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歌手”施光南

来源《上海采风》

施光南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位作曲大家。他创作的音乐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尤其是他谱写的一大批充满时代气息又雅俗共赏、朗朗上口的歌曲广泛流传，那些隽永美好的旋律至今还深埋在亿万国人的心田。虽然他英年早逝，但留下的《祝酒歌》和《打起手鼓唱起歌》等音乐作品是永载史册的。

施光南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从小就深爱着饱受反动派蹂躏和战争创伤的祖国和人民，期盼着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父亲施复亮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与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党的领袖人物共事。母亲钟复光也是中共早期的女革命家之一，与蔡畅、邓颖超等同辈，领导妇女运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期间，施光南的父母都在陪都重庆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8月22日，施光南在重庆出生，他的幼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施光南自幼就显露出不凡的音乐才华。小学一年级时他才5岁，在参加重庆的一次儿童歌咏比赛中，唱了一首自己编的儿歌《春天到了》，令所有评委和观众耳目一新，获得了银奖。这也是他音乐人生中第一个“创作奖”。

但那时，天才少年施光南是没有机会学习到音乐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跟随父母迁居北京，在101中学完成中学学业时，从未学过钢琴和作曲技法的施光南，居然在此期间大胆创作。他仿照中外民间音乐和一些革命歌曲的音调，自己作词编曲谱曲，写下了许多中外歌曲，为此学校还为他油印了一本《中外民歌选》，收录的几十首歌曲都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中有些歌曲还曾在社会上传唱过。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他长期自学多种民间戏曲、说唱音乐，从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这也给他以后的音乐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施光南一生保持着这种不失时机学习民间音乐的好作风。

1957年夏，热爱音乐的施光南在高中毕业后，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这是他很多年来的夙愿。为此他在考试前半年开始练习钢琴。16岁才学弹钢琴，这对于想成为专业音乐工作者的人来说已经太晚了，但极具音乐天赋的施光南，还是抓紧所有时间拼命地练习。在考前他已能弹奏贺绿汀作曲的钢琴小品《牧童短笛》。在考试时，他又加弹了一首自己创作的钢琴曲《流水》。然而施光南考试的成绩不太理想，他的视唱练耳和和声习题都很差，临学的钢琴底子又薄弱。唯有他自创的钢琴曲《流水》给考官们留下深刻印象。考试的最后一关，是考生唱民歌，这是施光南的强项。面对江定仙副院长等一班考官，他一点也没怯场，有板有眼，从容不迫地接连唱了几首民间乐曲，从河南坠子到云南花灯，又从江南评弹唱到国粹京剧。在场考官被这位年轻人扎实的民间音乐底蕴和对音乐的天生的敏感而打动。就这样，施光南被破格录取，但有个条件：由于他的音乐基础较差，所以安排他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二年音乐基础课。从骨子里深爱着音乐的施光南，在踏入附中的那一刻起，便全情地投入学习。在这两年时间里，他比同窗学子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从而弥补了过去的不足，也打下了扎实的作曲功底。施光南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校址还在天津，但不久就迁往北京。施光南从附中毕业后，并未前往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而是留在了于中央音乐学院原址上新建的天津音乐学院，继续五年的大学学业。

期间，他学完了作曲四大件（曲式、和声、复调和配器）的学习和研究。大三时，校方专门安排中央音乐学院的苏夏教授担任他的主课导师，就这样，在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施光南每周都要往返津京两地学习，无论风雨寒暑从不间断，在火车上都要抓紧时间读谱学习。在附中和大学的七年间，施光南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去各地采风，广泛地采集、整理那里的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戏曲和曲艺音乐，且乐此不疲。长期的积累，为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这七年间，他也始终坚持边学习边创作，谱写出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作品。如清新活泼的女声小合唱《五朵金花寄回家》《公社书记下田来》，小提琴独奏曲《瑞丽江边》《阿里山之鼓》，还有钢琴组曲、小提琴协奏曲、交响诗等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分量最重的当数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此作是施光南大二时创作的。套曲选用了6位革命烈士的遗诗作为歌词：邓中夏的《过洞庭》、彭湃的《田仔骂田公》、叶挺的《囚歌》、杨超的《就义诗》、刘绍南的《壮烈歌》和瞿秋白的《赤潮曲》。这6首诗作形象地展现了革命先烈投身革命、宣传马列、被捕入狱、刑场斗争和慷慨就义的壮丽画卷。

