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是对庸俗“人性论”的总清算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天书

　　看完《南京照相馆》，我想说申奥导演所塑造的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这个角色，可以看作是对过往几十年来作为矫枉过正产物，以至于最终发展成流毒的庸俗“人性论”的一次总清算。这个角色重新定义和诠释了什么叫复杂人性。

　　人性论，或者说展示角色的复杂人性，是从改开后的文艺作品中开始出现的，是对“前三十年”时期“高大全”人物角色的一种反动。

　　以苏联的《夏伯阳》为代表，以革命宣传为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行一种“高大全”的艺术形象，其常见技法是将多个人物、多个时空下的优秀品质、先进事迹集中在某一个虚构角色上，而集中了多人优秀品质的主角，则表现为多角度、多维度下都光鲜亮丽的人物特点。

　　由于现实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是高大全，但文艺作品又需要不断生产，不可能只停留在个别经典，所以长期下来就产生了一种逆反。八十年代之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反思主义泛滥，文艺界开始反思“高大全”，追捧复杂人性。

　　然而，由于我国文艺创作界在当时理论视野，现实认知和思想深度的严重不足，对复杂人性的过度滥用很快走向庸俗化。

　　对异化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讨论变成了没有马克思，只有打着人道和解放异化幌子的自由主义；对五四和启蒙的讨论变成了启蒙神话和现代性的狂热膜拜；对宗教的讨论变成了神爱世人……八十年代每一种思想潮流的讨论，落在文艺创作中都难逃从“高大全”变成“高大洋”的命运。

　　面对中国人，主张没有绝对的好，即使受苦受难被压迫被不公平对待也要反思；面对西方人，没有绝对的坏，从自由主义，启蒙神话和神爱世人等信仰出发，干再多的坏事也会发掘出闪光点。

　　这种视角上的偏差和对角色的诠释不是个别文艺工作者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集体癔症”。比如就算是《鸦片战争》这种作品，里面还要有个英商的女儿玛丽（艾玛·格里菲斯饰）这种角色。

　　这样的惯性逻辑，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已经撞到了墙上，塑造了相当多的令人无语甚至反感的场景，以下试举一二：

　　在电影《金刚川》中具有复杂人性，和人性光辉的美军飞行员，看到志愿军以人架起的浮桥，选择了放弃轰炸；

　　在电影《长津湖》中向“冰雕连”场景致敬的美国鬼子；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参与暴行的日军官兵不断的经受伦理与内心的谴责，最终精神失常回国自杀了；

　　在电影《八佰》中看到中国军队殊死抵抗日本侵略军，而为这种精神所感动的公共租界高贵洋人，难掩对中国人的同情，居然骂了几句日本人，被这种精神感动的租界高贵华人则叹息不止。

　　然而实际上，我们遍访史实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存在的，是当代人想象中的当代史。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是当代影视人在膜拜式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构想出的当代史。

　　笔者在微信读书上读过一本书，是具体挖掘山西地区日军暴行的《炮楼里的女人》，各位读者有空可以翻一翻，对于史实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侵华日军老兵忏悔人员的访谈中，一个忏悔的侵华日军老兵曾对着镜头坦率的说，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文化就是认为中国人不是人。

　　就在这样的普遍兽性的军队中。我们过往的文艺作品仍然要去强调和发掘其所谓人性光辉的一面，这简直是荒诞而可笑的。甚至更具有当代性的案例，现在还在距离我们7000公里外的巴勒斯坦日复一日的上演。如果关注过一些事例的网友就可以发现，某些“具有人性的以色列女兵”简直和《南京照相馆》中的第六师团十三联队摄影师伊藤秀夫如出一辙。

　　《南京照相馆》为我们带来的更为新颖的人性的复杂度，用笔者的个人理解来说就是折叠的黑暗而渐次展开，充分展现了罪恶之人的复杂人性。

　　伊藤秀夫在片中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看起来文弱秀气、甚至可以说是和煦善良的样子，他不愿意开枪、动刀杀死中国人，貌似是日军黑色背景下的一抹亮色。随着时间推移，伊藤本人的凶戾、视中国人命如草芥的特征渐次涌现。

　　他对给他帮忙的中国人给予极其有限的回馈（安全保障“限2日内”）；他对小狗富于爱心、却对背景下的中国人尸体无动于衷；他对杀人、砍头、强奸杀人等兽行缺乏兴致，却对拍照记录枭首、枪决、活埋等兴致颇高；他仅仅因婴儿哭闹而呵令，造成军曹将婴儿摔死，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命令“顺民夫妻”抱着死去婴儿权做“王道乐土”影像的道具；他甚至因无法直接开枪打死帮助他冲洗影片的“阿泰”，而决定让日军检查站备案他给出的两张通行证的编号，一经发现即刻杀死。

　　而这一切，在最后火烧照相馆这一幕里，打斗中火光照亮了伊藤秀夫秀气的右脸，而阴影中被酸液烧伤的左脸却显得那么狰狞，宛若撒旦魔鬼，这一幕的镜头语言令笔者赞叹，光明中的人性右脸，阴影中的狰狞左脸，大概就是伪装成人类的魔鬼吧。

　　对影史有了解的观众不难看出，伊藤这个角色绝妙地讽刺了小津安二郎。我们来看看小津安二郎当年的言论就会明白：

　　我们再往深说一层，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由于社会欠发达和信息不对等导致“缺乏自信，矮人一头”，这种文艺作品中的庸俗人性论大行其道还情有可原，但新世纪之后，尤其在东西方交流如此便捷，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东西为什么仍然深深根植于一些人的头脑中呢？

