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性格中的“坦白豪爽”贯穿其一生,以下三件小事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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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敢拒领袖
初到延安拒见毛泽东,直言“我挺忙”。
1938年3月,萧军初抵延安,毛泽东派秘书邀请见面。萧军竟以“不见了,我挺忙的,也只是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为由拒绝,态度直率到近乎鲁莽。毛泽东非但未计较,次日反而亲自到招待所拜访。
萧军晚年反思此事时坦言:“毛主席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相比之下,我年轻气傲,太渺小了。”
他的豪爽之处在于,对领袖毫无曲意逢迎,直言行程计划,展现不攀附权贵的坦荡。
02 敢正身份
纠正“先生”称谓,自称“布尔什维克同志”。
在延安一次边区参政会上,主持人称其为“萧军先生”。他登台即正色道:“我不是先生,是同志! 狭隘地讲,我不是布尔什维克;广泛地讲,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此言既表明对革命身份的认同,也隐含对知识分子疏离群众称谓的反感。彼时他虽非党员,却以“同志”自居,凸显其投身革命的赤诚。
他的坦白之处在于,公开申明政治立场,拒绝形式化尊称,体现身份认同的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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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敢贪市井烟火
四十年不忘“甜水面”,下飞机直奔小吃店。
1982年,萧军时隔54年重返成都,刚下飞机便向接待人员提出:“先吃甜水面!”因工作人员不解何物,他急切解释为“担担面”,随后直奔“洞子口凉粉店”。落座后连吃三碗,边吃边回忆抗战时躲空袭警报仍馋此味的往事,甚至为此延误座谈会。他直言甜水面“辣中带甜”的奇特风味“别处没有”,毫不掩饰对市井美食的挚爱。
他的豪爽之处在于,名人身份下仍坦率表达世俗欲望,对旧味执着如少年,毫无文人的矜持作态。
萧军的“坦白豪爽”是文坛异质的存在。
这种性格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萧军是辽宁锦州人,父亲脾气暴躁,在他7个月大时,母亲因受不了父亲毒打而自杀。他18岁时与父亲决裂独自闯荡,曾参军入伍,但看不惯军营里的军阀习气,甚至曾举起铁锹打向欺负学生的军官。这种刚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1940 年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后,他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炽烈,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
面对这些情况,他毫不隐瞒地向毛泽东倾诉自己的想法和不满。他的这种行为,看似莽撞,实则是其坦白豪爽性格的自然流露。他不藏着掖着,有什么说什么,在那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性格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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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其“极坦白豪爽”,正是对他不伪饰、不妥协的本真性情的高度概括。
1941年夏日的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提笔给作家萧军写下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 “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给萧军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364页
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坦白豪爽”蕴含着特殊的精神重量。
“坦白”,是心无城府、光明磊落,敢于将所思所感袒露于阳光之下;“豪爽”,是胸怀坦荡、率性果决,不为世俗利害所羁縻。这种品格在延安整风前夕的复杂环境中尤为可贵。
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他深知革命事业既需要纪律与团结,更需要萧军这般敢于撕破温情面纱的“谔谔之士”,如战国策士般以铮言警醒世人。
纵观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交往,能获此评价者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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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激赏鲁迅的“硬骨头”,理解丁玲的“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蜕变,而对萧军的肯定,则聚焦于其人格的率真与不伪。
二人精神上的“谈得来”,源于对“真”的共同追求。毛泽东一生厌恶“言不由衷、看风使舵”的“两面派”,萧军则以其不矫饰、不妥协的个性,实践着精神领域的“实事求是”。
这种共鸣,使毛泽东愿以同志而非领袖的姿态,对萧军提出“强制省察弱点”、“调理人我关系”的逆耳忠告,这恰是对真正同道者的信任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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