施光南学生时代的另一首代表作，当属小提琴独奏曲《瑞丽江边》。此作描绘了云南边疆秀丽的风光、傣族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以及年轻人纯真热烈的爱情，是一曲和平宁静的颂歌。乐曲为奏鸣曲式结构，主题音乐采用了傣族民歌的素材，热烈欢快又极具舞蹈性。全曲充分展现了小提琴如歌的音色，并发挥了小提琴的跳弓、双弦和泛音等演奏技巧，是一首经典的小提琴曲，已成为中国小提琴家的常演曲目。由此可见，施光南早在学生时代已展露出他不凡的音乐天才。

1964年夏，结束七年音乐学习生涯的施光南被分配到天津歌舞团担任专职作曲。进团后，他结识了团里的小提琴手韩伟。韩伟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俩人一见如故且惺惺相惜，从此一人作词一人作曲，珠联璧合，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等。初到天津歌舞团时，施光南只负责为一些小歌舞和独唱曲目写配器，但他心中一直在酝酿要创作一部有新疆风味的歌舞剧。

但两年后开始的“文革”，彻底破灭了施光南的创作计划。“文革”初期的艺术院团都处在停摆状态，天津歌舞团也不例外。此时，对音乐创作一直充满热望的施光南感到十分彷徨沮丧，而父亲的非正常去世，母亲和哥哥又遭到隔离审查，也使他更感到十分不解。但即使面对这样的困惑和艰难，施光南的创作激情依然不减。

他趁团里没有演出任务的空闲时光，与韩伟结伴去新疆、内蒙古等地采风，谱写了《马铃声声响》《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打起手鼓唱起歌》等一批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但那时的文化氛围，只能有八个样板戏在社会流传，其他抒情的音乐是不允许传播的。因而这些优秀的作品完成后，只能藏在“深闺”，世人并不知晓。1973年，施光南应著名舞蹈家贾作光之邀，为其编导的独舞《鸿雁高飞》谱写音乐。因为他曾多次去内蒙古采风，因而非常熟悉那里的民间音乐和舞蹈旋律，配乐十分顺利成功，音乐极富内蒙古风情。但此舞在公演前的审查并未通过，舞蹈音乐甚至受到指责批评，称其为异国情调，轻歌曼舞，是文艺黑线的回潮。施光南也就此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音乐创作不能搞了，但那时的样板戏却风光无限。于是施光南转投戏曲唱腔的改编设计。他最初是为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移植的同名京剧《红灯记》设计了主要唱腔，紧接着又为山东省京剧团创编的现代京剧《红云岗》谱写了全部唱段。此剧的音乐，既保留了传统京剧的风格风韵，又融进了吕剧、河南曲子和山东民歌等，从而丰富发展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得到许多前辈京剧名家的赞誉。

1974年，这时的文艺创作已开始松动，许多新创作的抒情歌曲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雄伟的天安门》等，已能通过广播、唱片和当年发行量极大的歌曲集《战地新歌》广泛地流传。有了这样的创作环境，施光南重燃从未退却的写作欲望。这年的初秋，他只身来到北京的几家音乐团体，商讨一些创作和演出事宜。一天，施光南来到中央乐团。正巧该团的女声小合唱组在排练，他听到领唱罗天婵醇厚又富有磁性的歌声，觉得这位女中音非常合适演唱自己从未面世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于是趁排练间隙时，施光南与罗天婵攀谈起来，俩人虽过去从未谋面，却一见如故且相谈甚欢。所聊话题都是围绕音乐。施光南拿出《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歌谱手稿交由罗天婵，旋即自己在钢琴上自弹自唱起来，那热烈欢快又充满律动的旋律，令在场所有的歌唱家们无不为之动容。罗天婵更被这曼妙无比撩人心魄的歌曲深深感染而不能自拔。她当场表示一定能唱好此作，不负作曲家的厚望。

