部性”失控引发的系统性危机。要避免历史重演，需从根源上建立“成本约束机制”，让决策者无法再将代价轻飘飘地转嫁给他人。马伯庸笔下李善德在绝境中坚守底线、反抗不公，也启示着现实中我们对正确价值观的坚守。

从经济学逻辑看，首先要明确“成本归属”。就像给“荔枝运输”立一本明账，把驿站损耗、百姓劳役都计入皇室的“消费成本”，当代项目也该在决策前算清“全周期账单”——柳州轻轨若提前公示隐性债务对民生投入的挤压，恒大汽车若如实披露亏损对投资者的风险，外卖平台若将商家的实际成本纳入自身运营考量，许多荒诞或许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决策者的权力必须与承担的成本挂钩：搞政绩工程的要为债务负责，玩资本游戏的要为亏损买单，平台经营的就要为商家的合理权益兜底，如果杨国忠会亲自赔偿驿道被毁的损失，“三日达”的指令或许就不会轻易发出。唯有让“谁决策、谁担责”成为铁律，才能遏制“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恶性循环。

最终，发展的本质应是“收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平衡。《长安的荔枝》告诉我们，当成本总是由无辜者承受，再繁华的盛世也会崩塌。守住这条底线，才能让每一份投入都服务于真实的民生需求，让每一名决策者头上时时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些 “高举高打” 的项目泡沫终将消散。它们留下的不仅是烂尾的建筑与断裂的资金链，更是对公共信任的透支 —— 当民众看到耗费百亿的工程沦为废铁，当投资者发现 “改变世界” 的承诺只是圈钱的幌子，当餐饮商家在平台规则的挤压下入不敷出、渐失信任，社会便会积累对发展叙事的集体怀疑。唯有回归常识，让每一分投入都对应真实的需求，让每一个决策都经得起时间检验，才能避免重蹈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的历史覆辙。

让合理的目标落地，让执行的代价可控。切莫清风拂过荔枝树，豪言壮语终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