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声 | 由日常理解历史

陈春声

对于我们这一辈的很多潮汕人来说，侨批仍然是儿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末，因父母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我们几兄弟到澄海外婆家生活了三年。外婆的弟弟（潮汕人叫“老舅”）侨居柬埔寨（在外婆口中还是“安南”）数十年，每年春节前，就会听到大门外面有人喊“批来了”，接着，送批的人会上门交付老舅寄来祭祖的侨批。后来柬埔寨发生政变，老舅整家人都失联了，直到现在也没有音信。这是儿时日常生活的记忆。

后来因为到大学念书，又开始研究潮汕地域社会史，注意到民间很多收藏家、集邮家收藏有大量的侨批文献，也知道海内外多所研究机构和档案馆、博物馆日益注重侨批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展示，更有卷帙浩繁的多部大型侨批汇编公开出版。以侨批为研究对象的中英文论著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年轻的研究者选择以侨批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真的令人欣慰。

陈丽园的《跨越华南与东南亚：1911—1949年的潮帮侨批网络和社会互动》，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高质量的侨批研究著作。丽园本科和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其硕士论文就以侨汇为题。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搜集丰富第一手资料和深入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1911—1949）》的博士论文。因研究课题有所交集，丽园就读于中山大学时，我就对她的研究工作比较关注，她赴新加坡跟随刘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应该也有推介之力。2004年3月，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每天都在大学图书馆见到丽园，她正沉浸于博士论文的资料分析和写作之中，喝咖啡时会非常兴奋而详细地讲述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和广州、潮汕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的收获，还带我参观了新加坡华侨中学。2015年2月，我访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与丽园见面，他们夫妇当时正在国大访问，我又建议她尽快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现在终于看到这部资料翔实、条理清晰的有深度的著作，不禁感到释然和感动。

应该讲，近年侨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发现”。因为侨批一直存在于闽粤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一直有从事集邮和研究邮政史、金融史、地方史、华侨史的学者在做侨批的研究，但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之后，这样普遍地被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如此大规模地被收集、整理和研究，肯定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资料发掘上一件颇具学术史意义的事情。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这样论述史料与学术的关系：“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是为至理名言。用好侨批这样的新文献，确实应该做更多新的研究，提出更多新的问题，最终对多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能起到推动的作用。经历多年的研究实践，我还是觉得，更深入地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仍然是值得继续努力的方向。中国有优秀的历史文献学传统，有一整套古籍校勘、辑佚、比对、训诂等方法。而欧洲汉学的传统也有数百年历史，早期来到东方的传教士、航海家、商人和旅行家，也发展出一套以欧洲文字翻译、解读中国古代经典的成熟方法。传统中国文献学或欧洲汉学，在解读儒学经典、正史、政书，乃至笔记、文集、小说等传统读书人念得比较多的文献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要用这一套传统文献学的办法，去解读各种各样的民间文书，包括书信（比如侨批）、契约、族谱、账本等资料，就会发现用起来不是很有效。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常常发现，即使同学们在历史专业修读过历史文献学和古代汉语的课程，但他们仍很难读懂包括侨批在内的民间文献。其实，丽园这部著作中引用的许多侨批原文的内容，包括亲属称谓、地方风俗、商业习惯、俚语、地名、货币单位、度量衡等，一般的读者已经很难直接从字面上理解其贴切含义，更遑论要通过这些文字去揭示地方社会和乡村生活的内在脉络。正因为这样，努力系统地建设“民间历史文献学”学科，才成为近年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者重视的学术取向。

值得注意的还有，传统历史文献学擅长处理有意识史料，而侨批、契约等民间文书却是无意识史料，华侨和侨属写批与回批时，是没准备给外人和后人阅读的。旅居海外的侨民给家里的长辈、太太和孩子写封信，肯定没有想到一两百年后，还有历史学家要拿他写的文字去做研究。批信里面讲的大多是家庭内部的生活琐事，这些琐事的背景，他的长辈、太太和孩子是知道的，不需要另外交代或解释。侨批里常常也会使用方言土语等，甚至还有很多隐喻，讲许多只有地方上、社区里或家庭内部才明白的事情。现代的研究者去解读的时候，其实常常是看不懂的，如果像引用其他有意识史料一样，随便摘引一段就直接从字面上进行阐释，很可能就会严重误解或歪曲写批者的原意。建立在这种片面解读基础上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很可能就有失偏颇。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基本训练，可以让研究者在处理这些无意识史料时，有机而辩证地将细致的文献解读与专业深入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还要努力利用侨批有意义地叙述普通人的生活，去回应我们这个学科更大的、更本质的问题。在仔细阅读海量的侨批文书之后，我们常常会被华侨日常生活的细节所吸引，会情不自禁跟着去描述关于家庭内部关系、家庭与宗族关系、村落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的许多故事，但如果没有更大的历史背景，没有更大的学术关怀，在委婉曲折地讲完故事之后，我们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工作对学术发展可能有什么实质贡献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历史学有自己的学科本位，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背后，没有好的关涉学科本质的学术问题，我们工作的意义就可能衰减。这是每一位研究侨批的历史学者都要面对的。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利用侨批有意义地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的许多工作这样，只是比较简单地复述和解释侨批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或许可以考虑，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时代，数理统计、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虚拟现实等跨学科的方法可以被侨批的研究者更多更好地利用。面对海量的、琐碎的文书资料，如果能用更科学理性的数字化的方法去分析整理，也许统计和计算的结果真的有助于回应关系到历史总体关怀的大问题，可能在学术上会有贡献和突破。当然，这只是值得考虑的许多可能的方法取向之一。

做中国历史研究的人，还常常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制度史上有所贡献。作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我们还是认为，证明自己的工作在学术史背景下具有价值的重要标志，是这样的研究能让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感兴趣，而他们感兴趣的理由，是在制度史的解释方面有所启发。我们理解的制度史，当然不仅是具体的典章制度的建立过程或其文字含义，更重要的还是典章制度在地域社会中的表达，典章制度在地方上的普及与应用机制，等等。其背后的学术关怀，还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而国家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无论如何，我们以侨批为资料内容，开展地域性的、具体的个案研究时，在内心深处必须对包括国家和制度在内的更大的学术问题有所关怀。本书关于1926—1927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就侨批“总包制度”与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殖民政府的交涉、1928—1929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就荷属侨批“总包”问题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交涉、1929年以后为保留民营侨批局而开展的系列运动的描述，都说明国家及其制度运作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即使是在所谓“跨国网络”的语境之下。

近年包括侨批在内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大量汇编出版，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中心也空前开放，整理利用原始文献的条件前所未有的便利，但近年出版的许多侨批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描述过程、机制、网络、关系的居多，深入研读侨批文书，厘清家庭、家族、乡村社会内部脉络的工作偏少。资料利用便利了，但我们自己和年青一代研究者很细心地钻研文献的精神反而不如以前，用十年功夫结合田野工作去读透一批材料，再进行严肃而有深度的理论思考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

拉拉杂杂地写下以上感想，正是因为对目前的侨批研究风气有些遗憾。欣慰的是，本书第六章关于澄海县山边乡陈氏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其家族成员两百余封往来批信仔细研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是为序。

陈春声

2023年10月11日于广州康乐园永芳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