几天后，施光南再次来到中央乐团排练厅听罗天婵演唱此作，顿感眼前一亮。经过罗天婵的二度创作，尤其是副歌的衬词，她在抑扬顿挫和起承转合上花了很多心血，经过不断打磨已形成自己独到的处理和演绎。罗天婵的演唱与作品可谓天作之合。经施光南的推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罗天婵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并向全国播送。不久，中唱公司又将此歌灌制成黑胶片，以至那隽永美妙的歌声传遍祖国的天南地北，成为国人心中难忘的美好旋律。

四年后的1978年，施光南调入中央乐团。那年施光南和罗天婵一道随团去海南岛慰问部队官兵，在海南期间，施光南抽空谱写了一首新疆风味的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此作具有典型的维吾尔族音调和风韵，全曲的音域只有十度，曲调在发展中经常采用重复和模进的手法。歌曲除了二个乐段的相接处有一个八度大跳外，其他音程都在两三度内进行，这使得歌曲具有一种含蓄平稳的特点。那浓郁的维吾尔族旋律娓娓动听，犹如姑娘内心甜蜜的情话。他把歌曲交给罗天婵演唱并征求其意见。两人在交流切磋多次后，罗天婵建议把原作结尾处，以高亢的情绪改为以弱音，用轻声、哼呜式的演唱为好。这样的处理，更能给听者余音缭绕，意犹未尽之感。同时她又给新作提了另外一些意见。返京后，施光南根据罗天婵的建议和她的嗓音特点，又对作品稍作改动，亲自誊写了一遍钢琴谱送交罗天婵，并正式邀请她首唱此作。如今这位人民音乐家已英年早逝，但他赠予罗天婵的歌谱，虽已泛黄，还缺了一角，但一直陪伴着罗天婵的艺术之路。此物也是俩人友谊的见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军民普天同庆，中国的文艺事业又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那时还在天津歌舞团工作的施光南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想写首庆贺的歌曲。有一天，他和韩伟两人小酌，酒兴正浓时，他吐露了内心的创作想法。正巧韩伟也有此意，于是俩人一拍即合。韩伟想起了著名诗人郭小川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祝酒歌》，回家后便翻阅了郭小川的原作，很受启发。他文思如涌，辗转难眠，挑灯夜战，几经修改后，天快亮时终于完成了一首同名词作《祝酒歌》。词作由二段歌词和一段副歌组成。当施光南在第一时间拿到词作时也是欣喜若狂，积压在心头十多年的激情，此时顷刻喷涌而出。谱曲完成后，俩人又多次一起商讨并修改润色，使之更加完美。

最初的《祝酒歌》是一首女中音独唱歌曲，施光南在作品完成后的第一时间，把歌谱寄给了中央乐团的罗天婵和中央歌剧院的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说来也巧，苏凤娟接到施光南的歌谱正在哼唱时，同在排练厅的同事李光羲被吸引了。激昂欢快又热烈隽永的旋律让李光羲热血沸腾，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首千载难逢的好歌。但他见苏凤娟爱不释手，不好意思开口索要歌谱。

李光羲与施光南虽没深交，但也见过几面。当晚就冒昧写信给人在天津的施光南，希望他能把歌谱移调，改成男高音演唱的版本，并恳请他再写一个十一人的小乐队伴奏总谱。没过几天，施光南就把移过调的歌谱和小乐队的总谱一同寄来了。李光羲收到后如获至宝，旋即就请剧院乐队的同事一同抄谱排练。不料，正当李光羲兴冲冲地想把这首新歌作为剧院音乐会曲目时，剧院领导却因为心存顾虑而否决了。拿着这样的好歌却不能登台演唱，李光羲感到非常失望。