　　比如我们再看《南京照相馆》，摄影师伊藤秀夫是华族出身、锦衣玉食。他们没有弄脏手，没有直接亲手杀人、奸淫，甚至会向“对他好的中国人回馈”，所谓“我们是朋友”。其“我不是恶人”的自我认知，是高度自洽的。

　　片中，当日军要射杀战俘，让伊藤秀夫拍下这些瞬间的时候，有一段蒙太奇，把拍照，和开枪，放到了一起。当子弹上膛、瞄准、扣动扳机，和对焦、调整光圈、按下快门被并置在一起时，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力量。手指拨动之间，照相机是精密器具，步枪是现代工具，这个“子弹时间”是《南京照相馆》所拍出的那种“大屠杀”的瞬间，凝聚了人类的震惊、恐惧和愤怒，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笔者感到了震颤。

　　对西方现代思想稍有了解的观众自然不难想起汉娜·阿伦特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反思和理论构建，所谓“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伊藤秀夫种种矛盾之处，是类似“平庸之恶”下的灭绝营中的纳粹军官。

　　可以说，《南京照相馆》把日本人这种独特民族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日本人的概念就是“超克”的过程）产生的“平庸之恶”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展现在以往是稀缺的。

　　我们要问，“平庸之恶”这种理论信息很难获得吗？这种联想和理论的套用很难想到吗？恰恰是全然相反的。然而，我们在中文环境中经常能看到有人把“平庸之恶”的概念用到反思和批评中国社会现象上，反而到了关于日本侵华的讨论中往往就不见踪影。

　　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这种理论的使用是有等级的。阿伦特哲学完全是基于犹太人自身的建构，甚至连“Holocaust”这个词也是完全为犹太人专用，你黄种人是不准用的。所以有些人还真就不往外人身上用了。

　　所以美西方对纳粹屠杀和日军屠杀长期持双重标准，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东亚的前现代化社会中常见的征服与屠杀，与现代性无关，不值得讨论”（见戴锦华相关采访）。所以上野千鹤子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会指责张纯如坚持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有30万是为了“把广岛核爆从受害者金字塔上推下去”。被原子弹炸死就是现代死法，就值得反思了，是吧？

　　由《南京照相馆》出发可以讨论的东西太多，限于篇幅今天我们只讨论《南京照相馆》所展现的人性于过往此类影视作品中的人性论的差异。就如开头所说，《南京照相馆》是对几十年来涉及战争的文艺作品中庸俗“人性论”的一次总清算。下次也许我们可以从机械的“阶级决定论”再讨论过往对于日本侵华的一些刻板认知和观念。

　　对《南京照相馆》，我们想夸的还有很多。比如看过这部电影就会发现：原来不用拍女演员露胸露腿露屁股、带有浓厚性羞辱的镜头，也能拍出鬼子的兽行。之前的南京大屠杀题材作品，已经让观众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一批逃过屠杀的逃难者，经历艰辛有人牺牲、有人幸存，而幸存者一般就是小孩，代表着希望。如同看见伊藤秀夫的第一瞬间，笔者立刻思考“这是一个有人性的鬼子吗？”，看到金承宗一家的全景展开，笔者下意识的会认为，小女孩和男婴总是能逃出去的吧，特别是在后面金家母女得到了所有人保护下的通行证，这一点几乎被笔者落槌敲定。

　　甚至在选角上，金家女儿也选取了一个聪敏可爱的演员，基于过往观影的角色语言，这种角色往往是会逃出生天的，但在片中，并没有。所以当看到她们拿着通行证也被奸杀，而鬼子居然以此行为来释读他们理解下的“仁义礼智信”，实在令笔者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和严重不适，的确，鬼子真的不是人，是DND世界中混乱邪恶的什么生物。

　　本片的立意上是比之前类型片也有明显超越，更抽象地来说是主体性。林毓秀（高叶 饰）九死一生、在其他人以命掩护下把记载日军南京暴行的胶片送了出去，向国内媒体、西方媒体发出去。在片中，引发了西方舆论大加挞伐，和美国严肃地反应，美国人民在日本驻美使馆外面集体抗议，焚烧日本国旗。

　　在过去的类型片中，这往往就是影片结束的标志，真相大白于天下、公理得到伸张，基本上电影就结束了，看到这里笔者也有些担心，但看了下表，哦还好。果然，电影并没有结束，结束的标志是战争后进行的民国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等战争罪犯，和对其进行制裁。对日军战犯的枪决，才是正义的回归。

　　这就回应到了之前我国立场文件中经常明确的内容：维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维护战后格局的正义性。这是因为这战后格局，是我们，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用血肉所缔造和铸就的。

　　不知道观看了《南京照相馆》的读者，有没有在哪一刻崩不住情绪。笔者二人分别是在“我不叫阿泰，我叫苏柳昌，南京1区2组的邮差，编号1213”这段，和主角们合影以及放映壮丽河山这段。

　　逃离南京城前夜，照相馆店主缓缓展开那一幅幅描绘祖国壮丽河山的背景幕布，可以说是全片最令人动容的一幕。而“雨花台、挹江门、中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可你们这么糟蹋！”，所展现的也是不同于之前类型片的精神风貌。

　　过往的类型片，往往集中于苦难，是精神诉苦，是罪行控诉，大抵带着一种“熬”的精神底色；而本片则以更加昂扬的感觉，不止于诉苦，是对侵略者的痛斥怒喝，也是对历史精神的接续。

　　从1937年南京大屠杀到现在，八十余载已过。前事不忘，中华民族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有铭记历史，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