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必须先改分配

作者| 万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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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财政部数据，2025年1-5月，全国国企盈收同比下降0.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8%；4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65.1%，同比上升0.2%。

与此同时，一纸“催债令”，《关于进一步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的通知》也随之而来。

用词之严厉、措施之具体，近年未有：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不得拖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账款，违者将面临严厉问责。

截至2024年三季度数据，全国机关、国企拖欠民营企业账款超过8600亿元，同比增长13%！

其中，63%是制造业企业，它们正担负着产业升级、解决就业的重责……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此情此景，你是否有一种今夕何夕，似曾相识的轮回感？

90年代末，我们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朱总理抱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顶着一批职工下岗的压力，以雷霆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兼并破产”、“终止重复建设、清除产能过剩”、“裁撤冗员”等改革，实现了国企“三年脱困”。

没想到，短短二十余年后，我们又跌回了坑里。

01

消费为何不足？

最近，反内卷概念火热，很多观点将之视为中国的第二次供给侧改革。

问题是，企业反内卷还没看到什么效果，劳动力市场自己先开始了内卷，供过于求，导致岗位收入下降。

普通人的平均购买力下降了，有效需求更不足，对消费的打击更大。

现实实在是魔幻。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曾提出：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了生产而生产，最终目的是消费。

后来，类似的观点渐渐演变为萨伊定律。

主要逻辑，是供给创造需求。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需求？什么是需要？

简单来说，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受到个人收入、商品价格等因素制约，它是有限的。

而单纯的需要，是无限的。

鲁宾逊漂流记中有一个经典桥段。

星期五会抓鱼，鲁滨逊会摘果子。

星期五只有手里有鱼，才有支付果子的购买力，这叫需求；想吃果子，却没有鱼去换，这只能叫需要。

回归到现实中，其逻辑就是：你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必然已经创造出等价的供给。

一个人、一家企业，首先要有供给能力，才能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最终对别人生产的商品形成需求。

所以，需求是由供给创造的。

自由市场中的所有人、企业都互为供需关系，这是最天然、健康的状态。

在这种机制中，社会的所有产出，一定会创造出等价的需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实中会出现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情况？

萨伊定律的主张，一句话概括：人是理性的，市场是高效的，价格是唯一的信息信号——只要政府不插手，万物自然归序。

但供给创造需求与大多数人的常识相悖，“需求创造供给”才是主流。

当人们偏向储蓄，也就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会主动印钞放水、刺激消费——本质上，是把所有人拿出来全民分享，透支未来的财富。

一般是通过金融手段促进信用扩张，引诱资本去寻求扩大生产规模，加快财富流动创造繁荣。

由于这种调控和繁荣并非自然发生的，人为造成的供需不平衡迟早会导致产能过剩、财富正常流通难以为继，经济萧条随之而来。

因而才会呈现会一个个经济周期。

更重要的是，你创造产出所得的回报，并不完全为你所有。

甚至，大部分都不归你所有。

回归到文章开头，对我们的社会而言，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2%，却只拥有3%的资源。

在资源如此匮乏的环境中，民企仍然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创新成果、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经营主体。

但是，这个比例仍然过低，近40%的GDP仍然与80%的普通人无关。

据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外国企业部门总资产为914万亿元，其中国企资产规模475万亿元，占比高达52%。

而无论是看现金流数据，还是每个人的真实感官，居民部门所得的企业分红都是极其低下的，长期在10%以下。

居民部门拥有资本的比例过低，意味着平均每个居民得到的资本回报——也就是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水平，也必然低于平均水平。

最大的问题是，国企虽然号称是全民所有，但其所有权并不为居民所有，居民部门根本无法影响其投资行为，也不可能得到其资源转移。

红利难以流向居民部门，意味居民的消费能力从来就没有足过。

只不过在经济上升、居民消费偏好相对较好的时期，这一点点“瑕疵”被掩盖了。

02

水不该往高处流

没人会怀疑，接下来是否会继续放水。

水是一定会放的。

只要落到了实处，无论是发放消费券、还是效仿发达国家直接全民发钱，短期内都能刺激信心回暖。

但长期看，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大概率，依然只是刺激得来的短期现象。

提振内需，已经强调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太大效果。

横向比较，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75%）低20%以上，甚至比印度、乃至“低欲望”的日本社会，都有很大差距。

纵向比较，加入WTO后的近20余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60%以上降至50%左右，整体也是向下的。

结合起来看，先不谈内需拉不拉得起来，首要目标更应该是别任其继续下坠。

近三十年，整体经济水平越来越高，人均GDP也在不断上升，最终消费却越来越差。

背后的缘由，或多或少都与上文所说有关。

想要长久而有效的改变，就必须要从源头处解决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多次聊过的，由于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我们的税基多在生产端，特征仍是生产型社会。

生产的商品当然必须要流通才能实现循环，但流通可以向外流通。

这就导致非常依赖出口带动经济。

只要外贸能继续强有力输出，就缺乏动力促进向内流通。

而一旦出口不振，内循环又长期被轻视，立刻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同时，在宝贵的高增长期，大量资本用于扩张，且以所有制为锚定，投向了低效的国企，而没有用于提高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

这就导致出现的一个悖论：GDP增速与效益成反比。

今年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况，GDP增速依然能保持在5%以上，税收却下降了5％……

长此以往，有效需求占比越来越低的同时，居民储蓄率自然就越来越高。

总有人将中国人过低的消费率和过高的储蓄率，归咎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

这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臆测。

勤俭是全世界所有文化都认可的美德，并非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有。

请问，各位活了这么多年，见过的人没一万也有八千，遇见了几个真有钱但是不愿意花的？

国人储蓄高、消费低，可能确实有践行传统美德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长期围绕投资、出口模式所建立的分配制度导致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

另一个关键点是，2009-2021年，房地产过热，消费力相对较强的中产大量透支未来。

原本就弱的内需，进一步削弱。

03

尾声

“国企改革”这个话题，从来就没断过。

这很讽刺，因为反复改革，说明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

过去到现在模式的结果，是居民相对贫穷；而要拉动内需，本质上就是让居民有钱去消费。

长期来看，这两者其实是相悖的。

拉动内需真正的关键点，从来不单纯是放多少水。

要想进入良性循环、持续共振，必须连同整个模式一同改进。

为此必须要保护产权，推行法治，消解管制，实现由“开放”到“放开”的转变，创造真正有利于企业发挥的机会和制度环境。

这才是当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做的事情。（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