就在这时，李光羲应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场宴请外国元首的演出。他打定主意，想冒险在这场招待会上首唱《祝酒歌》。于是，他在演出前做了乐队同事的思想工作。李光羲对他们说：这是一首多么动情的歌曲，若能演唱是一定会轰动的。他想擅自冒险演唱，万一将来要追究此事的责任，一切问题由他一人承担……在这天的宴会上，当《祝酒歌》激昂的前奏刚响起，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即刻欢腾起来了。随着李光羲歌声的不断递进，从而达到高潮，在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及全场所有人的激情都已被点燃。那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似乎要把大会堂的屋顶都掀翻。而此刻心潮澎湃的李光羲更兴奋得不能自已，他和乐手们的眼眶也都早已湿润了……《祝酒歌》成功了。

正因为在人民大会堂的成功演出，几天后，中央歌剧院原定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办的四场音乐会的节目也重新调整，新的节目单上赫然印上了新增的，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这四场音乐会，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都是压轴节目。每当那激情澎湃的歌声响彻全场，歌者与听众那种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互动，也都达到了高潮。心绪难平的观众纷纷向中央歌剧院索要歌谱，《祝酒歌》在北京的音乐爱好者中不胫而走。很快，几乎所有的歌曲杂志都刊登了《祝酒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每周一歌”节目中教唱《祝酒歌》。那时我连续七天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学唱。这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文艺晚会，也特邀李光羲演唱《祝酒歌》。就这样，随着荧屏和电波的传播，《祝酒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从此，那美好的旋律就一直流淌在亿万国人的心田。

无疑，《祝酒歌》是韩伟和施光南继《打起手鼓唱起歌》后，又一次成功的合作。这首雅俗共赏又具有群众性的艺术歌曲，也是划时代的颂歌。诚然，它的演唱有很大难度。作品有十四度的音域，跳跃的行腔，抒情的长线条和激昂的强音，旋律的模进和发展，需要歌者的情感不断递进。这首《祝酒歌》也使李光羲的歌唱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从49岁一直唱到生命终止。

施光南在《祝酒歌》之后的又一首力作是：歌曲《周总理，您在哪里》。词作者柯岩是著名诗人贺敬之的夫人，也是位老革命。此作是施光南在1976年除夕的一夜之间完成的。当年他的父亲施复亮与周恩来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他小时候就见过周总理。新中国成立后，施光南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曾多次与周总理有过接触，因此他对周总理是怀有特殊情感的。此次创作，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投入的。歌曲是在旋律与泪水间写就的，谱纸上滴洒着他悲痛的泪水。歌曲的音乐吸取了呼唤、倾诉的音调，刻画了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缅怀和思念之情。歌曲经由李光羲如诉如泣又悲痛激昂的演唱后，传遍神州大地。

1978年初，施光南调任中央乐团创作组，旋即他为本团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量身定制了歌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又为本团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谱写了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光1979年这一年间，施光南就创作了《假如你要认识我》《台湾当归谣》《我的祖国妈妈》《萨瓦河畔的姑娘》等一百多首歌曲，他自称这一年是自己的“声乐年”。

在这以后的几年间，施光南又相继谱写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多情的土地》《龙舟竞渡》《望神州》《奉献给亲爱的祖国》《高举亚运会火炬》等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这些作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浇灌和用生命激情来铸就的。施光南作品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旋律优美，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作品大多是抒情歌曲，而且题材广泛、样式丰富、手法凝练又雅俗共赏，不仅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更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20世纪80年代初，东方歌舞团来上海文化广场驻演一个多月，那精彩纷呈的节目使人耳目一新，因而连演连满，一票难求。我与带队的团长王昆相熟，又与团里的几位独唱演员远征、郑绪岚、牟玄甫、蔡金梁等是好友，我家离文化广场也近在咫尺，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有空就到文化广场后台与演员闲聊，以增进友谊。我的胞弟李建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剪纸影片主创人员，他也是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籁鸣先生的关门弟子，擅长为人物剪影。那时他在下班后便提着挎包，带上剪纸工具来到文化广场后台，为东方歌舞团的许多演员剪影，这无疑也是他的一种艺术实践。

有一天下午，大名鼎鼎的施光南突然来到文化广场后台找远征，想请她演唱自己刚完成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新作充满了乡土风味和时代气息，施光南在作品中运用了多种北方传统民歌的音调，融汇糅合成歌曲的主题音乐，清新脱俗、朗朗上口，旋律层层推进，不断发展，是一首雅俗共赏的好歌曲。远征的嗓音极富中国民歌风味，清脆甜美又辽远宽广，而且音色明亮，高音还富有金属声，非常适合演唱此作。这天施光南和远征在交谈时，我和胞弟李建国正好就在现场，李建国不失时机地为施光南剪影并当场赠予他留念。拿到剪影后，施光南非常喜欢，连连道谢。这时我也与施光南寒暄了几句，并表示想写歌词请他谱曲。没有一点大家架子的施光南表示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施光南，对他谦和睿智、平易近人的态度印象深刻。

艺术歌曲《多情的土地》是施光南在1982年谱写的又一力作。这首歌曲表达了人们对自己故乡的眷恋之情。深沉舒缓的旋律和节奏型的音型贯穿全曲，那附点休止符后的十六分音符和导入四分附点音符的节奏，显示出主题音乐那迟疑、很难迈出的脚步，似乎是沉重的脚步声和深深的叹息声。歌曲在歌颂家乡那片美丽迷人土地的同时，又让听众联想到我们脚下曾经充满灾难又曲折坎坷的道路。这也是此作最可贵、最动人之处。

施光南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不同题材、不同样式或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他除了谱写过大量的各类歌曲外，同时还不断地向其他新的创作领域拓展，包括为多部电影、电视剧谱曲，创作了芭蕾舞剧《白蛇传》的音乐及无伴奏合唱组歌《云南即景》和声乐套曲《海的恋歌》（此作的音乐后来被全部用进音乐故事片《海上生明月》中），歌剧《伤逝》和《屈原》更是他音乐创作中的两部重头戏。

施光南完成于1981年的第一部歌剧《伤逝》，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创作的。此剧是王泉和韩伟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伤逝》原作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诗，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的两位男女青年涓生和子君的形象，热情赞扬了他们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和反对封建礼数的无畏精神。歌剧《伤逝》全剧只有涓生和子君两个人物。此剧突破了一般的戏剧分场方式，按照音乐布局来进行戏剧结构，并采用“春、夏、秋、冬”四季来展现人物情感的变化发展，是部奏鸣曲式的作品。音调上采用了我国“五四”时期学生歌曲和那时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并借鉴了西洋正歌剧的样式，用咏叹调和宣叙调来描写、刻画剧中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施光南选择了总政的男高音程志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殷秀梅一同首演歌剧《伤逝》。这两位主演都是声乐教育家沈湘的高足，也都是国内极有影响力的歌唱家。他俩珠联璧合又入木三分的表演，也给此剧增色不少。《伤逝》是施光南对中国原创歌剧的一次探求和实践，此剧在中国音乐史上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歌剧《屈原》是施光南创作的第二部歌剧。其实他早在学生时代就想把郭沫若的诗剧《屈原》改编成歌剧，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88年，施光南才完成了歌剧《屈原》的音乐和配器。1990年3月，由杨洪基（饰演屈原）和关牧村（饰演婵娟）演唱的“歌剧《屈原》清唱剧音乐会”在北京首演。

在这场音乐会上，歌剧中的一些唱段，如屈原的咏叹调《离骚》，他和婵娟的二重唱《离别之歌》，还有《红橘经霜》《招魂》《怎么不令人神智惶惶》等，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施光南在聆听了音乐会后也发现新作中的一些不足，想抓紧时间对此作进行修改和调整，准备在当年的夏秋之交，与中央歌剧院合作，把作品搬上舞台。为了使此剧更加完美无瑕，施光南日夜苦思冥想，全身心地投入，结果劳累过度，4月28日，他在中央乐团的创作室里修改乐谱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钢琴的琴键上。文化部对施光南的病情十分重视，组织了北京最好的医疗团队进行抢救，但最终宣告医治无效。5月2日，施光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国人悲痛不已。施光南的离世，无疑是中国音乐事业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